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发补贴政策的适用性分析

20世纪70年代发展起来的战略性贸易政策理论强调博弈的思想,指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和规模收益递增的基础上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可以改变本国企业和外国企业在竞争中的地位从而增进本国福利,它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提供了新的思路。中国加入WTO后,在世贸框架约束下研发补贴是当前我国运用战略性贸易政策工具的现实选择。本文发展了一个三阶段研发补贴模型,并结合我国现阶段的实际情况对该模型的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给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政府支持、供应链关系与研发创新

处于经济转型时期的中国,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共同发挥作用,两类资源配置方式对企业技术创新是否具有同样的促进作用？研究发现,政府支持力度小的公司,对要素市场网络中合作伙伴的依赖度高,会充分利用供应商提供的要素资源,推动自身研发创新;而政府支持大的公司,可以从政府手中获取低成本的资本与生产要素,缺乏以研发赢得利润的动力,供应商提供的要素资源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激励不显著.因此,在我国这一要素市场发展滞后的环境下,解决要素资源错配,加快和推进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和进程,是改变中国企业自主创新不足的重要动因.     

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博弈、研发外溢与政府补贴

我国经济特区正处于转型发展新时期,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举措。然而,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活动具有高度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外溢性。在研发外溢效应足够大的情况下,虽然潜在进入者比在位企业具有更高的研发积极性,如果政府不进行干预,不论是在位企业还是潜在企业都不愿意开展研发活动。为激励企业研发创新,政府可以考虑对其进行研发补贴。在事后补贴能够较好地界定的情况下,最优的事前补贴就是不提供资助。但若研发外溢不能准确度量,事前补贴仍然是一种可供选择的重要政策工具。不论是事前补贴还是事后补贴,研发补贴数量与企业所能够观察到的研发投资和企业成本正相关,与企业研发期望收益负相关。     

政府研发补贴对我国上市企业R&D产出的影响——基于调节中介效应实证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而高科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引擎,尤其在创新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研发和产能升级迫在眉睫。基于2016—2021年我国673家A股上市高技术企业的面板数据,以企业R&D支出为中介变量、企业规模和企业吸收能力为调节变量,构建调节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R&D产出的影响机制。实证结果表明：(1)企业研发支出在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R&D产出过程起部分中介作用;(2)企业规模在上市企业R&D支出与产出间起正向调节作用,即研发支出对大企业R&D产出的提升效果优于小企业,且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存在行业异质性;(3)企业吸收能力在上市企业研发支出与产出间不存在显著调节作用。     

创新经费来源对企业创新质量的影响 ——自有创新经费与政府研发补贴的作用

企业进行创新活动时使用"内部的钱"和"外部的钱",是否会影响创新质量?基于信号理论和心理账户理论,研究内部自有创新经费和外部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性创新的影响.采用中国沪深A股2010—2017年面板数据,对假设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研发补贴和自有创新经费都促进了企业的实质性创新,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对策略性创新有促进作用.两者显著的交互作用表明政府研发补贴对自有创新经费存在助推作用.更进一步研究表明,与自由竞争行业相比,垄断行业的政府研发补贴对自有创新经费的影响效果更加明显.本研究从理论上对企业实行策略性创新进行了经费类型的解释,同时在实践中为政府创新经费的宏观布局提供了管理启示.     

政府补贴与山东省企业研发创新效率——来自山东省上市公司的经验数据

立足山东省上市公司,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政府补贴对山东省企业研发创新效率的影响,并考察该影响在不同异质性特征企业中的表现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在促进山东省企业研发创新方面具有显著的实施效果,政府补贴显著正向影响山东省企业研发创新效率,且该影响在所处行业竞争弱、国有产权与多元化程度低的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显著,但不受规模异质性特征影响。研究同时为山东省地方政府补贴政策细化与优化提供了经验证据。     

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 ——基于信息技术产业的实证研究

基于2014—2018年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采用逐项回归法,研究政府补贴、资本结构与信息技术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且将资本结构作为调节变量,探讨资本结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三者之间关系在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补贴对信息技术企业的研发投入具有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资本结构与企业研发投入呈负相关关系,同时,资本结构对政府补贴和企业研发投入之间的关系起负向调节作用,且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显著。为此,信息技术企业应完善自身资本结构,合理举债,提高盈利能力,为研发活动预留充裕资金;政府应加大对信息技术企业,尤其是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补贴,在资金以及政策上给予支持。     

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引导的有效性分析

近年来,为提升产业竞争力,各级政府在人才引进、研发设备购置、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制定了大量优惠政策.但是,企业是否在政府补贴的引导下加大了研发投入,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本文通过构建动态博弈模型,对政府补贴引导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并选取光伏产业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进行了验证.实证分析发现,光伏领域影响企业研发行为的因素主要包括政府补贴、沉淀成本、科研人员数量以及企业年龄等.     

WTO反补贴裁决效率与最优研发补贴

随着全球贸易自由化步伐的加快,国际贸易协议对补贴作出了较为严格的限制,但在现实经济中政府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企业的干预,特别是研发投资补贴的使用。将反补贴协议约束纳入到不完全竞争模型下,均衡结果表明,反补贴协议能够有效降低政府干预市场的动机,但并不一定能完全消除政府的补贴。政府的最优策略取决于WTO反补贴裁决效率,当效率低于临界区间下限时,两国政府将陷入研发投资补贴战;当效率高于临界区间上限时,两国政府均不干预市场;而当裁决效率处于临界区间,本国政府既可以通过研发投资补贴进行水平利润转移,同时还能避免补贴战的发生。在现实经济中充分利用这一区间能够在不违反国际贸易协议的情况下加快本国经济增长。     

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影响——基于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在分析政府补贴政策的特征及其影响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理论机制的基础上,运用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了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直接和传导效应。研究发现：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具有激励效应,且国有企业较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效应更强;研发资本要素市场扭曲能够强化政府补贴激励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调节作用,并与产权性质联合调节政府创新补贴效果;创新投入与融资约束在政府补贴对企业真实创新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持续性具有负向抑制效应,政府补贴效果受到研发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产权性质明显的负向调节作用,且创新投入与融资约束在政府补贴对企业持续性创新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     

我国《农业补贴基本法》立法研究

农业补贴作为一国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之一,其作用的有效发挥离不开立法的有效规范和保障。但迄今为止,我国农业补贴尚处于无法可依的局面,这是农业补贴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鉴此,我国亟须制定农业补贴基本法,就农业补贴的原则、范围、方式、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     

我国《农业补贴基本法》立法研究

农业补贴作为一国促进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之一,其作用的有效发挥离不开立法的有效规范和保障。但迄今为止,我国农业补贴尚处于无法可依的局面,这是农业补贴存在诸多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鉴此,我国亟须制定农业补贴基本法,就农业补贴的原则、范围、方式、程序等作出明确规定。     

粮食直接补贴对象的选择及其实证分析——以安徽省粮食补贴的实地调查为例

随着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深入,其对我国粮食种植的激励作用在逐渐弱化。如何继续保持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效率,实现其目标是新时期完善粮食补贴政策的关键所在。通过对当前粮食补贴政策的分析,从理论上构建了粮食直接补贴对象的选择模型,并以安徽局部地区为例进行了实证分析。理论分析认为,粮食补贴政策应根据补贴目标以及耕地需求的补贴弹性和耕地供给的补贴弹性来选择粮食补贴对象,这样才能最大可能地实现粮食补贴政策目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因耕地供给与需求的补贴弹性不同和补贴对象的选择差异,同一地区的粮食直接补贴政策的效果显著不同。     

论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由"巴西状告美国高地棉花补贴贸易纠纷案"谈起

本文由巴西状告美国对高地棉花补贴贸易纠纷一案入手,分析了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包括美国农业法律框架、补贴规模和方式。美国的农业补贴政策同WTO规则有比较严重的不一致,因此根据WTO贸易规则,美国需要对其国内法进行修改以符合国际贸易规范。     

试析我国农业补贴政策

文章在论述了我国农业补贴政策演变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农业补贴政策的现状及其目前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对策,即建立完善农业补贴长效机制,探索一条高效的政策执行渠道,以此来提高中国农业补贴政策的效果。     

山东三项农业补贴全面增长良种补贴增幅近10倍

记者近日从山东省农业厅了解到，在去年三项农业补贴已全部落实到位的基础上．今年山东省仍将加大农业补贴力度，其中良种补贴可能比上年增长近10倍。     

森林保险财政补贴政策文献评述与研究展望

财政补贴对促进森林保险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补贴方式和规模的确定是影响森林保险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的关键。主要从森林保险财政补贴方式、补贴规模和补贴效率3个方面对现有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已有研究主要从需求方出发集中于对保费补贴方式的分析,对解决保险供给不足的间接补贴方式研究不足,补贴规模和补贴效率研究尚缺少强有力的理论推导和数学模型构建,因此,提出补贴政策研究必须要关注和解决保障水平不合理、费率厘定不科学和补贴比例不合理三大关键问题,并应基于森林保险需求与供给视角,体现保障水平和费率厘定差异化特征,围绕最优保费补贴规模测算的主线,通过确定合理的补贴规模,提高农户的参保率,最终实现财政资金使用效率的最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