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区研究谱系论

中国早期社会学者在社区研究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是社会学中国化核心议题。基于学术史角度，中国社区研究概念及其方法应用与理论谱系形成能够得到更为深入讨论。与“照片式”或“个案碎片”研究发掘中国社区研究所蕴含的思想功用不同，作为一种方法论尝试，从社区研究中国化本源出发，系统论述社区研究的概念与方法渊源，着重研析将“社区研究”作为研究对象存在的本体论与方法论、质疑论与回应论的学理问题。在阐明社区研究边界及关系基础上，将阶段性的中国社区研究学术思想成果整合成为相互衔接“电影式”的社区研究谱系，从静态走向动态，达至历史与文化、结构与功能历时性赓续，以全景式地“明燎中国社会”、建设社会之目的。本土化的中国社区研究谱系形成对建构中国自主的社会学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社区治理中民间法的文化内生性规范作用及改进

民间法具有地域属性和文化属性,是一种内生文化性规范。社区治理是民间法作用的一个重要场域。民间法在社区治理中具体的存在形式有日常交往习惯、与特定文化传统或民族节日有关的仪式或习俗、婚丧等的特殊事件和日子中的仪式要求或行为准则、民间商业或交易惯例,以及与民间信仰相关的一些仪式、禁忌或习俗等。民间法在社区治理中发挥着"指南针""粘合剂"和"传输器"等作用。改进民间法在社区治理中的作用,应当从规范合作的视角改进民间法与国家制定法的联结关系,促进民间法与社区治理公共政策和软法等规范形式的良好互动与衔接,并强化民间法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社区治理中的存在。     

凉山彝族宗教消费的文化特性与运行逻辑研究

分类创造秩序,宗教消费是失序回归的一种偿付行为。凉山彝族的宗教消费可分为岁时仪式消费、人生仪式消费、神祇祭祀仪式消费、禳解祟祸仪式消费和咒盟审判仪式消费。田野调查发现,凉山彝族宗教消费中存在人-人力、神-神力、鬼-魔力的三重分类以及人-神、人-鬼、神-鬼的二元划分。彝族宗教消费将三重二元分类展演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之中,从而形成人-神消费、人-鬼消费、人-人消费的三重结构。理解彝族宗教消费的文化特性及其运行逻辑,可为提高凉山彝族扶贫政策的精准性提供学理上的参考。     

黔中屯堡村寨的抬舆仪式与社会统合

本文通过对一个黔中屯堡村寨的地方信仰与抬舆仪式进行历史人类学的考察,分析了屯堡村寨中不同移民背景的人群如何借用神灵所隐喻的地域认同符号与国家权威象征,来形塑一种地方认同模式和社区整合机制.论文指出,透过屯堡村寨的信仰与仪式能观察到一种在社区横向的平行竞争关系中所蕴含的社会纵向的等级统合机制,这对理解西南边陲基层汉人社区的地方历史与社会形态极为关键.     

解读中西方的“鬼（Ghost）”文化

通过对中西方“鬼”的文字释义，寓意挖掘，价值评判，结合中西方文学中“鬼”的形象的探讨．人鬼关系的比较，揭示东西方“鬼”文学中的宗教情结，并透过中西方“鬼”的民俗和仪式的比较，探讨中西方“鬼”的异同，从而为中西文化的交流与沟通提供一个法门和途径。     

“民族家”的时间观

文章主要阐述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盐源县羊圈村诺苏彝人的时间观。它的核心是协调当地彝人与祖先、神、鬼的关系,由一套时空占算体系构成,渗透到当地人的日常生活、周期性年度仪式和历时性家支关系等各个方面。村落时间体系与国家时间体系互动的具体场域是手表、历书和村落小学。     

中越边境鸡鬼之谜的人类学透视

中越边境地区流传的鸡鬼主要是由一种被称为“咒语”的念念有词的表演性仪式和毒药组成 ,它有四种不同的形态 :毒虫鸡鬼、植物鸡鬼、动物鸡鬼和物品鸡鬼。鸡鬼的传说各地各有不同 ,附随其上的种种神秘传闻和观念都与特定时代的社会观念和饲养者的目的有关联。养鸡鬼的人主要是过度贫穷和处于社会边缘化的弱势群体。民间百姓之所以十分痛恨养鸡鬼者 ,主要是受乡民社会“幸福有限观”的影响。壮医认为鸡鬼毒是一种可以致病的毒气 ,在人体元气不固时 ,毒气就侵害人而发病。鸡鬼是通过毒药来破坏人体生理机能从而达到害人目的 ,而不是通过巫力来影响人。但在恐惧鸡鬼的文化氛围里 ,人们不需要任何毒药或物理的因素 ,单凭恐惧就可以置人于死地。人中了鸡鬼毒 ,要通过世俗礼仪行为 ,净化被污染了的躯体和空间 ,才能象征性地达致社会秩序和道德的恢复。     

古希腊宗教仪式探究

在信奉多神宗教的古希腊，宗教仪式成为与人们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仪式的性质分为“敬奉”与“驱邪”两种；多种多样的宗教仪式渗透到了希腊人的生活各个方面，在人们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西北回族社区“尔麦里”研究

伊斯兰文化作为回族社区一个特定的社会化＂存在＂,以＂尔麦里＂仪式为特殊的＂文化文本＂流传于世,给解读与理解回族社会文化提供了新的视角。＂尔麦里＂仪式是回族社区一种伊斯兰宗教行为文化符号,也是回族宗教信仰与宗教行为实践关系的一种外在表现,其对回族社区伊斯兰文化的传承与保留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闽南海神信仰与仪式空间研究——以妈祖宫庙为中心

闽南地区海神信仰仪式行为与仪式空间相互影响。海神宫庙建筑及其仪式空间是海神信仰的物质表现，同时也为海神信仰仪式行为提供了承载空间。而海神信仰仪式行为对社区聚落、建筑空间、生产生活空间有着显著的影响。闽南海神信仰宫庙建筑分布广泛、数量众多，作为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空间载体，对闽南海神宫庙建筑的保护要注重保护其整体性，即闽南海神宫庙所赋予的生产和生活的完整体系。     

屯堡村庄中国家建构的谱系仪式

本文通过对贵州屯堡村庄的地戏仪式的解读,讨论了中国乡村传统仪式的现代重塑这一问题.论文指出,在当代的文化场景中,屯堡村庄的跳神仪式经过一番"化石化"的建构,被重塑为屯堡居民重构自我历史谱系、搬演国家神话、展示权威边界的一种仪式展演;由于当代的地戏表演构成了一个权威边界的商榷场域,屯堡村民在其中既是国家边疆文化政策的对象,又是在文化经济的快速增长中成为自身权力与权威边界的积极商榷者.     

黎族传统法文化中的"鬼判"探讨

黎族传统社会没有成文法,只有习惯法,并且其习惯法与原始宗教联系密切."鬼判"是黎族地区一种重要的纠纷解决方式,包括雷判、火判、鬼公判等.其特点为:类型较少、仪式简单、未必针对疑难案件."鬼判"是神明裁判的初级阶段.     

谈东昌门神纸码艺术

谈东昌门神纸码艺术张宪昌门神纸码是随着人们贺新年的活动而出现的．过年是除旧迎新的节日，在古代庆贺新年的活动中充满了驱邪纳福的内容（如放爆竹、饮屠苏酒、吃却鬼丸、舞傩驱邪等）．适应此活动首先出现了装饰于门户的艺术形象──画鸡于户，画神茶、郁垒及虎于门。...     

萨满教宗教治疗仪式的人类学分析——以科尔沁博的医疗活动为个案

在萨满教名目繁多的仪式活动中,一个重要的仪式类别是愈合仪式,即治疗仪式。萨满教宗教治疗仪式由物质、语言、行为、声音等一系列象征符号组成,这些象征符号彼此依托,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象征体系。萨满通过综合性的表演,象征性地达到与超自然沟通的目的,从而假借神灵的力量治病驱邪,在与求治者的互动中,使求治者实现由病态、偏离到健康、正常的转换。     

社区自治能力培育中的国家介入——以上海嘉定区外冈镇“老大人”社区自治创新为例

社区自治与国家组织间关系存在国家退出论、国家介入论和国家有效介入论三种论点。国家退出论认为国家介入对社会资本存在一定的挤出效应,国家介入则注意到了非西方社会和转型国家的独特经验,国家有效介入论则从更加微观和具体的视野揭示了国家介入与社会自治的复杂关系,得出国家的有效介入有助于社会自治的生长。文章在描述东部一个乡镇的社区治理创新经验的基础上,解读了国家有效介入为何有助于社区自治组织生长的理论缘由,包括输入外部权威和组织力量、拓展社会自治组织网络、分摊部分集体行动成本,以及作为集体行动的公共激励者。在我国,社区自治与国家组织之间并不是一种零和博弈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嵌入和共生的关系。     

城市社区的三重性及其危机:兼论建构何种社区治理秩序

社区向来被视为一个地域性的日常生活共同体。随着中国城市社区建设的逐步深入以及都市社会运动的兴起,城市社区除了作为日常生活的共同体以外,一方面被建构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另一方面被赋予治理单元、市民空间以及日常生活共同体的三重性。在城市社会加速转型的当前,城市社区的发展呈现深度危机,其合法组织的身份面临挑战,市民空间发育遭遇瓶颈,日常生活共同体的公共性阙如。城市社区治理意味着在国家权力向社区持续渗透的背景下,以社区为平台实现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三者关系的有序建构,进而打造一种立体化的治理网络。     

体育庆典“集体欢腾”的形态、阐释及其反思——以奥运庆典仪式为例

全球化时代，体育庆典仪式成为世界关注度高、国家参与度高、文化融合度高的重要话题。费孝通先生所秉持的把人类居住的星球当作人类共同生活的社区这一态度，视全球化时代体育庆典仪式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欣赏，是日益多元的世界所必须的。试图探讨:全球化时代的体育庆典呈现的形态，并进行阐释及其反思。因此，全球化时代体育庆典仪式呈现出“集体欢腾”的形态，对庆典仪式的过程进行述描，考掘体育庆典仪式的意涵并予以阐释，与此同时，理性反思体育庆典仪式这一研究对象。     

深度参与：社区重塑的基石

传统社区正在不断消失,政府建构的行政性的社区实际上是国家治理单元。尽管参与对社区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在政府权力的强烈干预下,已经演变成一种仪式性行为的社区参与机制严重制约着居民的参与积极性。只有深化社区参与、赋予居民更多的社区自主权,才可能调动社区居民的参与积极性、重塑社区,但这决不是一个短暂的过程。     

从国家祭祀场所到公共活动空间——关于活化北京七个祭坛公园的思考与建议

明清时期兴建于北京内的天坛、地坛、日坛、月坛、社稷坛、先农坛、先蚕坛等祭坛,本是国家祭祀场所,进入民国以后,均被辟为公园,成为公共活动空间.这一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在辛亥革命之后发生的根本性变革.进入21世纪以来,一些仪式活动和仪式表演活动重新出现在祭坛公园中,这是对祭坛公园的活化,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和积极意义.为了更好地促进祭坛公园在传统礼仪文化传播和当前礼仪重建方面发挥更大作用,有必要厘清存在的问题,并采取如下对策加以解决:一是加强礼仪文化研究,汲取他国在活化礼仪空间方面的经验;二是活化祭坛公园,不仅要有仿古的仪式表演,还要有真正的仪式;三是区别对待仪式和仪式表演,并将仪式和仪式表演的进行与社区建设结合起来;四是采取整体眼光,强化延续祭祀传统的意识和实践.     

仪式的“礼”化:一种社区秩序再生产机制——关中地区丧葬仪式的田野考察

关中农村的厚葬传统提供了反思汉人丧葬仪式研究的新视角。丧葬仪式本质上是“礼”的社会性实践,凸显了汉人丧葬仪式的伦理之维。仪式“礼”化的基础在于农民生命价值的实现方式,即以无限的伦理生命超越有限的自然生命。这种超越在丧葬仪式的区隔化空间中最终实现,并通过死者与丧主、门子、村庄和娘舅等之间的伦理关系而得以表达和确认。在“礼”的表达与实践过程中,死者的伦理生命得以实现,家庭和社区秩序实现再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