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论视域中的"赋、比、兴"

"赋、比、兴"乃<诗经>和中国古代诗歌借物象与事象传达感动并引起读者感动的三种表达方式,是心物之间互动关系的反映."兴"是由物及心,"比"是由心及物,"赋"是即物即心.它与西方在"形象与情志关系"上的最大不同在于,西方的诗歌创作多出于理性的安排,从而降低了"兴"在诗歌创作中的地位而成为不重要的一环,其八种"情志与形象之间的关系"仅类于中国诗歌创作中"赋、比、兴"三种表现手法中的"比"的手法.     

苏舜钦的教训——对一桩宋史旧案的重新检讨

苏舜钦是北宋著名文学家,在"进奏院狱"发生前,他各方面条件都很优秀,庆历时期的政治文化环境也为他提供了一展抱负的舞台,但"进奏院狱"却使苏舜钦的人生轨迹发生重大改变."进奏院狱"不能被简单说成是一起冤案,对此案应该有法律、政治和文人伦理三重解读向度.苏舜钦生前也把此案看作自己的人生教训,对连累好友深感后悔,但是他本人却始终没有调整好面对贬谪的心态,心灵上的紧张并没有得到真正释放,这也进一步加重了其命运的悲剧性.     

宋人"诵诗"现象刍议

"诵诗"现象出现于先秦时代,当时其含义只是一种特殊的诵读方式.在宋代,"诵诗"作为一个特殊诗学话语,它的主要含义是一种特殊的阅读和传播方式.它不仅具有强化诗歌传播的作用,还有促进诗歌创作的作用.宋代"诵诗"作为一个诗学现象,不仅与宋代诗歌创作者与传播者身份合一有关,也标识着作为接受主体的读者的主体性的凸现.     

北宋"进奏院狱"的政治文化解读

1044年北宋政府对一批在进奏院内饮酒聚会的官员进行严厉惩处,史称"进奏院狱"。进奏院狱成为北宋庆历年间的重要事件,《宋史》认为这一事件的实质是"君子""小人"之争;当事人苏舜钦对"进奏院狱"的追述在不同时期不完全一致,但更倾向于人际关系之争;庆历之际士人对"进奏院狱"评价不尽相同,但是以"朋党"思维解释这一事件逐渐成为主流。"进奏院狱"在传播过程有被过度政治化阐释的倾向,深刻影响了后世文人,也成为宋史研究的一个误区。     

韩诗"以丑为美"新论

美与丑都是文学创作中不可或缺的审美对象.韩愈诗歌创作中"以丑为美"的倾向最早由清代的刘熙载提出,后来舒芜先生又进一步指出韩诗形式上的"不美之美"、"非诗之诗",内容上的"以丑为美"倾向,然其内容之丑是如何转化为美的问题尚有待探索.笔者试从具体的文本入手,运用中西方文艺理论,对此论题进行新的审视,期以获得更深入的认识.     

"普天忠愤"铸诗魂:论甲午战争爱国诗潮

甲午战争爱国诗潮是继鸦片战争爱国诗潮后,随着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而出现的新的诗歌创作潮流,广大爱国诗人,无论是洋务派作家、早期维新派作家还是部分帝党官僚,集结在爱国救亡的旗帜下,以强烈的义愤全面揭露了以慈禧太后为首的丧权卖国的投降派,讴歌了忠勇抗敌的民族精神,形成了以"普天忠愤"为特征的爱国诗歌创作潮流.甲午战争爱国诗歌具有明显的"诗史"特征,尽管在艺术锤炼上还略有遗憾,却尽到了文学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论陶渊明的"诗化哲学"

陶渊明接受了玄学思想的影响,但他把玄学思想落实于现实人生和诗歌创作,他的日常生活与诗文创作都灌注了一种诗性精神.他在日常生活中感悟玄学义理,呈现了"诗化哲学"的思维方式;以"任真"的原则指导日常生活,形成了"诗化哲学"的行为方式;通过"写意"的诗歌创作原则,形成了"诗化哲学"的表现方式.陶渊明是一位真正的"诗人哲学家".     

黑暗中果实的圆熟——论戴望舒后期诗歌

回顾了戴望舒前期和中期诗歌创作风格的发展变化,探究了后期诗歌集中的诗集《灾难的岁月》。诗集根据创作时间总体上分为抗战前后两大部分,诗歌风格前后有所变化,在分析了每个部分诗歌的思想内容与艺术风格之后,对戴望舒诗歌进行"经验的生长"这一角度的阐释。戴诗的后期诗歌是"经验生长"的结果,在戴望舒经历了人生与时代的洗礼后心智思想成熟,同时诗歌艺术风格发展变化,都有了新的突破。后期诗歌是他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     

穆旦:从"野兽"开始

本文以中国现代新诗史上40年代最为杰出的,而现在文学史上对其诗歌创作的价值与意义尚未给予足够的研究的诗人穆旦的诗作作为研究对象,以其鲜明的"野兽"意象作为确入点,认为这个意象是诗人本我反叛的隐喻,是民族复仇的象征,是文明反思的载体,是反抗现实的武器.     

礼乐兴衰与晋宋之际"诗运转关" 别解

在东晋礼乐之衰和晋宋之交礼乐之兴的背景下, 礼乐兴衰变化对诗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礼乐复兴促成了刘宋诗歌创作的繁荣, 包括诗歌题材的扩大、 内容的丰富、 宫廷诗风的形成、 诗歌语言和形式的更新、 诗乐联系的紧密及文人乐府诗创作的繁荣等. 这些都是对以玄言诗为主导的东晋诗坛的反拨,促进了南朝诗歌基本美学风貌的形成, "诗运转关" 也由此而生.     

论欧梅诗派的诗歌风貌

欧梅诗派是北宋仁宗天圣至神宗熙宁年间以欧阳修、梅尧臣、苏舜钦等为主要成员而形成的一个诗歌流派.在长期的诗文唱和中他们形成了基本一致的诗歌风貌:创作题材上取材广而命意新、创作风格上追求宋调风味、创作技巧上追求"状难写之景"和"意新语工"、创作方法上转益多师和博采众长.这些共同的创作特点开创了宋诗的主体风格,奠定了他们的诗歌史地位.     

《诗经》"引语式句法套语"探析

<诗经>的早期创作形式是口述文学,"套语"是<诗经>口述创作时期的基本形式,"引语式句法套语"则是<诗经>早期创作所遵循的"套语"形式之一.<诗经>的"引语式句法套语"共表现为八种形式,在早期创作时,<诗经>口述歌诗的创作,既有对这八种形式模式上的遵循,又有相互的灵活运用,表现了中国诗歌创作由口述文学向书面文学过渡的特征.     

"江湖"非"诗派"考论

南宋中后期诗坛是否存在"江湖诗派","江湖诗派"是否是文学史意义上的所谓"诗派",是江湖诗人群体研究的一个基础的问题.揆诸史实,南宋中后期诗坛事实上并不存在所谓"江湖诗派".明确地以江湖为"诗派"且对后世造成广泛和深刻的影响的,是四库馆臣,但即就四库馆臣的立论而言,也是缺乏依据的.南宋江湖诗人群体首先和主要的,不是一个以诗歌为中心和纽带的诗人群体,而首先是一个社会群体;首先和主要的不是一个诗歌创作的现象,而是一定历史背景下的社会现象.     

"以文会友"交往传统的诗学美学阐释

"以文会友"是中国古代文人交往的基本形式,是文人高雅雍容、文质彬彬的品格风度的体现.它根源于传统礼乐文化,从礼制发展到礼俗,蕴藏着歌诗为礼、缘情放言、"群"而可"兴"的诗学美学内涵,并促进了古代诗歌形态的发展和诗歌创作的繁荣,在中国古代诗学美学史上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稼轩"诗不如词"现象探论

辛弃疾的诗作无论数量还是成就皆远不如词,但在其作品中却可以看出稼轩对诗歌创作的重视,这说明辛弃疾"诗不如词"现象的出现是有着特殊的时代背景和原因的.文章结合史料,以稼轩词作为基础,对其"诗不如词"的现象从外因和内因两方面进行了剖析.     

论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四季”诗

魏晋南北朝时期,诗歌创作获得巨大发展。那时的中国,一年四季,四季分明,不同季节具有不同的气候特点、物候特征。众多诗人感应着四季不同的物候变化,感物兴思,诗情勃发,创作了大量季节特点鲜明的"四季"诗。相较而言,春秋二季,气温变化最明显,物候变化最显著,人们的情思也最活跃,所以成为诗歌创作的丰收季节。而夏冬二季,气候炎热或冷寒,人们的思维活动受限,情思也就较为单一,诗歌创作也就稍逊许多。     

释"诗体正变"--中国诗学之诗史观

传统的中国诗学有其独特的诗史观,它是围绕"诗体正变"问题而展开的.这一观念自酝酿以至成熟,大致经历了由"风雅正变"到"质文代变"再到"诗体正变"几个阶段."诗体正变"说的特点一是将诗歌演变的历程归结为诗体流变,力图从诗歌体式变化的角度来显示诗歌创作的盛衰和时代风气的转移;二是讲"源流正变",且多带有"伸正诎变"的倾向;三是不忽视各种内因与外因对诗歌发展的推动作用,而将其影响落实到诗体变迁上来.近代进化论史学观确立后,"诗体正变"说受到冷落,但其中蕴藏着的丰富的历史经验仍值得认真总结与借鉴.     

从求“真”到求“美”的诗歌嬗变

在贵州新时期的诗歌创作中,从70年代末到80年代中期的几年,是至为重要的一段时期.这一时期,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闭幕和思想解放运动的到来,国内的社会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贵州的诗歌创作也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诗人、诗作的大量激增上,而且也表现在诗人的诗学观念、审美心理结构和诗歌的内容、形式、风格技法等多方面的巨大发展变化上.     

初唐诗的转向:王勃"入蜀纪行诗"探析

王勃20岁时,曾在入蜀途中,写下了30首"入蜀纪行诗",惜其多已亡佚.王勃存诗中有6首纪行之作,当为"入蜀纪行诗".另有两首与上述诗歌题材和结构相似,或为"入蜀纪行诗"之存诗."入蜀纪行诗"的艺术特色是"壮美"而"抒情",是王勃在初唐诗坛上突破宫廷诗的束缚,开拓诗歌题材以及召唤诗歌感情回归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王勃"诗文革新运动"主张的一次重要实践,因而对于把握初唐诗歌的转向以及王勃诗歌创作的脉络等,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徘徊在象征与唯美之间——论王独清和蓬子诗歌的"两面性"

在流派林立的中国新诗史上,虽然没有出现一个非常明确的唯美主义诗歌流派,但唯美主义诗歌却表现出与其他流派诗歌迥异的一面,即它并未独立形成流派,而是坚实地附着在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现代主义各流派的诗歌上,以一股潜流的方式贯穿了几乎整个中国新诗史。在现代诗人中,王独清和蓬子便是典型的具有"两面性"特点的诗人,他们的创作虽然被贴上了象征主义的标签,但唯美主义却是他们在诗歌创作上的不容否认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