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口租界

汉口沿江地方,解放前有一片“租界”区。它是帝国主义推行殖民掠夺政策,残酷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的历史见证。“国中之国”的由来“租界”是一八四○年鸦片战争以后,西方殖民者在我国一些重要通商口岸适立的侵略据点,变相的殖民地,可以说是“国中之国”。     

租界

外国侵略者根据不平等条约在中国通商口岸划出一部份土地作为它们直接管理的地方.1845年(道光二十五年)英国引用中英《虎门条约》中关于英人得在五口租地建屋的条款,由英国第一任驻上海领事贝尔福胁迫清苏松太道官慕久签订了《上海租地章程》(即《上海地皮章程》),11月29日由官慕久公布.划定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以南的土地作为英人租借居留的地段.为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强占“租界”之始.据该章程规定,土地主权仍属中国,中国业主可收取一定租金,中国政府有干预租界内行政的权     

满铁附属地的城市规划历程及其特征分析

南满铁路(简称满铁)附属地,是租界的一种形式,也是“国中之国”。所谓满铁附属地是一个地区的总称,主要是指日本与俄国     

上海犹商兴衰史——上海犹太人研究之二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清政府被迫与英国侵略者签订了《南京条约》。该约第二款规定:“自今以后,大皇帝恩准英国人民带同所属家眷寄居大清沿海之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处港口,贸易通商无碍。”时隔不久,作为5个通商口岸之一的上海,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近代化的基地,也成为冒险家的乐园。上海能有这样的地     

“治中以驭外”──王韬政良思想的主旨

王韬是中国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家，过去人们在论及其思想时，往往专注于他的“变法自强”主张，而对他强调的“治中以驭外”未予充分重视。须知“治中以驭外”正是王韬改良思想的主旨，是他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今试加论述，以就教于方家。王韬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封建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家庭，1849年22岁时，迫于生计到上海，在英国人办的墨海书馆从事编译西方书籍等工作。此时的上海，已在1842年《南京条约》中规定辟为对外开放的通商口岸，又因1845年的《上海租地章程》而建立了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强占的第一个租界，是殖民者飞扬跋扈的所在…     

重庆王家沱日本租界始末

设于重庆南岸王家沱的日本租界,是清朝末年外国侵略者在四川唯一的“专管租界”,它是中日甲午战争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产物。在此后的数十年中,日本侵略者以此为基地,“建筑市街,设置巡捕,添造堆栈、码头,创办学校、工厂,并派遣兵轮游弋江面,常驻保护”,严然成了一个“国中之国”,严重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侵略者还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横行不法,凌辱和迫害华人的事件不断发生,激起了重庆人民的强烈反抗,一致奋起为     

上海租界与国民党对左翼文艺审查之关系探究

上海租界因其“国中之国”之性质逐渐发展成一个充满强烈地方性与国际性的异质文化空间。近现代上海的华洋杂居,国内外多方政治力量的并存,使上海的经济、政治、法律呈现多元格局,各方力量亦产生复杂之关系。兴起于上海的左翼文艺,利用上海多元格局间的复杂关系,于上海国民党和租界当局实施的文艺审查中,因时因地发展,从而深刻影响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文艺生态。     

也谈收回汉口英租界斗争的领导权问题

一九二七年春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在反帝斗争史上写下了胜利的一页.但这一革命史上的光辉篇章,究竟是在谁领导下谱写出来的呢?这是多年来众说纷纭的问题.早在三十年代初期,就有论者提出,汉口英租界的收回,“完全是群众在革命高潮时自发的行动”.它的论据是,这时“群众斗争的发展往往还在党的前面”.近年来,武汉地区有的论者认为,汉口英租界的收回是在武汉国民政府领导下进行的.其理由是,汉口英租界“是武汉政府派军警去接管的,是武汉政府去收回的”.     

唐代的“流鬼”和“窟说”

在探述唐代东北缘边民族历史地理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个问题,即《通典》、《唐会要》、《新唐书》等书所记载的“流鬼”究竟在哪里?根据已故日本著名学者白鸟库吉的说法,“流鬼”就是指今库页岛(苏联“萨哈林岛”)。1971年出版的英国学者斯特瓦氏著《库页岛史》,采用了白鸟库吉的这个论断;我国学者也有主其说的。在我看来,白鸟库吉的这一说法是不可取的。多种史料辨析表明,“流鬼”不应指今库页岛(萨哈林岛),而应该在今     

中国第一个租界是怎样形成的

在长达百年的时间里,租界作为列强侵略中国的跳板,严重侵害了中国的主权。可是谁知道它的出现,竟然是一名英国领事和一名中国地方官交易的结果。英领事“挤”进上海城《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被开辟为通商口岸。条约签订之初,散居在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只有25人。但参加条约签订的英国侵略军头子璞鼎查却认定中英贸易会迅速增长,来华英国人将大幅增加。于是,他决定预选英国人在上海的居留区。1842年12月,璞鼎查推荐巴富尔上尉为首任英国驻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对厦门棉布市場的掠夺

1842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厦门被辟为五口通商口岸之一。这一时期正是英国资本主义刚渡过经济危机走向经济复苏、大量工业品迫切需要国外市场的时候。马克思说过:“1842年底,英国工业从1837年所几乎不断遭受的那种停滞情况,已开始和缓。在以后的两年中,国外对于英国工业品的需求更增加了;1845至1846年是商业兴旺达于极点的一个时期。1843年,鸦片战争替英国商业开辟了中国市场。新开辟的市场,尤其是给了纺织业之发展(纺织业当时已处于完全兴旺的状态)以新的推动”。外国资本之义既用武力打破了当时中国闭关自守政策的障碍,这就获得了在经济上大举掠夺的条件。棉布是当时外国资本主义进行经济侵略的主要输出商品,厦门既被辟为通商口岸,也就很自然地要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对我国倾销纺织品的主要市场了。     

楚国中叶曾迁都于鄂吗?

新近出版的《中华都城要览》(以下简称《要览》)一书第三章第十一节中说:楚之中叶,“楚国为了向北、向西发展势力,便决定放弃丹阳,迁都到鄂(今湖北武昌)”《要览》援引史书《史记·正义》所引刘伯庄语:“鄂,今东鄂州是也”;《括地志》亦云:“武昌县,鄂王旧都”;并将今武昌(古之江夏)与古武昌(今鄂城)混而为一。     

古代中缅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

中缅两国,山水相连,民族相通,经济文化交流的历史悠久,胞波情谊深厚。 公元前122年的西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归国,说在大夏(今阿富汗)见到蜀布。这种布也称为“白叠”。《史记·正义》说:“白叠,木棉所织”。《后汉书·西南夷传》说,永昌郡(驻今云南保山市。辖境包括今德宏州在内)有“帛叠、兰干细布,织成文章如绫锦,有梧桐木,华绩以为布”。再往后到晋朝时期,郭义恭《广志》说:“梧桐有白者,剽国有白桐木,其花有白毳,取其毳,淹渍缉绩,织以为布”。从西汉时期张骞在大夏(阿富汗)见到的蜀布(白叠)到晋朝时期汉族了解到来自永昌郡(驻今保山市)的“桐华布”,都是棉织品。从公元前二世纪末的西汉武帝时到公元四世纪的晋朝时期,中国与缅甸之间便有着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蜀布”(白     

苏东坡在儋耳

1097年,苏东坡被贬儋耳(今海南岛儋县)时,已经62岁了,他自料此去必死,所以安排了后事。他描绘临行时的情景说:“子孙恸哭于江边,已为死别;魑魅逢迎于海上,宁许生还?”孰料在遇赦北归时,他却又唱道:“我本儋耳民,寄生西蜀州”,儋耳竟成了他的老家了,变化不能说不大。促使他发生了这样大的变化,当然还有别的因素,而民族友谊的力量,恐怕是主要的了。邓拓同志的《旅途杂诗·蜀山忆东坡》一诗中说:“累年谪宦悯荒     

历史上的山东

“山东”一名,由来已久。战国时代,秦据关中,以太行山(或函谷关)以东六国为山东。汉初贾谊写《过秦论》曾几次提到山东,一则说“秦并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再则说“山东大扰”、“山东豪俊”、“山东之国”等等,都是沿袭当时人的习惯用语。不过那时所谓“山东”,范围很广,并不是专指今天的山东。正如叶圭绶《续山东考古录》卷一所说:“山东之称,古或指关东言,或指太行山以东言,不专指今山东也。”秦汉时期,大一统局面出现以后,关中与山东在政治上对立的状况逐渐消失,山东一名也开始出现广狭二义,其广义仍指太行山以东;其狭义则与今之山东大体近似。《史记·酷吏列传》:“御史大夫(公孙)弘曰:臣居山东为小吏时,宁成为济南都尉。”又《儒林传》:伏生“教于齐     

上海租界与晚清西学输入

租界是近代中国被西方殖民者强制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后,由外来“客人”在中国通商口岸划定的居留和经商特区。上海租界在旧中国的租界中设立最早,规模最大,形态最完备;而曾经在晚清社会卷起巨大波澜的西学,几乎与租界兴起同步,被输入到上海,并且伴随着界区的扩展,上海逐渐成为西方学术文化传播的中心,成为无缘涉足海外的中国人接触西学,了解西方文明的最大窗口。     

试论收回汉浔英租界的四个因素

从十九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初,先后有英国、日本、法国、美国、德国、俄国、比利时、意大利、奥匈帝国等九个国家,在中国沿海沿江的天津、上海、广州、汉口等十个开放城市,开辟了二十五个专管租界。除苏联政府于1924年放弃帝俄时代在中国划定     

封建释义

周族本是以今之洛阳以西至泾渭一带为根据地的“小拜周”,公元前十一世纪下半叶取代“大拜殷”而为天下共主。为了巩固西周政权,周公东征,摧毁商殷及其同盟淮夷的残余势力后,便在全国要冲大封同姓、异姓和古帝王之后于新占领的东方,“从蕃屏周。”《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说:“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荀子·(亻入)效篇》说:“兼制天下,立国七十一,姬姓独居五十三人。”《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又说:“武王、成、     

关于《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孙中山》一文的若干史实辨正——与陈君聪同志商榷

拜读了陈君聪同志《中国革命民主派的旗帜——孙中山》一文(见《光明日报》1984年5月9日第三版,以下简称陈文)。认为其中一些史实似乎有误,特予辨正(以下陈文的引文中凡加着重号的字,即需商榷之处)。 陈文第二节第一、二行说:“孙中山(1866—1925年)名文,字逸仙,广东香山(今中山)县人。”其实,“逸仙”並非孙中山的“字”,而是他的号。关于这点,孙中山本人在自传中已写明:“仆姓孙名文字载之号逸仙……”孙中山原号日新,“1886年改号逸仙(与粤语“日新”谐音),以后在广州、香港、澳门学医、行医及游历欧美各国时常用此名”。     

鹊岸考略

<正> 《左传·昭公五年》载:“楚子以诸候及东夷伐吴,以报棘(在今河南永城西北),栎(在今河南新蔡西北)、麻(在今安徽砀山东北,旧有麻城集)之役。(辶芜)射(楚臣)以繁扬(亦作“繁阳”,在今河南新蔡北)之师会于夏汭(今西肥水入淮河处,在今安徽凤台西南)。赵大夫常寿受过帅师会楚子于琐(楚地,在今安徽霍丘东),闻吴师出,(辶芜)启疆(亦作“疆”,楚臣。《昭公四年》:“城巢”)帅师从之,遽不设备,吴人败诸鹊岸。楚子以驲至于罗汭(河南罗山有罗水,北入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