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然《诗乘发凡》述论

刘然辑《国朝诗乘》附载《诗乘发凡》打破了选本凡例的常规,以65款的较大篇幅论及诸多诗学论题,具备了诗话之实。同时,它还拥有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不多见的系统框架,加之内容、观点大抵言之有物,颇多真知灼见,且不乏创见,因而是一篇有特色、有价值的诗学著作。     

《诗法源流》与元人诗法

诗学著作是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元代诗学领域以诗法著作为主体．形成了不容忽视的诗学现象。《诗法源流》在宗宋、尊唐和复古、尚今等诗歌主张方面中允、辩证．可以视为元人诗法洪流中既有总结意味、又具创新精神的代表性作品。《诗法源流》在诗歌理论与诗歌批评史上具有重要价值。     

论洪亮吉对清中叶诗学理论的修正与调和

洪亮吉是清代中叶著名的朴学大师、诗人兼骈文家。他精于史学、声韵、舆地及训诂之学。其诗学理论著作《北江诗话》溯源高古,见解独到,在群英竞秀、诗派林立的清中叶诗坛独树一帜,成为当时独出机杼的诗话代表作品之一。其求新求变,诗写性情,学问、诗才、品行兼顾,崇尚雅正等诗歌批评理念,在一定程度上修正了诗学理论之流弊,调和了各家学说之抵牾。     

胡仔与严羽诗学观之比较——以《苕溪渔隐丛话》与《沧浪诗话》为视角

《苕溪渔隐丛话》是宋代三大诗话总集之一,《沧浪诗话》是宋代三大诗话别集之一。胡、严二人都对宋代诗学进行了全面总结和深刻反思。他们的诗学观既有相合处:如推崇诗骚、汉魏、晋、盛唐,追求诗歌的整体美与含蓄美,注重创新等;也有差异处:对宋诗的批评态度不同,二人提出的师法对象有别,以体派论诗的精深度有别等。他们促进了宋代诗学批评理论体系自身的建构。     

北宋"话"体诗学论辨

"话"体诗学批评兴于北宋,其传统有二:一是诗学批评传统,二是诗学叙事传统.前者表现为以诗人诗作诗艺为具体批评案例的诗学批评、艺术探讨,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评论性因素,诗话著作因此而在后世目录学中被归于"诗文评"类;后者表现为讲述诗人诗作的故事或考征典实,这是构成"话"体诗学的史实因素,诗话因此而始终"体兼说部".该文首先考察诗话与多种文体的渊源关系,其次考辨<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古今诗话>、<诗话总龟>,提出三书一体同源的看法,澄清了自宋人以来的一些误解,并比较其与<渔隐丛话>体制形态之异同.     

胡仔的“诗道”及其诗学意义

《苕溪渔隐丛话》是以文献价值著称的宋代诗话总集,胡仔在书中以扶持"诗道"为己任。前人对其"诗道"之所指尚未及探究。其"诗道"即诗学批评之道,即如何客观公正地评价唐宋诗人及其诗歌,意在给陷入发展困境的宋代诗学指出向上一路。他主张创新,兼取唐宋,提出"师少陵而友江西"的观点,这些至今仍闪烁着宋代诗学批评的理性光芒!     

宋代学者郑厚及其真诗论考

郑厚,为郑樵从兄,史称“诋孟”最厉者.其生平事迹,《宋史》未载.今人所编两种诗话著作,皆语焉未详.《全宋文》、《全宋诗》虽有记录,但较为简略,并偶有所误.郑厚学问该博,著述颇丰,今多不存.其非孟之著作《艺圃折衷》因余允文、朱熹的批判而被作为“靶子”得以部分保留,是我们研究郑厚思想的宝贵资料.郑厚更值得称道的是其在诗学上的“真诗论”“天籁”自然说,这一诗学主张对后代诗学批评影响很大.     

试论吴幵《优古堂诗话》的禅宗基因

宋人吴幵的《优古堂诗话》借鉴禅宗心性理论、法眼思维以及二道相因的思维方式,以禅喻诗,彰显出禅宗美学思想基因。无论从横向还是纵向上,从历时性还是共时性上看,《优古堂诗话》在两宋以禅喻诗的诗学理论发展过程中具有承上启下的过渡作用,对其他诗话类著作均有一定的影响。当然,除了共性,《优古堂诗话》更彰显出鲜明的个性。探究《优古堂诗话》的禅宗美学基因对于探究宋代诗学生成发展的内在机制、对于探赜宋代禅宗与诗学的关系均具有一定的价值意义,也有助于我们对江西诗派的诗学理论的重新体认,因而具有诗学与美学的双重意义。     

简论李调元《诗话》——《李调元诗话评注》序

我们的伟大祖国,向来被人们赞誉为诗的国度,早在先秦时代,《诗经》和《楚辞》就为我国的诗歌发展奠定了优良传统.随着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诗歌创作百花竞艳,诗歌理论批评也异彩纷呈,蔚为壮观.钟嵘的《诗品》,刘勰《文心雕龙》中的《辨骚》、《明诗》和《乐府》,以及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等等,都是著名的诗学论著。从欧阳修的《六一诗话》开始,以诗话形式论诗的著作又不断涌现,至清代而形成高潮。据统计,清人诗话多达三四百种,这是一宗丰富的诗学遗产,值得深入发掘;然而截至目前为止,除少数几种有校注本而外,绝大多数还没有整理,从这一意义上     

论钟敬文的新诗研究

钟敬文的新诗理论和批评,主张构成诗歌的各种因素要适切、均衡,并在尊重文学史、正确整理古典文学经验的基础上推动新诗的创作;他还进行了一种学科交叉式的诗学实践,以民俗学知识论诗,把口头文学传统与新诗研究结合起来,丰富了中国新诗理论的成果;他采取接近古典诗学的诗话和格言警句文体论诗,形成独特的论诗文体,使他成为新诗学界具有自我风格的诗论家。     

明清诗话对诗“气”认识之探索

明清诗话将多变而冗杂的诗之"气"理解为大自然或人体之气,充分体现出中华民族特有的创作心理与倾向,是一种成熟而务实的诗歌理论心态。在对诗气的探索之中,有如寻求隔水蒹葭之伊人,挫折中折射出了一缕淡淡的迷茫。然而正是在这百折不挠的探寻之中,才使人深切地感受到:其探索的过程和经验,实为后人诗歌创作竖起了一面泽被百代、可资多方借鉴的铜镜。     

试论朝鲜诗话话语中的“学诗者”接受视角

由于朝鲜诗话的说话人具有朝鲜文化的背景和说话语境,因此,朝鲜诗话中的说话人既是说话人,又是转述者;既是朝鲜汉文学的权威者,又是中原汉文化的学习者;朝鲜诗话中的接受者既是写作对象和读者,又具有中朝文化双重的文化背景。人们从朝鲜诗话“学诗者“接受的视角,可以看出说话人的背景和特殊意义。     

诗可译非常译

自从十八世纪《诗经》的英译本在英国出版发行以来,中国古典诗歌英译一直存在着很多争论。文章就古汉诗英译的历史及各种争论从可译还是不可译;直译还是意译;自由体还是格律体;改写还是翻译四个方面进行了概述,并指出对译诗不应仅局限于字面上的"信",原诗与译诗达到的对等的效果和译诗读者与原诗读者相类似的感受也是要考虑的"信"。     

接受的缺失:古典诗词鉴赏的文化沉思

在现实形态下 ,人们对古典诗词的鉴赏走入误区 ,重解读而轻接受。文章从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后现代主义理念出发 ,结合鉴赏过程的一些实际行为 ,分析了文学接受的现实缺失 ,并着重从语言对文化的体现角度剖析古诗词鉴赏的必然性接受 ,倡导对话、体悟和语言感受 ,促进人的文化发展。     

中西诗学从对立走向融合——论20世纪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诗学革命”

中国现代主义诗学是在西方现代主义诗学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双重文化背景下生成的 ,是本世纪中西文化交流和诗学融会的产物 ,它的成熟构成了对古典诗歌美学传统的“二次革命”。在这一生成过程中 ,西方现代主义诗学 /中国古典诗学、现代化 /民族化呈现出互相消长、对立、融合的态势。中国现代主义诗学在中国古典诗学的纵向制约与西方现代主义诗学的横向影响的双重作用下 ,在诗歌观念、诗思方式、诗学策略等方面产生了从古典诗学到现代主义诗学的种种变异     

复古与创新:寻找失落的"真诗"--论明诗的道路及其历史启示

明代是中国古典诗歌最平庸的时代。尽管明代主流诗人或力倡复古 ,或力主创新 ,企图找回失落的“真诗” ,但也未能改变明诗平庸的面貌。究其原因 ,既非明代诗人移情别恋缺乏创作热情 ,也非他们在诗学理论上抱残守缺缺乏创新精神 ,而是宋以后中国文化理性成熟童心渐失所致。明代主流诗人以“真诗”为最高境界的种种努力、种种试验 ,就是要拯救宋以后古典诗歌的衰势 ,再现盛唐以上的辉煌 ,但留下的却是平庸的诗作与失败的记录 ,由此可以窥见古典诗歌由盛而衰的历史轨迹。     

从题写到编集: 论唐诗题注的形成与特征

题注是唐诗书写结构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唐诗流传的漫长过程中,题注的本来面貌早已不为世人所知。作为唐诗自注的一个重要类型,题注的性质和形成过程不同于一般的典籍注释,甚至不同于唐诗自注的另外一种重要类型诗中注。唐诗题注或注创作体式,或注作者官职,或注创作时间,或注创作地点,或注创作缘起,或注创作背景。这些题注在最初创作之时并非是注释,而是诗人创作时书写的署名、题记、诗记等内容在别集编辑时被以注释形式改写于诗题之下形成的。揭示唐诗题注的特征和形成过程,是今天重新认识和研究唐诗自注的起点和基础,同时也为探索唐诗别集的编辑过程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半世纪来韩国国内清代诗学研究概况

近几十年以来，韩国清代诗学研究比其他诗学，如唐宋诗或魏晋诗，有相当大的差距。进入1990年代以后，有关清诗与清代诗论研究的成果时有呈现。在清诗思潮研究方面，清代诗学研究的水平并不高，研究范围也只限于所谓四大诗论而已，但近来开始重视诗歌理论的研究和对中国传统诗论的理解，研究热度愈来愈高，这是相当鼓舞人心的；在作家论部分，清代重要作家如钱谦益、王士祯、袁枚、沈德潜等十多人大约都涉及到了，其中偏重于王士祯、袁枚等诗论，但其研究水平尚不高；在中国诗论部分，最重要的资料以清诗话为中心，国内清诗话研究者不过二十余人，其中本人近十年问集中研究清诗话，把其诗论内容开始应用于唐诗等中国诗学，关于清诗话研究方面的专著仅有本人所撰《清诗话研究》、《中国诗话的诗论》和《中国诗话的理解》。     

当代语境与五、六十年代的新诗道路讨论

20世纪50-60年代,曾发生一场声势浩大的新诗发展道路的讨论。在阶级性、革命性为主导意识的文化环境中,这次讨论的重点限定在诗歌形式方面。为了完成对新诗的“改造”,民歌和古典诗被指定为新诗的“学习”对象。由于民歌与古典诗在存在状态与方式上的差异,“学习”过程中被不同程度地强调和运用着,因此对新诗的实际影响并不一样。也由于“学习”对象本身的规定性及其之间的差异性,一部分诗人、诗评家意外获得了一些属于诗本身的并不开阔的话语空间。     

“声诗”传统与现代解诗学的“声解”理论建构

传统中国抒情诗一向被称为“乐诗”,古典诗学解释学也素有“以声解诗”的传统,然而由于口语白话诗的兴起、西洋诗的渗入及重义轻读等因素的影响,这一传统在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冲击之下遭遇了“断裂”的命运,因此,如何重建新诗的声音解释学成为摆在新诗面前的重要理论课题。现代诗论家的探索告诉我们,借助于传统诗学资源,至少可以从“以声观志”、“因声寻义”、“同调同感”、“缘声入神”以及新诗解释的戏剧化等若干层面,重构现代诗学的“声解”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