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复兴与大陆新儒学

制度化儒学的解体与现代新儒学的困境,促进了大陆新儒学的兴起,推动了儒学复兴思潮的出现。鉴于现代新儒家存在理论偏误,蒋庆提出政治儒学的理论构想,主张儒学的再度政治化,进而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受到海德格尔存在论的启迪,黄玉顺倡导生活儒学的体系构架,尝试回归生活本源重建儒家形而上学和形而下学;通过对传统儒学进行正本清源的疏解,李承贵认为人文儒学是儒学的核心内容,应将其确立为儒学的本体形态。反思当前儒学的复兴,有两点值得关注：一是明确儒学的现代价值,二是厘清儒学复兴的可能面向。     

殷海光、徐复观政治思想之比较

殷海光与徐复观的政治哲学主要体现为对自由主义的认识和对自由主义与传统儒学关系的处理。他们对自由主义的根本见解是相当契合的。他们之间最大的分歧,发生在传统儒学究竟对自由主义起到何等作用。思想的离合造成了他们亦敌亦友的情感纠葛。殊途探索的得失,留下了值得后人深思的课题。     

论传统儒学的现代宿命——兼及新保守主义批判

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带有鲜明的政治特性,突出表现为崇圣意识和王道理想。君权至上、父权至尊和伦常神圣构成了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基本价值结构。汉代儒学被政治意识形态化,延续的仍然是先秦儒学的价值系统。因而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政治文化中并不包含现代化的因素。儒家思想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有其历史的合理性,但是有许多内容,包括一些价值性的规定是无法与现代社会相沟通的,这就是传统儒学在现代社会的宿命。新儒家、新保守主义等学派设想复兴儒学,显然是不适宜的。当代中国需要建立一种以现代社会理念为基点的先进文化,其价值构成应当是法治的、人文的,同时也要批判地吸纳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因素。     

论梁漱溟新儒学的历史地位与影响

梁漱溟的新儒学以复兴儒学为宗旨,严厉批评“五四”反传统主义者的西化道路,试图通过“援西学入儒”的途径,重新诠释儒学精义,凸显儒学在现代的精神价值,化解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内在紧张。作为对新文化运动的“辨证的反动”,梁漱溟的新儒学在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与影响。     

方克立与现代新儒学

在现代新儒学研究中,方克立自觉坚持科学立场、方法与态度,实现了对现代新儒家的批判超越.他在充分肯定现代新儒学在思想史上积极意义的基础上,指出其"内圣开新外王"的理论困境与中体西用文化观的落后性,批判其唯心史观及其阶级局限性.在研究现代新儒学的过程中,方克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文化观,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文化的结合提供了有益借鉴.其现代中国"三大思潮对立互动说"及"马魂中体西用论"的提出,都与对现代新儒学的批判超越密切相关.     

论现代新儒学"援西入儒"之得失

援西入儒既是现代新儒学区别于传统儒学的重要思想资源标志,又是构成儒学之所以为"新"的必要因素;援西入儒经历四个发展阶段;新儒学的理论展开方向,形成了哲学儒学、知识儒学、政治儒学、生活儒学四种范式.     

徐复观的政治思想之基本性格及其限定

为了熔铸儒家的德治与现代民主政治,现代新儒学大师徐复观采取了民主精神亦即自由主义精神与民主政体两条进路,用儒家的"文化自由主义"或者说"道德上的自由主义"涵摄与超越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精神,并借助"无为而治"这一观念从政治主体、方略、目的和人性论预设四个维度重释儒家的德治,以至与现代民主政治下的"守夜人"国家理论、"有限政府"理念进行会通。由此形成徐复观政治思想之基本性格,并成为现代新儒家政治哲学的代表。     

马一浮与"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危机

"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当代的发展趋向,揭示了其所面临的理论困境和思想危机.追本溯源,可以发现造成这种理论困境和思想危机的原因由来已久.而马一浮先生所代表的从传统文化中汲取当代儒学持续发展动力的做法,对于解决"现代新儒学"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思想危机无疑具有某种启示意义.     

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论当代新儒学的另一发展路向

当代新儒学在弘扬民族文化,发扬民族精神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即未能开出新外王。当代新儒学要开出新外王就必须走出心性儒学,在儒学的大传统中寻找另外一条发展路向,这就是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学传统中的经学——春秋公羊学,其特征就是解决政治问题,是儒学传统中的外王之学。本文力图证明从心性儒学走向政治儒学不仅是时代的必然要求,也是当代新儒学在理路上应有的发展。当代新儒学只有走向政治儒学,才能开出新外王,克服儒学在当代遇到的最大危机与挑战。     

批判继承 综合创新——论方克立先生的文化哲学思想

作为中国大陆现代新儒学研究的主帅之一 ,方克立在文化哲学研究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 :对现代新儒学和现代新儒家及其代表人物、发展历程进行了拓荒性研究 ,通过宏观审视和个案研究相结合的方法较为系统地阐释了现代新儒家文化哲学的贡献与缺失 ,批评了“西体中用”论的文化观 ,推进了对传统与现代化、民族性与时代性的辩证思考 ,从而就中国文化发展的方向、方针、方法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 ,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学派的“综合创新”论的文化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