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庸”之道

论传统文化之“中”与“中庸”之道黄寅１．“中”之概念考诚如中哲史家陈荣捷所说：“中”之为义，在《易》为二五，在《春秋》为权衡，在《书》为皇极，在《礼》为中庸。谓乎无形，非中也；谓乎有形，非中也，上不荡于虚无，下无局于器用，惟变所适，惟义所在，此“中”...     

《三国志》词语释义

人“人”,对人说话时自称。《魏志·钟会传》载:司马昭与邵悌谈伐蜀,司马昭曰:“蜀为天下作患,使民不得安息,我今伐之如指掌耳,而众人皆言蜀不可伐。夫人心豫怯则智勇并竭,智勇并竭而强使之,适为禽耳。惟钟会与人意同,今遣伐蜀,必可灭蜀。”带着重点的“人”字是司马昭自称。又《华佗传》:“下针言:‘当行某许,若至,语人。’”“此“人”是华佗自称。又(《吴志·吴主五子传》载:孙霸子孙基盗御马被收狱,孙亮问侍中刁玄,盗御马该当何罪。“玄曰:‘科应死。然鲁王早终,惟陛下哀原之。’亮曰:‘法者,     

“有学问的革命家”章太炎先生史征

一九三六年六月十四日章太炎先生逝世。鲁迅于同年十月九日写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的纪念文章,提到一九○六年先生到日本主持《民报》后,他去听先生讲学,是为了先生“是有学问的革命家”。那时章先生三十九岁,而在日本的八千中国留学生中的多数人,早已读过不少先生的战斗性的文章,特别是先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和邹容的《革命军》所引起的轰动中外的“苏报案”,更使先生在一代青年的心目中,     

邹容革命思想的渊源

邹容是我国辛亥革命时期年轻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写的《革命军》,是我国较早的、比较鲜明地阐明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著作。在这本书中,邹容以炽热的革命激情,竭力鼓吹革命,“宣布革命之旨于天下”,并无情地揭露了清朝统治者对内残酷剥削压迫,镇压人民革命,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出卖国家主权的种种罪行。他大声疾呼:“我中国欲独立,不可不革命”,“我中国欲为地球上名国,地球上主人翁,不可不革命”。他还明确地提出了要以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反对外来干涉者,建立独立自主的“中华共和国”的政治纲领。除《革命军》外,邹容还写了一些阐发革命思想的诗文。1903年6月,他为章太炎《驳〈革命驳议〉》续写的最后一段文字,痛斥保皇派反对革     

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

读钱穆先生《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汤一介《中国文华对人类未来可有之贡献》是钱穆先生的最后一篇文章，在该文的“前言”中钱先生说：“中国文化中，‘天人合一’观虽是我早年屡次讲到，惟到最近始澈悟此一观念实是中国传统文化之归宿处。”又说：“我深信中国...     

不断谱写文艺事业繁荣发展新篇章

<正>1942年5月,毛泽东同志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深刻阐明了文艺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深刻论述了文艺和人民群众、文艺和革命斗争、文艺和社会生活的关系,为中国革命文艺指明了正确方向。80年来,在《讲话》精神鼓舞和指引下,我国一代又一代的文艺工作者与时代同步伐,与人民同呼吸,矢志不渝投身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为增强人民力量、振奋民族精神发挥了重要作用。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201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文艺工作座谈会,     

蜀文化发展渊源的探索

我国文字记载蜀与中原发生关系最早当在殷末。如殷墟卜辞有“至蜀”“蜀射三百”周原甲骨有“伐蜀”的记录。《华阳国志·巴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于《尚书》”,而《尚书·牧誓》确有此记。但古史有关巴蜀事端零若散珠,又多讹误,故不能详其考。因此,运用考古材料来研究古蜀历史文化,则是非常必要的。     

中古时期四川的僚族

《华阳国志·李势志》、《博物志·宁国论》及《晋书·李势载记》等都说,“蜀土无僚”或“蜀本无僚”,自东晋四川为成汉割据时,始有大量僚族自贵州西北部的牂牁郡进入四川,多至“十余万落”,分布在三峡、黔江、渠江、嘉陵江、涪江、沱江、岷江、金沙江流域。《魏书·僚传》对于僚族之经济社会、生活习俗都有记载。本文试就《魏书》所言,对当时四川僚族的社会发展状况、文化特征及族源问题,作一粗浅的分析。     

读《经传释词》

(一)维惟有及义,维即逮。《经传释词》卷三云:“惟犹‘与’也。‘及也’。《诗、无羊》曰:‘牧人乃梦:众维鱼矣,旐维旟矣。’《笺》曰:‘牧人乃梦见人众相与捕鱼,又梦见旐与旟。’是下‘维’字训为‘与‘,与上‘维’字异义也。《灵台》曰:‘虞业维枞,贲鼓维镛。’下‘维’字亦当训为‘与’,谓贲鼓与镛也。又《书·禹贡》曰:‘齿革羽旄惟木。’《多方》曰:‘告尔四国多方,惟尔殷侯尹民。’《鲁语》曰:‘与百官之政事师尹,维旅牧相,宣序民事。’‘惟’字并与‘与同义。”     

文化在这里是本色的——《白鹿原》论之二

《白鹿原》描述了传统文化的地域特色，社会结构和礼俗形态，挖掘了传统文化的“仁义”精神、“济世”精神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展示了本世纪前半叶传统文化在白鹿原这块文化沃土上从振兴到受挫再到退缩的历史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传统文化在白鹿原五十年间的发展过程是其两千年发展历程的缩影。     

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中国化发展研究

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中国化是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哲学基础,它一方面源于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另一方面又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并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推动和发展,从"为人民服务"到"三个有利于",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再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思想中国化进程呈现了一个连续性、一脉相承性的动态发展过程。     

鲁迅与巴蜀文化

鲁迅对巴蜀文化给予过强烈关注,将《蜀碧》视为“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并直接体现在对国民性的思考中。又在邹容《革命军》关于国民奴隶劣根性的批判中,找到了最锐利的思想武器。他对“五四”青年时期巴蜀作家群给予了充分地评说,并且大量编选巴蜀青年作家的作品。对巴金、沙汀、艾芜、周文等巴蜀现代作家给予过热情扶持。现代巴蜀作家沾泽于鲁迅甚多,他们对“鲁学”的建立,也贡献颇大。吴虞、郭沫若、敬隐渔等对“鲁迅学”的建构,都作出过开创性的贡献。     

南宋四川历任制置使

宋南渡后,蜀去朝廷万里,“三军之司命,生灵之寿脉,皆系一帅”,(吴泳《鹤林集》卷一五)代替中央在四川六十州行使节制大权的安抚制置使的作用,显得愈益重要.弄清历任四川制置使的情况,对于理解蜀事的变化由来,关系极为重大。清代学者钱大昕曾以“四川制置”为题,详考绍兴以后历任四川制置使的姓名及其任职岁月,(《十驾斋养新录》卷八)为我们勾画了南宋四川制置的大体轮廓。吴廷燮继又编制《南宋制抚年表》,(载《二十五史补编》)更进一步充实了钱氏“四川制置”的内容,则南宋四川制置的考证日臻完善矣.     

批判性关怀：孟子论孔子与《春秋》

［摘要］孟子从“学孔子”的儒家一统取向出发，构建了孔子与《春秋》的文化关联：一是作《春秋》的时代背景——“《诗》亡然后《春秋》作”；二是孔子作《春秋》的两难心境——“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三是《春秋》的儒家政统意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一构建在残酷、现实的权力斗争之外发展出冷醒、理想的政治批判传统，承诺并敞开了传统儒家孜孜以求、念兹在兹的政统视界。     

"革命"、"共和":清民之际政治中坚概念的形成

辛亥革命导致近代中国政治话语系统的深刻变更 ,典型的表现便是“革命”与“共和”两词汇从古典义向现代义转换。“革命”的古典义是变革天命 ,指改朝换代 ;“共和”的古典义是“相与和而共政事”,指贵族分享国家管理权。 1 9、2 0世纪之交 ,随着社会变革的推进和西方文化的传入 ,二词内涵发生异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 ,承袭“汤武革命 ,顺天应人”、“相与和而共政事”的传统话语 ,又汲纳来自英、法的社会革命论与来自法、美的共和主义思想 ,赋予“革命”、“共和”以现代义 ,与世界义接轨。而日本人幕末、明治时期借用汉字旧词“革命”与“共和”意译西方术语“revolution”与“republicanism”,被流亡日本的中国政治家及留学生传输回中国。这两个挟带西学内涵的汉字词为方兴未艾的中国近代革命—共和运动所采纳 ,成了辛亥革命乃至整个中国近代的中坚概念。“革命”与“共和”经历“中国创制的古典词—传入日本并发生演变—近代日本借以意译西方术语—从日本逆输入中国”这样一个跨国度、跨文化的传播过程 ,其间还发生改良派与革命派对两概念不同诠释的论战 ,其结果是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概念在中国逐渐普及。然而 ,现代义、世界义的“革命”与“共和”理念在中国被正确理解、健全     

唐宋蜀刻版本述略

四川刻书事业在中国雕版印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其中尤以唐宋蜀刻版本最负盛名。历来所谓“蜀刻甲天下”,“蜀本宋最称善”的赞誉迄今仍为世人所乐道。 四川雕印书籍大约起于中唐年间。当时广大市民阶层一开始就以雕版印刷作为传播文化的有效工具,把民间日常需要的一些通俗读物如日历、韵书之类,首先雕印出版流通。据《全唐文》卷624载,唐文宗大和年间,冯宿《请禁印时宪疏》云:“准敕禁断历日版。剑南     

颓废的一代--重读茅盾《蚀》三部曲

茅盾开端之作《蚀》三部曲并非政治与文学的简单勾联,从政治文化视角看,主要反映了作者的政治体验和个人情绪。引人注目的是,小说中刻画了深受“五四”影响而在新的政治文化语境———革命下的“颓废的一代”。茅盾在文化的层次上对“五四”精神、“五四”一代作了深刻的反思。     

滤选与摄取:五山禅僧的《庄子》受容研究

《庄子鬳斋口义》作为新的注本的出现及盛行,体现了以老庄哲学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在日本文化中经历师承与受容、滤选与摄取的过程,并使其转化成具有日本特色的本体文化。禅僧惟肖是日本最早展开《庄子鬳斋口义》研究的人,此后,重视《庄子》口义本的研究支配了五山,五山禅僧对《庄子》的理解与吸收主要体现在众多语录、文集和传法活动中。惟肖对《庄子鬳斋口义》的重视和研究,大大促进了日本老庄思想研究的繁荣和发展。     

毛主席第一次去安源时间的考证

这个问题“文化革命”前是有定论的,是一九二一年冬。多种史书均有记载,如《红色的安源》《萍乡人民革命斗争史》《江西人民革命大事记》等。“文化革命”之初,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九日,江青在全国政协礼堂接见北航红卫兵的谈话中说:“安源煤矿是主席走去的。沿铁路一步一步走去的,……”陈伯达接着说:“安源煤矿首先是主席去的。”由于要突出“走去的”和“首先”,经过一些牵强附会的调查以后,毛主席去安源油画改为一九二     

试论巴蜀农业的起源

<正> 晋人常璩《毕阳国志·蜀志》云:蜀王杜宇“教民务农,一号杜主”,提出四川农业的出现在蜀王杜宇时代;又曰“巴亦化其教而力务农,迄今巴蜀民农时先祀杜主君”,认为川东巴人的农业学自川西蜀,所以“杜主君”世代得享巴蜀人的祭祀.这种论点在晋代以后的史籍中多所引用,形成巴蜀农业起源的传统说法,但与巴蜀地区原始农业生产的实际不尽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