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董西厢》和《王西厢》的迭词运用艺术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和王实甫的《西厢记》(以下简称《董西厢》和《王西厢》),是两部闻名中外的名作,历来研究者和研究文章很多,但主要集中在关于作者作品的主题思想、情节结构、艺术成就等方面,对于遣字、用词、造句方面的研究甚少。为此,本文就《王西厢》和《董西厢》里大量迭词的运用,从重迭方式的多样化、迭词集中的高潮、表情达意的丰富多彩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试图弥补这一遗憾。     

《玉茗堂批订董西厢》为汤显祖作考论

徐朔方先生认为《玉茗堂批订董西厢》系伪托,其主要证据是屠隆在万历二十三年春天没有到过遂昌,而时间署为“乙末上巳日”的《玉茗堂批订董西厢》序中提到“适长卿访余署中”。其实汤显祖的两首赠诗证明了屠隆在春天有过遂昌之游,其他资料也说明了序文的真实性。事实上,汤显祖与屠隆在遂昌对《董西厢》的讨论及批订,是汤显祖创作《牡丹亭》前一次极有意义的艺术酝酿。     

《董西厢》与《莺莺传》的文化差异

唐传奇小说《莺莺传》是西厢故事的源头,《董西厢》是西厢故事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环节。文化的变迁是《董西厢》情节和人物发生变化的重要原因。《董西厢》创作于女真统治的金代,这是一个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发生冲突与融合的特殊时期。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这两部作品分别带有不同的民族文化特征。     

叛逆精神的绝世女孩儿──从《小亭送别》到《长亭送别》看鸳鸯形象的发展

董解元的《西厢记诸宫调》与王实甫的《西厢记》中的莺莺形象都是美丽、灵慧的,既有相同的地位和身世,性格、感情等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通过微观考察,我们可以看出《王西厢》继承并发展了《董西厢》的主题思想,并具体体现在人物形象上,这使得《王西厢》在心理描写、思想内容等方面更具艺术感染力。通过对莺莺形象的变化发展原因及其审美价值、社会意义的探究,可以明确,莺莺形象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起着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     

诸宫调与《董西厢》

诸宫调的说唱艺术形式主要从变文、教坊大曲、杂曲的基础上错综变化发展而来,《董西厢》则是现存最完整和艺术形式发展最为完美的诸宫调说唱文本。     

道是无情却有情——试论《西厢记》的结尾

自从元代伟大戏剧作品《西厢记》问世以来,历代研究者蜂起,不少人将它和著名的董解元说唱诸宫调《西厢记》相比,二者各有轩轾。其中有代表性的如吴兰修所说:“王实甫所本,有出兰之叹,然其佳处,实甫莫能过之。”近人付懋勉更说得明白:“在结构和情节上,《王西厢》对于《董西厢》的改进方面是主要的,在曲子方面则二家互有所长。未可一概而论。”在重视、赞扬《董西厢》开山之功的同时,亦对王实甫“花样翻新”所取得     

《董西厢》具体写作时间新证

钟嗣成《录鬼簿》卷上记载了董解元的简单情况。他写道: 董解元,金章宗时人,以其创始,故列诸首。这条资料,写在该书所列“前辈已死名公有乐府传于世者”项下,名居第一。元代人所谓“乐府”,一般指“杂剧”以外的“北曲”而言。明初人朱权《太和正音谱》的“古今群英乐府格势”项下写道: 董解元,仕于金,始制北曲。可见“乐府”和“北曲”是一样的东西,包括散曲和诸宫调在内。那么,最早的“北曲(乐府)”,显然就是《西厢记诸宫调》,亦即《西厢搊弹词》或《董西厢》了。 董解元虽是金章宗时人,但他何时写作《西厢记诸宫调》仍不清楚。金章宗统治时期,有过“明     

从薄情郎到至诚种——论张生形象的演变

《西厢记》故事,最早起源于唐代元稹的传奇小说《莺莺传》,叙述书生张生与相国之女崔莺莺相爱,在婢女红娘的帮助下,两人在西厢约会,莺莺终于以身相许。剧中张生的形象在动态的发展中变成了作者和其所处时代的代言人。本文试从《莺莺传》、《董西厢》、《王西厢》三部作品中分析张生形象的演变和转型,进行逐层分析,以期把握形象实质,挖掘作品精髓。     

《西厢记》第五本非王实甫所作

元杂剧《西厢记》第五本作者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我以为,王实甫的《西厢记》原本只有四本的说法还是有道理的。首先,从作品剧情的“时间”观念来分析,《王西厢》第五本显然有漏洞。《董西厢》的前后时间长达一年六个月是有道理的。崔氏母女留在普救寺是因为“及今岁有忌而不得葬,权置相公柩于客亭,率幼女孤子,严祭祀之礼。待来岁通,方诣都营葬。今于此守服看灵而已。”(《董西厢卷》) 就是说,他们是因为有忌而不能安葬,方才守灵一年。因此,郑恒一年半之后才至普救寺,完全可能。但在《王西厢》)中,崔氏母女留在普救寺,依老夫人话说,是因为“先夫弃世之后,老身与女孩儿扶柩至博陵安葬,因路途有阻,不能前去”,因此“就这西厢下一座宅子安下,一壁写书附京师去,唤郑恒来相扶回博陵去。”(《王西厢》第一本楔子)这就说明她们是暂寄普救寺,而不是在普救寺守灵。因为急于扶柩去博陵安葬,为路途有阻,急切希望有个男子路上照顾,所以她们留普救寺     

西厢三幻同名人物性格辨

西厢故事中的几个主要人物——崔莺莺、张生、红娘、老夫人——在元稹的《莺莺传》、董解元的《诸宫调西厢记》(以下简称《萱东厢》)以及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以下简称《王西厢》)等三部作品里,都曾以同名出现,并分别构成了同名人物形象系列.下面就以比较的方法探讨一下每一系列中三个同名人物性格特征及其发展演变的过程。     

社会期待与“西厢”流变

《莺莺传》—《西厢记》（金·董解元）—《西厢记》（元·王实甫）,这一流变过程也是读者（接受者）、作家、作品相互影响进行再创作的过程。以往对“西厢”的研究多囿于作家、作品而忽略了文学发展进程中的接受过程和在这一过程中起着积极能动作用的读者。没有读者参与的文学创作是不可想象的。通过读者这一媒介,“王西厢”才会完成它的再创作,才会取得如此成就。     

《董西厢》曲句“着”“咱”二字的平仄——汉语轻声的早期历史印迹之一

在《董解元西厢记》(本文简称《董西厢》)中,“着”作为动词读平声,作为动态助词读仄声;“咱”作为代词读平声,作为语气助词读仄声。这种仄声偏离了单字音的演变规律而又恰与某些助词相联系,其情形与今北京音轻声一致,正是汉语轻声在汉语文献中留下的早期历史印迹之一。     

蔡琰《悲愤诗》的艺术特色

蔡琰的《悲愤诗》,真实而具体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是对汉末军阀混战给人民造成的灾难的血泪控诉,具有强烈的时代精神和鲜明的艺术特色。首先是叙事与抒情的完美统一。《悲愤诗》是叙事诗,但她是诗人通过自叙不幸遭遇,以追怀悲愤之作。《后汉书·董祀妻传》说《悲愤诗》是诗人重嫁董祀之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而作。诗人写诗的目的,决定了她叙事与抒情相随,叙事以抒发悲愤感情为依归。诗人在汉末动乱中流落南匈奴十二年,要写的事情很多,但作者只选择了三个悲愤感人的场面来加以集中描绘,即第一段写的被掳,第二段写的怀乡、别子,第三段写的回乡的遭遇。这     

从"无"看《金批〈西厢〉》的叙事结构与悲剧观

“无”是构建起《金批〈西厢〉》美学体系的基石,具体表现在其叙事结构和悲剧观两个方面。全剧贯穿着从“无”到“无”的叙事模式,演绎了人生的如梦如幻与人间至情的夭折,衍生出一种空无缥缈的抒情境界。     

三代张生:三个作家的不同心曲

西厢故事里的张生形象在唐代元稹的传奇《莺莺传》中热中功名 ,在金代的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中功名与爱情并重 ,在元代王实甫的杂剧《西厢记》中则爱情至上 ,这反映着作家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由重社会价值的实现到重个人情感的内敛、内倾的心态嬗变。     

《西厢记》笔法通《左传》——金圣叹《西厢记》评点学发微

金圣叹关注文学技巧,称美“法莫备于《左传》”,且谓“我批《西厢》,以为读《左传》例也”.本文交相论证阐发:其一,《西厢记》之移堂就树法、月度回廊法,即《左传》经前起传、后经以终义、预叙逆摄诸法.其二,《西厢记》有狮子滚球法,金批《水浒传》有欲合故纵法;在《左传》叙事艺术,则有若离若合、若擒若纵之法.其三,金批《西厢记》,侧重欣赏烘云托月法、避实取虚法.《左传》叙事之颠倒主宾、轻重、详略,固早为此法开山;尤妙在无字句处,横接、旁溢、反射诸法,皆可作为文法之津梁、叙事文学之典范.     

积极娱乐视角下“王西厢”中的老夫人形象

自《莺莺传》、"董西厢"到"王西厢",老夫人逐渐参与到崔、张爱情发展的全过程,并且愈发明显地成为诸恶所归和温和慈善的矛盾集合。老夫人形象的发展变化和积极娱乐有重要关系,"王西厢"对老夫人形象的改造,一方面使形象本身和作品整体都具有更好的娱乐效果;另一方面在娱人的同时,更加凸显了作品反抗束缚、征服环境、追求理想生活的精神,在带给读者娱乐的同时能够唤起他们深层次的情感共鸣,这使得老夫人形象具有特殊的魅力和久远的生命力。     

清徐方言中所见早期白话词语选释

现代清徐方言中保留了不少早期白话词语。本文从《水浒全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等4部早期白话小说与《西厢记》、《东堂老》、《生金阁》等20种元杂剧以及《董西厢》、杜甫和白居易的两首诗作中选录含有这些词语的例句约90个,比较这些词语在现代清除方言与早期白话中意义与用法的异同,比较的结果是同多于异。由此可见作为北方方言一个点的清徐话的词汇对于早期白诗词汇的继承关系。     

《诗经》叙事艺术特征阐释

叙事艺术在《诗经》中体现充分、反映显赫。本文从《诗经》所特有的现实主义诗风主题追求 ,以及叙事艺术的结构模式在《诗经》中体现两方面对叙事艺术特征进行阐释。也就是在题材和体裁两方面进行阐释 ,在题材上 ,表现出反映社会政治、人事、婚姻、爱情等方面内容。在体裁上 ,主要表现方式体现在叙事的抒发型、情节型、记实型这三类诗歌中。勾画出了叙事艺术在《诗经》中的轮廓 ,总结了叙事艺术在《诗经》中存在的方式。     

解读古典小说《痴婆子传》的叙事艺术

古典艳情小说《痴婆子传》是中国历史上遭禁毁的书籍之一.小说的叙事艺术蕴含了一种独特的小说观念,作品把女性视角的自我讲述、第一人称内聚焦限制叙事、倒装叙事与讽刺修辞等多种叙事手法结合在一起,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是一种独创.《痴婆子传》的叙事艺术已具有现代小说的艺术特点,具有高超的艺术感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