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绰经济思想探源与评述

苏绰是北朝时期西魏的政治家、改革家,他所作的“六条诏书”是西魏北周改革的指导思想和治国方针。周文帝宇文泰对“六条诏书”极为重视,“常置诸座右,又令百官习诵之。其牧守令长非通六条及计帐者,不得居官。”可见苏绰在当时影响之大。然而,就目前情况看,对苏绰其人及思想的研究还不深入,特别是对苏绰     

诏书与西汉时期的儒学传播——以《汉书》帝纪为中心的考察

西汉中期,儒学的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大大提高,这也反映在诏书内。西汉诏书大多由儒学化的学士撰草,在行书过程中,有着与儒家经典相同的思维方式和论述模式。儒学化诏书形成于汉武帝时期,并成为古代社会通行的诏书形制。西汉诏书不仅广泛引用儒家经典如《尚书》、《诗经》等的文字,其内容也体现了儒学的思想价值,是儒学思想的重要载体。这个载体因为由国家以法律的形式发布,较之儒学典籍的传播和学校教育,其覆盖面更为广大,从而成为西汉儒学传播的另一重要渠道。儒学化诏书的出现,不仅是西汉中后期主流政治价值观转向的体现,也是政府意欲推行儒学以教化民众的措施。国家以诏书形式参与儒学的政治社会化过程,促进了儒学对当时民众社会的"涵化",推进了汉代社会以儒家价值观为核心的共同价值观的形成。     

诏书的以纸代简过程——兼论“板诏书”的出现及应用

诏书以纸代简过程的完成意味着中国社会纸的时代的正式来临 ,本文考证出纸诏的通行始于西晋 ,故中国是自西晋开始正式进入了纸的时代。西晋后 ,在诏书领域里 ,还有极小的一部分在用板 ,“板诏书”仅限于一般官员的任免 ,但到梁隋 ,“板诏书”的功能已慢慢萎缩成只任命虚职。本文论述了诏书以纸代简的过程及“板诏书”的产生和演变     

昙花一现的清朝“养廉银”

倘若没有一整套合理的监督机制,权靠官吏在丰衣足食后以道德自律,达到廉政的目的,就只能是一种幼的幻想.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统治者鉴于明亡的教训,总结了历代封建专制干朝的政治经验,在入关之初,对明朝的监察制度进一步加以完善。清以都察院为全国最高监察机关,执掌对各级官吏的监察与弹劾,并可对皇帝进行规谏。都察院内设“六科”,分别对中央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进行监察;十五道,分别对各行省“巡分抚绥”,“澄清史治”,以为“天下之耳目”。除此之外,各省还设有布政使、按察使和提督学政,分别对地方民…     

论西汉刺史制度的产生及对郡国的监察

汉武帝时期建立的刺史制度是西汉监察制度的一大变化，它是在郡国并行背景下的新的选择。王国傅、相与诸侯王的矛盾是建立刺史制度的一个重要原因。刺史监察郡国．不仅扩大了监察范围．也使西汉的监察制度化。刺史监察制对西汉基本结束郡国并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德性取向

秦代开创的监察制度成为中央集权制度的重大特色,对后世影响深远,但由于秦制的价值取向是效益最大化,其于终极价值领域的悬空为后代监察制度的德治取向留下了成长空间。西汉以降,监察制度的运行,除了遵从“政”之原则,还有兼具“教”的意义。宋代监察对隋唐体制有了重大突破,实行台谏合一,台谏制度成了党争的催化剂;明代以六科为代表的监察官员位卑而权重,在“癸巳京察”事件中出现的重大政治风波显示出明代监察体制“政”与“教”的失衡;清代的监察制度一度陷入以密折专奏为核心的异化监督,其根源在于君主极权的单线治理格局。“政”与“教”成为中国传统监察制度价值取向中至关重要的内容,传统监察制度之流变亦映射出二者间极为微妙而又错综复杂的关系。      

边疆自治运动中的地方传统与国家政治——以20世纪30年代的三次“康人治康”运动为中心

［摘要］20世纪30年代，在位于四川与西藏之间的康巴地区发生了三次由本地精英领导、以“康人治康”为口号的自治运动。文章从运动领导者的背景、经历、运动所提出的政治纲领和诉诸的合法性基础，以及地方社会对运动的反馈等几个方面对这三次运动进行了分析，重点是考察这一组发生在边疆地区的自治运动背后的动力机制。研究发现：三次“康人治康”运动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自治”运动，它们的动因并非源自地方社会的内部诉求，而是由走出地方社会、掌握了现代政治话语、在国民政府的中央机构中任有官职的“新精英”发起的，运动的目标则是与主政康区的地方军阀刘文辉争夺地方统治权。这些“新精英”的政治抱负与地方社会的政治传统并不协调，因此并未获得地方势力的支持，但却与国民政府欲翦除刘氏势力的目标相一致，并进而具有了国家政治层面的意涵。     

《论六家要指》辩评

司马谈《论六家要指》批判各家,牢笼百学,第一个提出“道家”这一概念,并高度赞赏道家。《论六家要指》不仅表达了司马谈的学术观、历史观和政治观,也反映当时人们对周秦以来迄至汉武帝时期道论发展演讲过程中的社会性认识,其“道”统百家的纲领建立在怎样的社会历史基础和政治思想基础上,如何剖析这一纲领的深层意义以及     

论海瑞的监察思想

海瑞(1514—1587),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政治家。他的政治法律思想和主张,主要是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和人们的思想实际而发的,具有十分强烈的时代感。因此,无论在当时还是对后世都有重要的影响和意义。海瑞在一生做官中,除任知县、巡抚等地方行政长官外,还先后领任大理寺右丞、通政司古通政、南京史部右侍郎和都察院右都御史等管理和监督官吏的高级监察官。明朝都御史之类的监察官,有“纠劾百官,监督司法,辨明冤枉,考核监察官吏,提督各道之责。”海瑞在其执法和监察实践中,提出了一些重要的监察思想理论,虽然都是封建时代的监察主张,但它对我们后世的监察活动,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武德政治乃贞观之治基石——基于唐武德元年至九年诏书的考察

初唐时期政治清明,经济繁荣,百姓安居乐业的社会景象,与李渊父子广施德政是分不开的。然而后世对李世民的贞观之治多有讴歌,对李渊的武德政治却少有赞颂,但事实上对唐武德元年至九年诏书,从“人才任免”、“发展经济”、“加强武备、征伐平叛”、“规范律法、减轻刑狱”、“倡兴文化”五个方面进行考察后可知,贞观之治正是以武德政治为基础的。     

辽朝与唐朝监察制度比较研究

唐代的监察机构已经扩大化、完备化、独立化,监察官员的地位提高,监察活动法律化,对后来的封建政权的监察制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辽朝建立后,即采用唐制,又保留了本民族的特点。表现在监察机构的建立,监察准则沿用“六条问事”制度,进一步扩大监察官员的职责与权限,包括治吏、治狱、治监、治民,形成了较为有特色的监察制度,这对提高统治效能,巩固皇权,保证社会秩序的稳定起了重大的作用。     

从控制论视角看汉武帝改革和创新监察系统

在阐述汉武帝改革和创新国家监察系统的基础上。运用控制论，通过构建系统模型和引入传递函数的系统分析方法，揭示汉武帝执政时期国家监察监控系统的结构特性及其功能。结果表明，刘彻毕生改革和创新国家监察系统。有效地增强了国家监察监控系统的安全功能，使其成为守成基业的根本保障。自有其独到的见解和科学性。     

西汉中前期学术走向与汉武帝的用人政策——兼论帝王政治与士人学术诉求间的矛盾分歧

西汉中前期学术与政治的关系以及学术发展演化对朝廷用人政策带来的影响,反映了封建社会帝王政治与文人士大夫学术诉求之间的矛盾及分歧;士人阶层政治分歧所带来的学术思想观念的变化,往往随朝廷政治的推进实施表现的愈加明显。刘邦建汉至汉武帝当政的百余年间,“黄老之学”成为左右朝廷政治走向和文人士大夫政治选择的重要筹码。汉武帝执政后,并没有将儒学推向真正至尊的地位,我们发现像董仲舒这样一些推行儒学思想的人,在朝廷政治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信任与尊重。故透过董仲舒的政治命运及汉武帝的用人,不能不使我们对西汉中前期的这段学术政治历史重新进行思考。     

从《宪纲》修订看明代监察制度的兴衰

《宪纲》事类是明代一部比较完整的监察单项法规体系，主要由宪纲、宪体、出巡相见礼仪、巡历事例、刷卷条格等五部分相对独立的法律规章构成，共计95条，既有涉及监察官员内部的职责分配，监察官的选任标准、任职要求、履职方式、履职禁忌、权利义务及礼仪规范等关于监察主体的直接性规定，也涉及诉讼流程、官员职责划分及行为禁忌，以及地方事务执行标准等针对监察对象和监察范围等监察客体做出规制。明代的监察构网乃是其政治建构中不可或缺的一环，监察队伍是维持明代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要力量，而《宪纲》立、修、改、废的发展过程，勾勒了明王朝监察体制乃至整个政治生态环境由盛到衰的轨迹。     

再论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结合《监察法实施条例》的分析

《监察法实施条例》有效解决了监察证据体系零散、监察取证程序粗略等问题，在助力“法法衔接”上取得明显进步。但监察证据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难题并未就此消弭，其在证据资格来源、“依照本法”的意旨等方面仍留有争议，故有必要对以上方面进行再分析。具言之，监察证据的刑事证据资格来自监察机关的职务犯罪调查权，《监察法》第33条第1款属于注意性规定；“依照本法”需区别对待初步核实阶段取得的证据与职务违法调查取得的证据；刑诉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亦是监察取证的基准法，但在审查判断时不能优先适用；除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外，还需增设不可靠证据排除规则与瑕疵证据排除规则，同时搭建绝对排除、裁量排除、补正不能排除的多层次排除模式。     

元代宪司分行录囚述论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架构中,监察机构与监察官员始初也担负诸如录囚的任务,但其后,监督、监察官僚体系则成为其主要的职责.元代宪司即地方监察机构却在实施行政监察职能的同时,定期地、大量地承担了录囚的司法职责.在录囚中,除了审录数量相对较少的重囚外,对于其他的囚犯,元政府则规定了宪司分行“决轻”、“辩冤”、“纠滞”、“申疑”等录囚任务.在录囚中,宪司不仅审录在押犯人,还审录正在诉讼过程中的案件.同时,对录囚中发现的贪赃、枉法、违法行为的官员予以惩处或者上报惩处意见.至于录囚的效果,不排除一些正直官员的严正执法与人道表现,但作为封建制度体系中的元代,录囚不可能彻底解决司法腐败与社会黑暗问题,而且录囚本身的弊病也大量存在.     

论汉代工商官营政策的政治影响

汉代工商官营政策虽然起到了打击工商豪强的作用，收到“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之实效，为汉武帝的内外丰功提供了巨大的经济支持，但其负面效应也不能低估。该政策对汉代政治由“蒸蒸日上”向奸弊丛生的下滑着实起到了催化与推波助澜的作用。官吏及其家属从商争利，吏治腐败程度加深；官吏及其家属为人起债、放贷，加剧了社会矛盾；官吏犯赃现象日益普遍，西汉政权摇摇欲坠     

西汉诏书的制度性变更与专制主义的加强

西汉是诏书文体的形成期,从文体学角度辨析了西汉诏书文体的名称、涵义,认为传统的＂四品＂之说在原件缺失情况下,已没有分类意义。西汉诏书是西汉皇帝自己草拟或授意职能部门所颁布的命令的统称。从政治学、文化学角度考察了西汉诏书草拟、颁布、封驳等制度的变化,认为这一变化实质是专制制度加强,对国家政治话语权的争夺。     

唐朝的出使郎官与地方监察

郎官出使是唐朝出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唐前期郎官出使"事无巨细得失,皆令访察",虽然带有一定的地方监察性质,却有很大的随意性.经过安史之乱,出使郎官被赋予的地方监察使命在许多场合是特指的,说明唐后期中央从制度上把出使郎官纳入了地方监察系统.究其原因,一是因为唐朝郎官本是皇帝的"腹心之臣",二是出使郎官作为"制使"具有特定的权威,三是唐朝后期中央出于加强制约地方分权势力的政治需要.唐后期中央集权趋于衰弱;方镇割据势力日益加强,出使郎官对地方的监察收到多少成效,值得怀疑.不过,唐后期出使郎官被正式纳入地方监察系统,仍是中国古代地方监察制度史上的一次重要变化.     

汉代的古今观及其理论的构建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经学的古今观已重新构建　。在历史的教训下，经学对原有的古今观作了反思，并有了明显变化，很快得到汉王朝的认　可和采纳。这种新的古今观的特点是强调古今社会及其统治政策的变化，而所以变化的原因　则是缘于所谓“时异”，亦即历史条件的变化。虽然汉代经学的古今观有着厚古薄今、往往　比较保守的一面，但总的来说，它对顺应汉代统治政策的调整和强化皇权都发挥了极其重要　的理论作用，并产生了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