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支出结构与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再检验

以2010—2018年中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经验数据为样本，关注财政支出结构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并进一步考虑扩大内需战略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的制度背景因素影响。研究发现：第一，财政农业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财政非农支出中生产性支出和服务性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显著，职能性支出对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并不显著；第二，财政农业支出与财政非农支出在提升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都具有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与溢出效应；第三，无论是以本土市场规模衡量的扩大内需战略，还是以政策实施衡量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都显著促进了财政支出的农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效应。未来应在保证稳定的财政农业支出规模前提下，更加注重财政农业支出的结构安排，适度降低生产性支出份额，增加教育和科技等服务性支出，促进绿色农业技术人才的不断积累；同时，提高财政支农资金使用效率；利用本土市场深化扩大内需战略，并充分发挥财政支农作用，提高绿色农业供给质量。     

地方政府竞争提高了经济效率么？——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经验研究

沿用地方政府竞争的视角，对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效率进行解读。通过对政府支出效率、投入产出弹性、全要素生产率等多维度的度量和测算，发现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经济的效率在逐步提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政府支出效率与政府支出结构相关，行政管理费的过高支出不利于政府支出效率的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竞争并没有提高资本-产出弹性系数和ICOR；同样，制度和基础设施竞争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效应不明显。总体而言，地方政府竞争对经济效率的提升贡献要弱于市场化、金融发展等因素。     

科技服务业试点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科技服务业试点对于推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具有重要作用。通过利用2005—2021年292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使用双重差分法、中介模型研究科技服务业试点对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科技服务业试点能提升中国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人均消费支出在科技服务业试点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发挥中介作用;科技服务业试点可以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间接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因此,应进一步发挥人均消费支出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促进企业加快技术创新,科技服务业试点政策要支持新兴产业快速发展。     

财政不平衡与股价崩盘风险

地方的财政状况不单是影响政府运行的重要因素,也能够在经济实践中对微观企业主体产生重要影响。基于中国上市企业2007-2018年数据集,实证分析地方不平衡对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地方财政不平衡程度越大,则企业所面临的股价崩盘风险水平越高,上述状况随着时间推移有着逐步放大和叠加的效应。特别地,企业内部不同属性、外部不同地区差异特征下,财政不平衡影响股价崩盘风险呈现出了较强的异质性。从机制检验来看,地方财政越不平衡,从宏观机制来看,容易缩小基础设施建设的规模,降低财政科技支出强度;从微观机制来看,容易提升企业的税收负担,提升企业的融资约束程度,这些都会导致企业股价崩盘风险水平的提升。本文从财政激励的视角,拓展了有关企业股价崩盘风险的研究文献,为政府部门的财政制度优化提供了有益参考。     

财政分权、产业结构调整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污染门槛效应的视角

基于财政分权下政府与产业结构调整的策略博弈,从理论模型分析了政府产业引导与产业自身调整间的非合作博弈的发生、造成产业结构调整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上的异质化效应,并应用2004—2017年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动态面板门槛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当环境污染程度较低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有助于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当环境污染程度较高时,财政分权的施行将不利于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带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财政分权主要通过税收竞争与财政环境补贴和支出双重路径影响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借此,对在区域财政分权背景下动态调整区域财政体制与产业绿色发展转型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林业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分析

利用我国2000—2012年省际面板数据,在考虑林业财政支出滞后性的情况下使用DEA模型对区域林业财政支出效率进行了测度,在此基础上,利用空间滞后模型对区域林业财政支出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1)受技术进步下降的影响,我国林业财政支出效率年均下降率为24.8%,且呈现先增长后降低的"倒U型"趋势,林业财政支出的滞后效应拉大了林业财政支出效率的变动幅度;(2)林业财政支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明显的区域不均衡特征,年平均增长率从高到低依次为西部、中部和东部,区域间存在一定差距;(3)林业财政支出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一定的空间趋同性,林业财政支出比例及区域宏观经济发展状况均与林业财政支出全要素生产率呈显著正相关,是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影响因素。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改进林业财政的投资结构,调整林业财政领域的资源配置,加强政府对林业产业的资源倾斜以及实施林业大区域创新管理等措施来提升区域林业财政支出效率。     

基于财政分权的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研究

依据2007—2016年中国省级动态面板数据,采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探讨了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影响的库兹涅茨曲线效应。结果表明：样本考察期内,财政收入分权和支出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影响均具有显著的倒“U”形特征,省级财政分权度的提高,显著激励地方政府扩大科技投入规模,而迈过倒“U”形曲线拐点,财政分权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的正向激励作用消失,转为负向抑制。系列控制变量中,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对外开放程度、政府竞争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具有正向激励作用,但政府竞争的影响不显著;而上一年度政府科技投入水平和城镇化水平对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具有负向抑制作用,但后者的影响不显著。采用财政自给率指标替换财政分权变量进行二次回归,显示研究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研究结论可为重新划分央地政府科技投入责任,完善地方官员晋升考核标准,提高财政科技资金使用效率,加大对欠发达地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推动地区间科技投入合作提供决策参考。     

我国东西部地区的对口帮扶效应研究

结合中国具体国情,可以把省份间的对口帮扶关系纳入空间计量分析。根据我国28个省的面板数据,可以分析出各省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的决定因素,验证存在帮扶关系的省份间的帮扶效应。研究表明:帮扶省份的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存量对被帮扶省份的空间溢出促进了被帮扶省份的技术进步,但同时导致后者的技术效率下降,综合考虑,被帮扶省份的全要素生产率得到了提升;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存量、进口贸易蕴含的国外R&D存量和各省之间科技活动经费内部支出存量的空间溢出促进了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进步,但阻碍了其技术效率的提高。     

环境税改革与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环境保护税法》实施的准自然实验

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的影响是环境经济学界关注的重点问题,2018年的环境税改革在我国环境政策史上意义深远。基于2015—2020年A股上市企业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了环境税改革对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环境税改革显著促进了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其内在机理为,环境税改革能激励技术创新、遏制机会主义行为以及促进生产要素流动,进而推动资源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动态效应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作用效果先上升后下降,而对技术创新的激励效果逐年上升。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税改革对民营企业的作用效果比国有企业更显著,对成熟期企业的作用效果比成长期和衰退期企业更显著。因此,建议政府强化环境税征管的执行力度,有序释放环境监管的长期信号并深化生产要素的市场化改革。     

以新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与路径

新经济是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所生成的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主要包括知识能力、数字经济、智能技术、平台经济和全球化等。基于法国调节学派的分析框架,新经济可以推动宏观层面经济运行的有效循环累积、中观层面产业间的自我良性循环和微观层面企业的自我正向反馈,从而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新的动能。因此,以新经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可行路径需要建立"宏观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观产业结构优化—微观企业效率提高"的三维目标导向,在宏观层面通过技术效率的改进、技术进步的提升和配置效率的改善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在中观层面通过产业间供给平衡和价值链的跃升以优化产业结构,在微观层面通过管理效率的强化、服务效率的完善与生产效率的提升以提高企业效率。     

内外部社会责任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利益相关者视角

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宏观经济发展质量和微观企业生产效率的关键指标,以2010—2021年我国A股上市企业的相关数据为依据,研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正向影响,内部、外部社会责任的履行对全要素生产率均有提升作用;企业履行内部社会责任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减轻融资约束压力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履行外部社会责任能够减轻企业面对的融资约束压力实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内外部社会责任履行不一致会削弱两者的正向关系;进一步研究发现非国有企业与非重污染行业中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更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数字化转型、公司治理模式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通过分析2010～201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得出,数字化转型以公司治理模式变革为渠道,促进了股权制衡与人员结构等的协调,有助于提升管理效率,优化决策程序,更好地调整资源配置,从而能够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对于大型企业、民营企业、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企业,以及技术密集型和高市场竞争行业,数字化转型能够更加显著地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企业应重视数字化转型对自身经营管理模式和治理结构的变革影响,政府应结合产业特点与发展状况,实施差异化政策,最大程度地发挥数字化转型对于提升生产效率、做大做强实体经济的作用。     

财政分权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

财政分权是中国分税制改革后的一项基本财政制度安排,决定着财政资源配置的效率。基于2002—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法测算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并分析财政分权体制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不高,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财政收入分权和财政支出分权都对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负向效应,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项结论仍成立;分地区考察发现,在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财政分权对抑制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的效率更明显,而在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则不显著;无论是在财政收入方程还是在财政支出方程中,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受教育水平提升都能有效促进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对外开放程度和政府规模越高,则越有损于地方财政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收入方程中,人口密度增加能有效促进医疗卫生支出效率,在财政支出方程中,城镇化率和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对医疗卫生支出效率有显著影响。     

股权激励行权业绩考核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厘清实施股权激励计划及其行权业绩考核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对助推企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发现：（1）相对于非股权激励公司,实施股权激励计划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股权激励行权业绩考核目标越大,股权激励强度越大,能够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表明,股权激励行权业绩考核对公司技术效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公司技术进步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股权激励行权业绩考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作用主要是通过促进技术进步来实现的。（2）非线性效应检验结果表明,净资产收益率的非线性效应不明显,净利润增长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呈倒“U”型非线性关系,随着行权业绩考核目标的增大,高管行为存在着由协同动机向自利动机转化的倾向。（3）异质性效应分析表明,在国有控股公司中,降低国有股权能够增强股权激励行权业绩考核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非国有控股公司中,增加国有股权能够增强其激励效应,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上述结论丰富了高管股权激励的经济后果研究,为强化公司内部治理机制、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而助推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证参考依据。     

国家审计治理、晋升激励与经济增长绩效——基于2002—2013年我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态势举世瞩目,而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政府运行过程中,政府行为更多地取决于官员个人的素质和追求。因此,合理的官员激励和监督机制,是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重要制度保证。但现实情况是,官员晋升激励在促进可度量的经济发展指标不断增长的同时,却忽视了经济增长的长期性和稳定性,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经济增长绩效提升缓慢。基于2002—2013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从国家审计提高政府效率、优化官员激励机制的角度,可考察国家审计治理在增进地区经济增长绩效中的作用。官员的晋升激励越强,其所在地区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经济增长绩效越差,而国家审计治理则明显抑制了官员晋升激励对经济增长绩效的负面影响。国家审计在提升经济增长绩效方面起到了重要的治理作用。1     

银行贷款、政府与企业科技投入的动态效率研究

基于不同科技投资渠道的视角,选取政府财政科技投入、企业研发投入、银行科技贷款、研发人员全时当量、科学家与工程师人数作为投入变量;三大专利授权数、技术市场成交额、国外三大检索论文数作为产出变量,采用 DEA 结合 Malmquist 指数分析了中国省际科技创新的技术进步和效率,并采用回归分析了资金投入结构与效率的关系。研究表明：从投入要素的利用效率看,政府财政科技投入的利用效率最高,企业研发投入的利用效率次之,银行信贷的利用效率最低,人员投入的效率中等。政府和企业科技投入比重越高,效率越高,但银行科技贷款比重越高,效率越低。企业科技投入所有要素的纯技术效率以及利用效率,呈现出东部地区第一,西部地区第二,中部地区最小的态势,呈现“U”型曲线。从全要素生产率的分解看,近年来科技创新本身的技术进步成效最为显著,技术效率水平总体较高。少数效率以及技术进步较低地区以中西部地区为主。     

财政教育投入、产业结构升级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财政教育投入是我国教育投入的主要力量,对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形成人力资本发挥着重要作用。人力资本是提高劳动力质量和实现技术进步的主要基础,研究财政教育投入对经济增长效率的作用机制和区域差异具有很好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在内生经济增长理论框架下,探究产业结构升级在财政教育投入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的调节效应。从全国数据看,财政教育投入可以直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我国东部和中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弱化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增强了财政教育投入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其他控制变量中,GDP增长率和城镇化水平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明显促进作用,对外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金融深化和科技投入占比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较大区域差异。据此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农田灌溉设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

基于中国15个小麦主产省2000—2017年面板数据,采用SFA-Malmquist指数法和面板工具变量法探讨了农田灌溉设施的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2000—2017年间,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年均提升1.66%,技术进步率和效率提升率年均增长1.21%和0.38%,总体表现为技术诱导型的增长模式;农田灌溉规模的扩张可以在保障小麦生产效率提升的同时推动技术进步,实现小麦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双重驱动;农田灌溉质量的提升表现出正向的技术进步效应,但对技术效率却产生了微弱负向影响,且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效应不显著。因此,在保持灌溉规模扩张对小麦全要素生产率驱动作用的同时,挖掘灌溉质量提升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潜能,将会是实现小麦稳产增产的关键。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兼谈地方政府债务扩张的动力源:来自强者还是弱者

从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出发,沿用“索洛余量”规则选定投入变量,通过数据包络法(DEA)测算1998—2017年省级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而采用完全修正的最小二乘法(FMOLS),分析了地方政府债务扩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虽然地方政府通过创新融资平台扩大举债会有缓解财政压力的短期效应,但长期债务扩张会对全要素生产率造成显著的负效应。那么,政府债务扩张的动力更多是来源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中西部“弱者”,还是发展较好的东部“强者”?基于区域异质性的考虑,将样本作区域化处理,构建包含滞后期的动态面板模型,采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实证研究了不同区域政府举债对整个政府债务扩张的“贡献”程度。实证结果表明:相较于东部与中部地区,中国的政府债务扩张对于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债务扩张更加敏感。     

减税执行下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行为——基于支出偏向和支出效率双视角

基于中国当前减税降费的政策背景,研究了长期减税任务的执行对地方政府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行为的影响。通过选取2011—2019年省级面板数据,并构建计量模型来识别减税政策对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和支出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伴随减税政策的实施,各地方宏观税率的变动虽未对当地基本公共服务支出偏向产生显著性影响,但相应的支出效率则会随着宏观税率的下降呈现出相同趋势;这种影响效果在不同所属地区会存在明显的异质性,且经济越是落后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行为越易受到减税政策的影响。此外,在各地区减税增支的财政压力下,如何保障地方自有收入、防止地方政府发展当地民生事业的积极性受到制约的同时,提升各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效率应成为下一步财政收支管理体制改革的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