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化”视角下政党整合乡村治理的建构理路与反思

如何解读现代国家建设的中国道路,需要梳理中国共产党整合乡村治理的历史进程,从中把握政党、国家、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变化,将政党拉回到理论分析框架之中,走出当下基层治理研究迷思。由此反映到乡村治理结构上就是一个“国家化”整合过程,以政党为主导力量实现组织国家与组织社会的双向建构,并从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两个维度建构现代乡村社会秩序。纵观乡村治理结构变迁历程展现出由一元到多元、由人治到法治、由集权到分权的总体发展趋势。再经历了革命化延续的全能主义时期、村民自治的行政化阶段,政党不断强化自身公共性、有效性、回应性使乡村治理逐步进入到党建引领、多元合作阶段,依然需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自治与行政、分化与整合之间的紧张与矛盾。     

行动者网络视角下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徽州传统村落蕴含着丰富的地方性历史文化信息，是多元主体进行生产活动、建立社会关系的高度聚合体。以黄山市L村为例，从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介入，在类型化主体要素和公共事务的基础上，解析不同历史时期徽州传统村落行动者网络构成及其转译过程，探讨治理共同体变迁的动力机制。研究表明：自传统社会到当代社会，徽州传统村落经历了从血缘共同体到政治共同体，再到市场共同体的治理变迁；关键行动者由宗族组织转向县政府，吸引新的行动者加入的同时，推动自身与其他行动者角色的转换。自组织带动、旅游产业发展、传统文化复兴的内生动力和政策引导、资本推动、多元参与的外源动力联合驱动了徽州传统村落治理共同体变迁。     

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基层社会治理转型的中国实践

运动式治理逐渐成为社会转型中社会治理实践的重要分析范式,转型中国秩序重建中的运动式治理的制度环境与实践机制体现为压力型体制下的层级协同机制、锦标赛体制下的政治动员机制、科层官僚制下的行政吸纳机制。社会转型语境中运动式治理困境体现为“运动式”治理与“科层制”实践的“内卷化”困境、运动式治理行动中的“政策变通”与“共谋行为”以及运动式治理中基于“治理政绩”取向的“治理剧场化”与“剧场政治”困境。中国基层社会治理变迁的中国经验逻辑及其现代转型体现了从运动式治理到常态治理、运动式治理到科层运作的双轨协同、多元主体共治下的参与式治理以及行动者互动场域中的基层网络治理转向。     

社会治理体制创新与现代化建设

自近代以来,中国就面临一个社会治理现代化的重大历史课题,即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国家权力统治向现代社会治理(多元主体共治)转型;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制度的转轨和社会结构的转型,利益的日益多元化和社会多样性,更是提出了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迫切要求。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不仅要完善体制内的社会组织建设,更重要的是将体制外的社会组织制度化、规范化、法治化,以此为基础将其纳入到体制中来,在法治约束和保障公民权利的基础上建立起公共权力与公民之间制度化、规范化与法治化的良性互动关系。     

论农村社会中介组织对乡村治理结构改革的影响及其体制创新

由"乡政村治"为主的乡村二元治理结构所引起的结构性和体制性的乡村治理困境已严重制约农村社会治理的绩效。这种情况已经引起学界和政界的普遍关注。为了在理论和实践中阐释和破解乡村治理的困境,应从理论和实践上高度重视农村社会中介组织参与乡村治理的实际效果,根据实际情况进行乡村治理结构的体制创新。当前,对待农村社会中介组织,既不能患"民间组织恐惧症",也不能放任自流、失去对其控制,要进行体制创新,有效整合乡村社会各种利益主体,以协调各方利益为主线,建立多元合作的网络治理结构,改变乡村居民"一盘散沙"的弱势状况,减少治理成本,合理利用乡村社会治理资源。     

关于深化中国社会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社会改革的全球化背景、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社会体制改革历程和社会体制改革发展经验表明,当前中国社会体制改革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是目标模式问题。从实现马克思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的人类社会理想出发,我国社会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应确定为"自治社会体制",实现这个目标模式需要经历三个发展阶段。当前的社会体制改革处于"强国家—弱社会"向"强国家—强社会"转变的关键阶段。实现这个转变,目前亟待从观念、方法、主体和机制等方面解决一系列制约社会体制变革的重大问题。     

中国电力监管体制改革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电力行业在中国基础产业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电力体制的运行稳定和监管方式的革新能促进和保障国民经济的发展。自新中国成立至今,中国电力监管体制已初步完善,尤其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逐步确定下来。但是,面对生态环境治理的新形势和经济新常态,中国电力监管体制陷入了协调等困境之中,需要抓住电力体制改革重启的契机,实现由单一政府主导的电力监管体制向社会主体多元参与的电力治理体系的转变。     

系统性城市社会治理创新体系构建模式研究

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社会治理经历了社会控制(或叫社会统治)、社会管理、社会治理三个阶段的变迁。进入新时期,随着社会转型加速,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化,社会矛盾凸显,直接影响着社会稳定与和谐。近些年全国各地进行社会治理创新的实践探索,从各个不同角度取得了成效,形成了许多好的经验、途径或模式。综观这些年社会治理创新的理论与实践成果,如何从整体上把握现代社会治理创新内涵,系统性构建比较科学的创新体系,形成有特色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对提升社会治理水平与实效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中共中央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     

“开放政府”理论与实践对中国的启示——基于社会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的研究视角

通过系统分析美国"开放政府"有关理论,具体研究美国"开放政府"实践的一个典型案例——"公众专利评审"项目,从项目产生的现实背景、项目的运作机制两个方面考察政府在协同治理中的作用与定位,并进一步总结出在开放公共数据情境下多元社会主体协同治理的机制规律,即有效激励与多元协调。中国创新社会协同治理机制的关键,在于加强五个方面的顶层设计,即开放机制、激励机制、协调机制、保障机制、评估机制,五个方面统筹推进,分布实施。强调当前中国社会协同治理协同机制创新的实质,就是要应用互联网技术平台,变革传统的政府治理模式,推进社会信息公开,实现由社会广泛参与和多元合作的"多元治理",改善政府在多元治理结构中的宏观调控作用。     

政府食品监管职能缺失的体制分析及其治理策略——基于整体性治理的视角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沿革表现出了"破碎化"的监管职能,这与社会结构转型、制度变迁和政府机构变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整体性治理理论为解释框架,分析政府食品安全监管职能缺失原因,制度化政府内部及部门之间的跨界合作,把社会多元治理力量纳入到协作的制度内,建构政府内部之间、部门之间及社会监管主体之间的协作网络结构,这是对公共行政适应社会改革发展的回应。     

论技术主体社会角色的发展

提出了技术主体及其社会角色的内涵。较系统地论述了技术主体经过了从古代的工匠到近代的工程师 ,以及现代的科技专家和科技企业家的变化。认为技术主体社会角色经历了由被社会轻视的下等公民到受到关注的劳动者 ,再到备受重视的理想追求者的发展历程 ,这个发展历程是技术发展和社会分工发展的必然结果。     

社会治理是系统的社会工程

社会治理是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相互协调共建社会秩序的活动,目标是建构新的治理“主体-体制-机制-机理-环境-架构-过程-秩序”的社会系统结构和运行模式。社会治理作为系统的社会工程活动,其基本内容是从社会系统整体出发,整合社会治理机构;培育社会组织,调整政府与社会关系,形成“政府-社会组织-社会成员”三级衔接的多类型社会治理体系,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治理模式。社会工程强调从价值、规律、情境出发建构社会模式的方法,为正在建设和发展中的中国社会治理模式提供了方法论支持。     

当代女性与中国社会治理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女性作为社会治理的重要主体,在创新社会治理、改进社会治理方式上具有重要作用.社会治理的"调和"、"多元"、"互动"等特征,决定了女性是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力量.当前,我国女性在参与社会治理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参与领域不断拓展,参与方式日趋多元,参与机制不断健全,参与水平不断提高.但女性参与社会治理仍面临着一些问题与困境,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健全和完善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法律制度,建立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能力培训机制,加强女性干部的发现、培养、选拔及任用,加强女性社会组织建设,提升女性参与社会治理的自觉意识.     

从农村社会发展看60多年来村级治理状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农民、农村、农业发展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中,村级治理也在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从历史翻身后的理性复归到传统延续发展后的农村社会治理模式的渐变,到当今和谐社会下的新农村建设,代表了党和政府对农村政策发展思想模式渐变及不断深入转化的历程。     

社会治理:从理念到方法的变革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把创新社会治理体制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战略任务,为我们积极推进行政体制改革指明了方向。在经济全球化、利益多元化和各国民主化进程的时代背景下,创新社会治理体制,必须始终秉持"以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实现由"人治"向"法治"的转变,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和秩序;必须切实厘清政府的职能边界,建立建设服务型政府,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转变;必须充分激发社会组织活力,实现政府与社会的互动共进。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乡村精英、社会资本与内生型乡村治理逻辑——基于安徽省S村合作社的个案研究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对于乡村治理建设模式的探索经历了多个阶段,虽然不同时期不同背景下的乡村治理政策侧重点存在差异,但从政策内容的演变过程来看,存在"多方参与共治"的发展趋势.S村在历史契机和各方因素的推动下,形成了乡村精英、农村合作社、村民主体多方参与的治理格局,为乡村治理提供了新的思路.其治理逻辑是乡村精英通过合作社来激发和凝聚乡村的内生动力,并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社会资本的积累.这些社会资本一经产生便直接再投入到整个治理过程中去,促进村庄治理,形成循环.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政府与合作社也可以形成良好的合作,共同致力于乡村治理.     

新时代现阶段的社会治理研究——权力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的关系

"社会治理"的提出,是新时代开创以来党和国家治国理念的重大转变.社会治理体系的建立和社会治理能力的提高,为治国方略和理念素质提升,提出了更高更细的要求,对社会治理的决策理论再认识也成为必然."权力决策""民主决策"和"科学决策"三者之间互为依存,辩证统一.民主决策是各方利益的保障,科学决策是决策正确的基础,权力决策不仅是决策的艺术方法和组织程序,也是我党所倡导的民主集中制最高原则的一种重要表现.对权力决策而言需要尊重民主决策程序,对下级而言应该尊重科学决策.权力决策是社会治理的主导,民主决策是社会治理的主体,科学决策是社会治理的保障.     

共建共治共享:新时代推进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的三维逻辑

共建共治共享是我国的根本社会治理制度,它伴生于中国社会治理现代化发展历程,体现出明显的合作性要求和公共性特征。国家以根本制度的形式将共建共治共享固化为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发展思路。共建共治共享包含分析、化解社会治理领域问题的三维逻辑:共建位于社会治理的主体维度,以社会治理体制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依靠谁”;共治位于社会治理的路径维度,以社会治理方式现代化回答了“社会治理怎么办”;共享位于社会治理的价值维度,以建立社会治理共同体回答了“社会治理为了谁”。     

全面从严治党视阈下社会治理创新的反思与超越

十八大以来,中国社会治理创新始终坚持在党的领导下,以人民为中心,通过党建引领多元主体参与形式,在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能力、社会治理领域、社会治理成效等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这些成就的取得离不开领导重视、科学谋划,离不开大力协同、勇于担当,离不开督促检查、严格考核。但一些地区和部门由于存在目标不清、思想保守,机制不畅、体制僵化,人员不足、素质不高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社会治理创新的健康发展。基于此,我们有必要通过以党建引领为先导,重视发挥党委核心作用;以便民、惠民、利民为目标,大力倡导政府主体责任;以共建、共治、共享为依托,着力提高多元参与能力;以德治、法治、自治为保障,“三治融合”开创社会治理新局面。     

新中国的民族学与民族学研究院

一、学科史略民族学，就其作为具有明确的研究对象、范围及独特的理论与方法的一门科学而言，非中国所固有，是本世纪初由西方传入的。经过廿多年的传播、学习、实践，到新中国建立前夕，民族学已经在中国扎下根来，并在教学、科研、学术队伍等方面有了相当的进展。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民族学经历了复杂而曲折的发展道路。多数学者倾向于将这一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即以“文革”时期为中间阶段，此前和此后各为一个阶段。“文革”以前的这一时期，民族学经历了深刻的学术转型。教学方面，被称为“资产阶段民族学”的专业教学活动到１９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