论前秦、后秦与关中佛教

十六国时期,氐羌民族先后在长安建立政权.在"修废职,继绝世,礼神祗,课农桑,立学校"的同时,他们积极信奉佛教并利用政权力量大力扶持佛教,由此关中佛教得以迅速发展.究其原因有四:宗教信仰的心理需求;佛教三世轮回等学说为他们入主中原、取得正统地位寻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试图将教权置于皇权的掌控之中和高僧的品识.     

前秦苻坚与后秦姚兴之汉文化特征及其现代启示——以汉武帝以降“崇儒兴学”的汉文化传统为中心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文化交融的重要时期,其间正当两晋南朝玄风弥漫之际,十六国北朝却儒风雄劲。从十六国中后期开始,前秦苻坚、后秦姚兴等胡族统治者大力吸取汉、魏、晋以降汉族统治者的治国之道,颇具以“崇儒兴学”为中心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极大地推动了前秦、后秦政治、经济、文化诸项事业的发展,而且有力地推进了整个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比较探究苻坚与姚兴的汉文化特征,不仅有助于从文化层面进一步了解十六国中后期的历史发展及其基本规律,而且对当前进一步推进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大力弘扬中国传统文化、提高全民族科学文化素质均具有较大的启示。     

北朝炎黄祖先记忆与“中华”认同

炎帝、黄帝作为中华民族“共祖”,是由中国历史上各民族共同确立的,而北朝是炎黄祖先“共祖”身份确立的关键时期。十六国至北魏,边疆民族进入中原建立政权后,往往祖述炎黄,以促使本族“华夏化”,确立民族政权的合法性。北魏孝文帝迁洛,施行“汉化”改革,推动了各虏姓家族接受“炎黄子孙”身份。至西魏北周,炎帝、黄帝成为关陇地区鲜卑、汉人、氐羌诸族共同尊奉的祖先。至此,炎黄祖先正式由“华夏先祖”发展为“华夷共祖”,并影响到后来突厥、契丹诸族。这推动了历史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自觉和发展。     

民族认同与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江淮望族李氏500年盛衰考论

李氏家族跨明清两代称雄江淮500余年,连续九代有人位至一品,30余人官至二三品,40余人有诗文集传世。明清鼎革,对满人采取不合作态度,与之对抗。在康熙有限的怀柔政策下,文化认同超越了民族认同,族人适时调整自己的政治取向,与朝廷合作。但由于雍乾及以后国策变化,家族亦走向衰弱。李春芳、李清、李楠、李鱓等人的进退代表了该家族不同时期的取舍,从他们身上亦可折射出各时期国家与士人的关系。     

中华制度认同与后赵天王体制的演变

[提要]后赵君主采用了有别于皇帝称号的天王号并为十六国北朝政权所仿效,然而后赵天王体制只是君主在其统治基础薄弱情况下对皇帝制度的调整。由于建政缺乏部族基础,后赵在建构王权时较为依赖君主家庭成员,在礼仪权威上模糊彼此间的差别,但这一调整并不成功,宗室内争的反复出现迫使后赵回归传统的皇帝制度。从政权架构来看,后赵以魏晋王朝为样板,一方面沿袭吏兵配属制度、宗室出镇制度,以保证“皇室作为一个家族驾于其他家族之上”;另一方面天王以宿卫亲军为王权的军事基础并建立内朝决策机制,以保证天王的王权专制。在后赵的政治实践中,吏兵配属、宗室出镇存在着反噬王权的发展面相,这一矛盾既根源于视宗室为一体的天王体制,也根源于自我矛盾的魏晋旧制。后赵天王体制的演变过程体现了中华制度传统对少数民族政权的约束,而以魏晋为样本的政权架构则反映出后赵的中华制度认同。     

蒙古族命名习俗的汉化倾向与族群认同

传统的蒙古族命名制度的内在结构具有草原游牧文化的特征,近现代以来,蒙古族命名习俗出现了汉化倾向,这是族群文化融合的结果。当代蒙古族个体身份的自我认同出现了对于空间地域的描述,代替了族群的来源和文化属性。这是自清代以来受汉族移民冲击而导致的文化变迁结果。     

从宗室出镇看北朝隋唐间皇权政治之发展走向

无论是颇具部族遗风的北朝宗室出镇,还是形成父子共治“家天下”格局的隋唐宗室出镇,都是中国古代皇权运作的不同形态,深受不同时代历史条件的影响。从宗室出镇的特征演变与最终舍弃来看,北朝隋唐间的皇权政治演变走出了南北朝的变态,而且崭露除了皇帝与官僚士大夫“共治”之端倪。     

高校思政课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教育的时代价值与实施策略

高校思政课以促成青年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认同为使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教育是完成这一使命的有效手段。在高校思政课中强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教育,有利于促进其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并促进其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使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新时代有新的生命增长点。同时,它有利于提升学生文化自信并筑牢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防线。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家国文化、君子文化都与新时代我国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理念有着深刻的契合,是我们推行优秀传统文化认同教育的关键素材。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要注意符合当代大学生的思维和认知特点,并尽量运用自主探究模式促成他们对优秀传统文化的自主认同。     

朝鲜燕行使节中华认同观的递嬗

燕行使节的中华认同观是明清时期中朝关系的风向标。研究以《燕行录》为代表的中朝关系史料,不难发现,奠基于礼学体系的中朝宗藩关系从明末便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朝鲜使节对明代的批判、对中华文化正统性的质疑便时有显现,其中华认同观也渐始减弱。明清易代后,朝鲜已不满足于"小中华"的自我定位,视满清入主中国为"鸠占鹊巢"而予以批判,有意识地区分出"他者"与"自我"并以正朔自居。总体而言,朝鲜中华认同观的变化是一种彼此渐行渐远的双向过程:自我意识日渐强烈,中华认同观因时递减,导致朝贡关系与自我身份认同背道而驰。     

中国古代足球的发展与兴衰

本文采用文献综述法,试图从蹴鞠的起源、功能极其兴衰来研究制约蹴鞠运动发展的规律,并让我们从一个崭新的角度来了解中国古代各时期的思潮演变的进程,从而继承和发扬其优秀的精华部分,剔除其违反客观规律的糟粕部分,真正做到“古为今用”。     

教育经费规范在近代中国宪法中的沉浮

近代以来,教育经费规范逐渐浮现于中国近代宪法文本中,这一态势持续到1949年.这一现象反映了严格规则主义对中国宪法的影响,折射出围绕着教育权保障所展现的各方利益冲突.这些刚性的操作性规范力图使保障教育权的理想和现实得以统一,虽然它们在某种程度上使人们能在合法范围内争取教育权益;但是规范和现实的落差既暴露出以严格规则主义宪法治国的伤痛,也说明了宪法并不代表宪政.     

河洛康百万家族:身份、作用与兴衰

康百万家族作为豫商的典型代表,延续了12代,历经400年的辉煌,其崛起背景正是明清工商业的繁荣发展时期。同时康家子弟通过科举以及捐纳、恩赐等方式获得功名,他们的身份既是商人也是绅士,体现了传统社会中绅、商的初步对流与融合。作为地方绅士,康百万家族受官府倚重,在乡村社会积极承担着慈善救济、公共工程修造、武装防御、发展教育等多种职责。亦绅亦商的身份使得他们的社会角色和地位具有一定特殊性,绅士身份为康家经商提供了支持,同时其对政权的依附性也决定了家业的没落。     

论拉丁语的盛衰

文章详细地论述了拉丁语作为一个渊源深厚、影响巨大的语言体系，它的产生和发展进程，并且深入地考察了拉丁语在各个历史时期与各国各民族的密切关系。文章还进一步的从历史学、经济、政治、宗教、文化以及民族学的角度探讨了拉丁语兴盛一时的原因，及其渐次衰微的戏剧性轨迹。对于拉丁语的历史地位、作用和影响，本文也作了客观而独到的评价     

欧洲共产主义兴起之由和沉寂之谜

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有其必然性,相对宽松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开创性的理论探索,变化了的国际环境是"欧共"产生的良好条件。欧洲共产主义的产生是顺应了欧洲社会发展的潮流,顺应了自主探索的发展愿望,顺应了民主发展的客观形势。欧洲共产主义的沉寂原因是抱残守缺,泥旧不化,理论落后于形势;思想混乱,组织松散,实践上建树不大;脱离群众,党员涣散,缺少坚强后盾;两面受敌,内外交困,颓势难挽。     

实证学风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的兴衰

实证学风是中国学术研究中源远流长的传统学风,但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实证学风一直未能占据主导地位。1950—1970年代现代文学研究盛行以论带史,1980年代又强调当代性、主体性和片面性,1990年代又有学者质疑实证学风,进入21世际则追逐“理论”与“想像”,实证学风一直备受批判、质疑和冷落。实证学风未能有效建立的原因：一是现代文学的政治目的与实证学风难以相容;二是用实证学风做学问的效率较低;但更重要的是,现代文学研究界未能端正对实证学风的认识。     

官位配置与国家兴衰

人类文明勃兴衰败循环往复 ,为什么有的国家兴盛了 ,有的国家衰落了 ,有的国家由盛而衰 ,有的国家由衰而盛 ?为此 ,产生了诸多解释范式 ,从官位配置角度探讨对国家兴衰的影响 ,将有益于对问题的深入研究。     

创新热潮冷思考

组织热衷于创新,应考虑创新的约束因素,使创新真正有利于提高组织效益。从实际出发,对组织在创新过程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论帝国的兴衰

随着民族国家的兴起,帝国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然而,人类进入文明社会后的绝大部分时间,却是在帝国政治中度过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帝国体系在全球范围内的彻底崩溃,帝国研究也被严重忽视。21世纪帝国研究再度受到关注,这既有弥补帝国研究不足的学术动因,但更有人类在全球化时代探索新的国际秩序的现实动因。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许多对人类文明产生深远影响的强大帝国,例如亚述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西班牙帝国和大英帝国等等。这些帝国持续的时间,长久者多达千年之上,短命者则只有区区十几年。帝国的产生和兴亡既要遵循一般的普遍规律,也有其各自具体的特殊原因。从普遍规律看,国家的军事力量、科技水平、综合国力、政治制度、战略决策、领袖品性、国民素质和地缘政治等,都是影响帝国命运的重要因素。     

市井幸福的历史沉浮

伴随20世纪初中国转型,传统的"市井幸福"从人生观念到生活现实经过了曲折历史变迁。传统民间社会的幸福观是通过"福禄寿"这一文化象征体系来表达的,福禄寿分别代表子孙满堂、飞黄腾达和长命百岁。故幸福乃关乎人之运势,与其说是积极追求的目标还不如说是虔诚祈求的对象。精英阶层却对民间的这种"幸福热"嗤之以鼻,他们自身倾向于一种更具超越色彩的对道与德的追求以及更高雅的人生乐趣。在"五四"青年眼里,传统社会次序是建立在压迫的基础上的,其对幸福的追求也以女性、青年、和庶民这三个群体的牺牲和痛苦为代价。启蒙也就意味着赋予每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把人们从礼教中解放出来,从而可以主宰自己的生活,拥有婚姻恋爱的自由。但是这个创建伊始的国家所面临的主权危机很快使个人的幸福追求显得可疑和徒劳。中国共产党所创建的社会主义国家要求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在改革开放时代,伴随着"美国梦"和商品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扩张,充满五四色彩的"市井幸福"也在中国卷土重来。为了具体阐述此漫长曲折的市井幸福史,本文将分析一系列文学文本:沈复的《浮生六记》(1809),鲁迅的《狂人日记》(1918)、《祝福》(1924)和《在酒楼上》(1924),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1930),丁玲的《一九三零年春上海》(1930),苏青的《结婚十年》(1943),张爱玲的《倾城之恋》(1944),以及陈冠中的《盛世》(2011)。除了梳理文学史和思想史以外,本文还会对在理论层面探讨欧洲启蒙运动时期个体的崛起和对日常生活的积极认可,以及情感在自由主义的民主社会中所占据的中心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