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尔奇希日布演述的《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研究

曹操是《三国演义》中重要的人物形象之一。蒙古族胡尔奇希日布将《三国演义》分为三个部分,共演述了七十六个小时。胡仁·乌力格尔《三国演义》中曹操残恶的性格特征与蒙古史诗蟒古思形象的残暴性格有一定的相似性,希日布艺术性地塑造了本土化的曹操形象,对曹操这一人物形象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促进了蒙汉民族文化交流,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起到了重要作用。希日布塑造的曹操形象既有残恶之首、奸猾之冠、好色之徒等性格特征,又有杰出的政治家、卓越的军事家等多面性、复杂性,是一位有血有肉且生动形象的立体化人物。     

《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之辨析

《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是以"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固定在受众心目中的,具有脸谱化的人物效果。文学形象和历史人物各自的功能迥然不同。对于曹操的文学形象理解不能影响对其历史人物的公允评价,要区分二者的不同,给予各自专业性的评判。     

从《短歌行》看曹操思想基本倾向及其在汉魏之际文学转变中的作用

在《短歌行》中表现的自然、真实、任情、通达、豪迈,充分反映了曹操具有的自先秦以来所未见的独特个性,这种个性影响了曹丕、曹植,三曹又影响了邺下文人集团,并对整个建安文学风气的形成产生了巨大影响     

试论名士之死与《三国演义》曹操形象塑造

汉末三国时期,曹操依靠政治手段,笼络了一大批世家大族的信任与支持,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在与名士的合作中,曹操表现出礼遇的姿态;同时,他又清洗了部分名士,以打压士族势力。《三国演义》中一批名士之死都与曹操有关,小说正是通过“无中生有”“移形换影”“抽丝剥茧”“添油加醋”等手法,将名士之死与曹操的品行相关联,塑造出一个无情寡义、残忍凶狠、猜忌多疑的曹操形象,究其原因,主要由“尊刘抑曹”的思想倾向和小说艺术性的追求所造成。     

百年来《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研究的回顾与思考

20世纪以来,关于《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的研究,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其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曹操形象的审美认识价值、“为曹操翻案”,以及《三国演义》的不同版本中曹操形象的差异等;近20年来,研究者则主要运用新的理论视角来透视、解读曹操形象,这有效地拓展了曹操形象研究的审美空间。不过,回顾百年来的曹操形象研究,虽然取得了不俗的成就,但也由此引发了一些耐人深思的问题。     

论曹操的“奸”与“雄”

曹操是小说《三国演义》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也是塑造得最成功的艺术典型。“奸雄”是曹操的主体性格 ,却不是他性格的全部 ;他的性格非常丰富和深刻 ,是由多种情致和各种才能构成的。仅就他的主体性格 ,也由“奸”与“雄”两个方面构成 ;他既是一个“奸邪诈伪阴险凶残”的绝代奸雄 ,又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和雄才大略的杰出政治家、谋略家和军事家。二者互为条件 ,相辅相成 ,“成雄”是其目的 ,“施奸”是其手段 ;不“奸”难以成“雄” ,为了“成雄”则不择手段。小说不仅写了他“奸”的一面 ,更写了他“雄”的一面 ,还写了他的其他性格特点 ,使曹操成为中国文学史乃至世界文学史上少见的富有独创性的艺术形象     

曹操与谋士关系新论——《三国演义》君臣关系管窥之三

曹操与谋士的关系,是《三国演义》君臣关系的一个层面,在魏、蜀、昊三方中表现最为复杂,其文化内涵也比较丰厚。整体可视之为君臣关系的扭曲形态,但也有前后期的差异。前期是君臣关系的常态为主,扭曲为辅;后期则演变为扭曲为主,甚至大开杀戎。其演化轨迹是扭曲趋势愈演愈烈,光彩渐失。其关系恶化的深层原因,有政治的因素,也有文化的因素,还有人性的因素。在封建专制政体制约下,曹操与谋士关系的实质是主奴有别,谋士们无法摆脱其人身依附关系的本质。     

《三国演义》——文学与历史的辩证统一

《三国演义》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一部历史小说，在世界上特别是日本和东南亚也受到了广泛的欢迎。但由于这部小说毕竟是出自民间艺人之手；加之，修改这部小说的封建文人，既缺乏必要的历史考证知识，又受到了其阶级与时代的局限，在小说中就不免出现了许多违背和曲解史实，以及对历史人物的形象任意加以涂抹的现象。而历来研究这部小说者，往往缺乏必要的历史考证功夫，他们单纯地把这部小说当作历史看，甚至仅仅根据小说所写的故事内容来评论三国人物之是非，谈论魏、蜀、吴的成败得失，这反而导致人们对三国历史的认识走向了误区。本文详细考评了《三国演义》这部小说的演变过程，强调要本着了解历史真相而又不拘泥于历史事实的原则，来把《三国演义》的研究导向历史与文学的辩证统一的层次，并澄清中外广大读者把小说中的许多虚构当作史实来评议的失误。     

非语言符号系统下的曹操形象

非语言符号作为语言符号的辅助手段，在人物塑造上起着重要作用。本文对《三国演义》中曹操形象所运用的非语言符号进行了统计分析，将其分为情感符号与动作符号两大类。情感符号包括喜、怒、笑、惊等，强化了曹操喜怒不定、易怒易躁的暴戾性格，也勾勒出一个知人善任、渴望建功立业的英雄形象；动作符号包括亲自、急＋动作、指、暗忖等，在增强情感表达效果、展现人物真实意图、表现人物狂放性格上也起着突出的作用。     

《三国演义》与日本江户文学

《三国演义》于江户时期(公元1603-1867年)输入日本,与这一时期崛起的庶民文化相得益彰,尤其伴随着第一个日译本《通俗三国志》的诞生,《三国演义》在日本被广泛接受的同时,对江户文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不仅涉及小说、戏剧,还波及到绘画领域。另一方面,江户文学在接受《三国演义》的过程中,将一部中国小说通过一步步日本化,演变成日本的小说和戏剧,表现出了强烈的文化过滤特质。     

《傅子》与《三国演义》

《傅子》中收录了大量有关三国纷争及人事沈浮的故事，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将其中的大量篇幅首尾完具地引入，所引达五十三条约六千三百余字，为罗贯中的创作的《三国演义》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三国演义》中的许多故事都取材于《傅子》     

《中华思想通史》项目正式启动

源远流长、积厚流光的优秀传统思想文化，支撑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依然是我们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强大精神资源。为全面反映中华民族五千年来的主流思想文化和价值观，中国社会科学院推出大型学术文化工程—《中华思想通史》（以下简称《通史》）项目。     

读曹操《遗令》兼论曹操高陵及相关的问题

曹操高陵自2009年底被公布发现于河南安阳之后,引来各个方面质疑之声。究其原因是,曹操其人从宋代以来特别是文学作品中被人们奸臣化,成为＂奸绝＂。因此,对于曹操墓的被发现,以及从中没有出土属于曹操本人的铁证文物,故而备受人们关注。虽然此墓已被列为2009年十大考古新发现,但是本人认为其中仍有值得研究的内容。考古学毕竟是一门近代新兴科学,需综合各类科学成果才能使结论更加科学化、合符历史真实,其中也更少不了用历史文献作为考古发掘的指导和理论依据。当考古成果和历史记载吻合,这样的成果才没有遗憾。     

晚清“新史学”思潮在民国学界的延续和批评——以章嵚《中华通史》为中心的考察

章嵚《中华通史》是清末民初编写的带有教科书性质的中国通史,内容采用新式章节体、注重历史分期、突出民众史、强调民族国家观念等,体现了新史学发轫时期史书编撰重通史和民族主义的特征。此书作为晚清“新史学”的最初实践与代表作,一方面曾入选1930年代商务出版的“大学丛书”,在当时有广泛的学术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其具有的社会效应,成为更新潮学人批评、遮蔽的标靶,使后世知者寥寥。这个知识传播的过程,透露出今人理解中国史学现代转型时,难免用五四学人的眼光打量,忽视了若干关键环节。     

《三国演义》的人物、结构和主题

《三国演义》没有贯穿始终的中心人物,小说着力表现的是曹操、诸葛亮、司马懿这三个接力式的人物,他们是三国这段历史进程中不同阶段的强者,其他人物都直接间接地陪衬或烘托这三个人物。     

《三国演义》对应用文的吸收及其文学特点

在中外文学史上,罗贯中是第一个将书信等应用文体引入作品之中的作家。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使用了书信等19种共计334道应用文。这类文体的艺术功能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连织情节和人物,二是作为政治、军事和外交斗争的工具,三是表现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其文学特点有三：一是体制短小,言简意赅;二是散韵兼行,以韵文为主;三是情感丰富。《三国演义》中之所以存在大量应用文体,一是与作品的文体特色有关,二是与作品所叙写的内容有关。罗贯中在不违背艺术真实的前提下,对《三国志》中的书信等应用文作了符合艺术真实和历史真实原则的加工和改造。     

曹操身体力行《内戒令》

千百年来，曹操曾被一些封建卫道士诬为“篡逆者”，以至于他在许多戏曲中的形象都是“白脸奸臣”，而实际上正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和郭沫若先生所言，他是一位“超世之杰”。他在《度关山》一诗中说：“侈恶之大，俭为共德。”认为奢侈是最大的罪恶，俭朴是公认的美德。他这不仅仅是说说而已，而是一生一贯奉行的准则，并专门为此颁布了《内戒令》。     

苏版《世界通史》的中国

苏版《世界通史》对我国历史学、尤其是中国的世界史学术研究与教学工作产生了重要而又深远的影响。本文通过追溯苏版《世界通史》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东传历程,剖析这部以内容宏富与体大思精、强调阶级斗争为纲的编纂理念、以五种社会形态为历史分期的标准、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等而著称的多卷本通史,评说它对中国史学、尤其是中国世界史研究的影响,阐发它在现当代国际史学潮流中的地位,从而展现中国史学界对苏版《世界通史》的回应、勾勒中国现代史学的发展进程。     

评《土家族哲学通史》

《土家族哲学通史》是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具有严肃的理论与现实意义,这就是从选题到研究在中国少数民族哲学研究中,甚至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都具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并且显示一种哲学发展的人类学意义。该书以中国哲学发展的历史进程为宏观背景,从土家族精神传统的生成切入,并从历史观、文化观、政治哲学等层面系统、深入地揭示土家族哲学从远古到20世纪的历史发展,具有明显的前沿性特点。该书特别重视研究民族哲学的方法论问题,因而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具有独创性的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