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南北政府对峙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

民初南北政府对峙时期,国民外交运动持续高涨。南方国民政府所辖范围内的国民外交运动不仅规模大,而且其取得的外交成果也比较显著,这与南方政府的有力领导、与民众及时沟通,以期一致对外等有密切关系。同时南北相互声援的国民外交运动及所取得的成果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重要一笔。     

近代国民外交视角下的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

从近代国民外交角度来看,1905年抵制美货运动第一次体现了近代国民外交的新理念,在一定意义上说,它也是一次由商会主导的重大的国民外交。在抵制美货运动中,国民外交具体体现为以上海商务总会为首的商人团体的直接外交参与,以及广大国民的间接外交支持。从总体上说,抵制美货运动中的国民外交是以为政府外交之后援的,显得相对比较温和。     

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与国民外交——以“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国民外交运动为例

中华民国成立初期,尽管以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国民外交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但几乎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国民外交运动是一个典型案例。分析此次运动中各阶层民族主义的表现和动机是探索这一时期国民外交成果之所以有限的＂钥匙＂。国民外交的失败反映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复兴的困境。     

"五四"前后国民外交协会活动述论

国民外交协会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全国性的国民外交团体,其成立之初曾作为政府后援,积极配合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外交努力,后又对"五四"运动的发生及中国政府拒签《对德和约》产生了重要影响,并且为最终在华盛顿会议期间收回山东主权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国民外交协会在"五四"前后发动和领导的国民外交运动无疑是中国近代历史转折时刻的辉煌篇章。     

1903年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

近代国民外交一词在中国的出现大致可以追溯到1903年,并受到了西方,尤其是日本国民外交理论的影响。然而,近代国人对外来的国民外交思想并非是简单地接受,而是因应于中国内忧外患的时局,对其进行了适合中国国情的解释和改造。1903年中国国民外交的出现是西方国民外交思想的输入与中国国民参与外交意识的日益发展,两者相互激荡、共同作用的结果,它反映了在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中国社会各阶层民众国民意识的增强以及知识人士与下层民众相互结合,全体国民共同对外的历史趋势。     

近代中国的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

“国民外交”是近代中国人民对外交民主化要求的体现 ,它的产生是西方民权思想在中国广泛传播的结果。在近代中国 ,广大国民先后以非对抗性的外交运动、对抗性的外交运动及合作性的个人(或团体 )外交活动等形式对外交进行了参与 ,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 ,才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国民外交”。     

民国时期的政治发展与国民外交运动

国民外交运动对民国时期的政治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它推动了以民族独立为中心的政治势力的分化组合,并且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促使民国政治制度向民主化方向发展;同时,该运动在民国时期发挥了最大的社会动员力度,极大地唤醒了国民政治参与的热情,对民国政治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由于外交不力,引发了国民外交运动的对内转向,导致民国政府的合法性危机,使之淹没在轰轰烈烈的民族民主革命的浪潮之中.     

清末民初回族新闻界国民外交考察——从《醒回篇》到《月华》

在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运动中,新闻界不断努力拓展渠道。1908年第一份回族报刊《醒回篇》的创办便处于国民外交的背景下,成立于日本东京的留东清真教育会是报刊的依托团体。社会团体在回族报刊从产生到辉煌起到了重要作用,在民族危难之际,成为回族新闻界活跃于国际舞台的依托,也是开展国民外交的重要策源地和活动中心。     

清末民初的国民外交思想论析

20世纪初的国民外交思想以人民主权思想为思想基础,也是此时中国国内外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产物。国民外交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国民外交是指国民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利益而进行的对外交事务的参与活动;广义的国民外交则还包括国家间的民间交往活动。国民外交思想有实践性很强的特点,具有特定的时代价值。     

北洋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

北洋时期的国民外交运动分为三个阶段,其间,广大民众对帝国主义和北洋政府的认识不断加深,参与运动的民众的组织程度也不断提升,并且最终在国民革命的洪流中找到了归宿。     

民族主义视域下的政争与外交——华盛顿会议期间中国在美各方力量博弈

华盛顿会议召开后,中国在美各方力量通过诸多方式进行了一场维护中国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运动.尽管在国家利益层面具有明显的一致性,但因党派利益掺杂其间,南北政府代表围绕十项原则、中日直交、借款赎路等问题进行了诸多交锋,带有浓郁的政争对抗色彩,反而是国民外交代表与海外华侨、留学生力图弥合两者之间分歧.总的看来,外塑一致对外的国际形象与最大限度收回民族权益是其主要内容,呈现了中国内政纷扰的特点,同时也彰显了民族主义运动的伟力.     

论1939年天津事件后的国民外交运动——兼论国民政府与中共的应对

1939年的天津事件是在抗战初期中国民族意识高涨的背景下发生的。事件发生后,英国从自身利益出发在谈判中向日本妥协,此举引起了中国民众的强烈不满,英日协定的签订更是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国民外交运动。对于事件后的国民外交运动,国民政府表现了支持的态度,中国共产党也对其进行了鼓励和引导,从而形成了民众、国民政府以及中共在事件后的三方互动局面,为维护中国主权和利益起到了重要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外交

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外交是中国全民抗战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稳固,向世界人民展示了全民的抗战决心,也为中国共产党搭建了对外交流的平台,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北洋时期"国民外交"的困境及自我调适

北洋时期,国民干预外交热情高涨.随着参与外交的深入,国民在理论和实践上遭遇各种困境,为推动国民外交运动发展,国民根据环境的变化不断进行反省与调适.     

论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的国民外交活动

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展开了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的国民外交活动,中国商会的国民外交活动具有明确的目标、正当的途径、有效的手段,中国商会在20世纪早期成为国民外交的重要基地乃至领导机构,它对20世纪早期中国外交有着直接的作用,也对抗战时期中美的战略结盟具有一定的影响,并且对当今21世纪早期中国国民外交的开展具有重要的现实启示.     

近代中国国民意识的生成与国民外交

在近代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促进下生成的国民意识,是国民外交产生的前提,而国民外交反过来促进了国民意识的巩固和沉淀。     

国民外交与学术研究: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基本活动及其工作重心的转移(1925-1933)

1925年,太平洋国际学会被作为国民外交机关引介到中国,由于学会注重对于太平洋问题的研究,因而其中国分会承载了两重身份:它既是国民外交的推行者,又是学术研究的推动者和赞助人。然而随着亚太地区国际形势的变化,尤其是中、日关系的恶化,中国分会越来越感到在国民外交方面难以有所作为。学会囿于自身定位,在中日争端问题上不采取明确的立场,使得中国社会舆论对其日感失望,甚至中国分会出身于基督教青年会的领导者也对此类国际组织的作用产生了怀疑。而1929年后,分会的学术研究工作不断推进,学者在分会中的地位也随之逐渐突显,在学会会议上推重积极的国民外交姿态、出身于青年会的分会领导人的地位也渐渐被主张更为稳健的学者所取代。1931年后,中国分会的工作重心发生了变化,这是由上述内外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民国初期记者群体的对外交往

民国初期,记者群体的对外交往日益频繁。中国记者与驻华外国记者联合创建了北京中日记者俱乐部、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万国报界俱乐部等常设性机构,合作方式明显改变。上海日报公会、北京报界同志会和全国报界联合会相继组织赴日视察团,对外交往的规模逐渐拓展。此外,中国记者两度出席世界报界大会,进一步密切了与各国记者的联系。在与境外同行的交流中,中国记者不仅扩充识力,推动报业进步,还以国民代表自居,以促进邦交为已任,使其活动颇具国民外交的意味。     

国民外交运动与民国外交现代化

国民对外交的关注和参与是民国时期外交的一个重要特点,持续不断的国民外交运动推动了民国外交的现代化进程:它强化了“以民众为主体”的外交观念,也极大地影响了政府外交政策的走向,同时也促进了民国时期的外交制度向民主化方向发展。     

近代文言教育边缘化的开端：白话文如何进入国民学校

1920年初,在政府和新文化派精英的共同“运动”下,北京政府教育部终将国民学校“国文”改为“国语”。这标志着白话文以“国语”的合法身份进入知识生产体系,同时亦是文言教育传统的衰落和边缘化的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