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审美对象到审美本体——论杜夫海纳的现象学美学

创造性地运用现象学的基本方法,从对审美对象的界定入手,深入地分析作为审美对象两极的艺术作品与审美知觉,揭示主客相融的审美活动的情感表现的特征,并对审美经验作了本体论的追究。杜夫海纳的美学既是现象学美学的最高成就,也鲜明地体现着美学的现代转向。     

从信息尺度看人类社会的本质与进化

个人与社会的本质具有内在统一性; 单从外在表现型的角度来看, 人类所独具的意识、语言和劳动集中体现着人类社会的本质; 而意识、语言和劳动则是人类把握、利用、开发、创造和实现信息的活动; 人类的进化主要不是生物进化, 而是文化进化; 而文化进化又是“体内进化”和“体外进化”的协同进化; 能动地把握、利用、开发、创造和实现信息是人类社会的本质; 把握、利用、开发、创造和实现信息的间接化 (社会化 ) 程度是社会进化的尺度。     

从继承到超越——邓小平与毛泽东民主思想关系新探

作为一脉相传的科学体系，邓小平与毛泽东的民主思想不但有其内在继承性，更有其外在超越性。在“基本理念”和“制度安排”等两个层面上，邓小平都继承了毛泽东民主思想的基本观点，并在此基础上大胆地进行超越。在民主的地位、形式和实践保证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在实践上推动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发展。     

孤独、忧郁与感伤——对艺术家心灵境界的探寻

孤独并不必然地导向艺术的创造 ,艺术创造却必然地依赖于孤独。忧郁也并不必然地导向艺术创造 ,艺术创造却必然地依赖于忧郁。只有当孤独一变而为忧郁 ,忧郁一变而为感伤的时候 ,真正的艺术创造也就来临了。所以孤独、忧郁和感伤一如愤怒、烦恼与感伤 ,构成了艺术家心灵境界的三个梯度。     

从类本质到社会实践关系——在经典延伸中重读“美的规律”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人的类本质为逻辑起点,以从政治经济学角度提出的异化劳动问题为思考重心。《手稿》展开的过程是马克思反思、批判、调整他承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这一逻辑起点的过程,逻辑起点因此又成为他批判的对象。异化劳动等政治经济学问题没有在既有政治经济学中获得根据,因此成为空设。马克思通过人的类本质在异化劳动等问题上的深度接触,实现着由抽象类本质向社会实践关系,由思辨一般性向历史的现实具体的提升。异化劳动等政治经济学问题在这个过程中被深入思考与求解,从而获得深刻内涵。     

从心灵和谐到社会和谐——柏拉图的人学思想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正相位对比研究

通过从意识革新和心灵转向两个层面对比分析柏拉图的人学思想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理据,可以发现,以心灵转向实现人的道德意识革新,以个体心灵的和谐促成社会和谐,是把"善"具体化为人现实生活的价值背景,以个体"无我"的和谐意识实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和谐共存.     

文化碰撞与心灵对话——徐志摩“康桥情结”与泰戈尔“人类第三期世界”比较研究

徐志摩的"康桥情结"与泰戈尔的"人类第三期世界"的对话,流自心灵肺腑,跨越文化视野,昭示出他们既有思想旨归和哲学基础的迥然异趣,也有忧患意识和"爱"的人生关怀的思想趋同,既有一定可鉴性,也有明显局限性,这是中国文明与印度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文化碰撞,是留给新世纪的文化痕迹与思考.     

心灵与世界的对话——史铁生复调小说的审美现代性

史铁生后期的小说创作注重主人公与作者的精神交流,以平等对话的方式阐释并传递人类生存的价值意义,呈现出巴赫金笔下复调小说的审美特征,其复调小说的审美现代性可从三个层面进行审视把握:一是作者与主人公对话形式的哲学展现;二是符号化人物形象的思想承载透视;三是精神世界的人性反思与救赎.     

走出低谷 迈向新世纪──从受众与电影的审美关系谈起

受众与电影的审美关系，首先体现为一种适应关系。这种适应，主要是指电影作品与受众审美情趣、欣赏需要的吻合；受众的思想观念。审美情趣、文化水平对创作主体的影响和导引；以及受众对电影作品的欣赏、认同和接受。电影艺术要不断地向前发展，不仅需要适应受众，而且需要超越受众，提高受众。在适应的基础上超越，在超越指导下适应。受众与电影的审美关系，还体现为受众对影片的反馈，即受众对接受客体的具体化──再创作。对同一部影片不同的观众会有不同的反馈。通过受众反馈可以了解一部影片的艺术价值和审美效果，掌握受众不同的接受层次。高层次的受众反馈是传播电影文化的春风，也是电影艺术珍品的催化剂。总之，电影创作与欣赏活动，是一种以电影作品为中介，相互促进，循环提高的精神活动。并由始至终贯穿着一种“创新求新”的艺术精神，推动着电影事业的发展与繁荣。     

“什么是美?”:超越的美论——介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的蒋孔阳《美学新论》

将“美是什么?”的提问转换成“什么是美?”的问题是蒋孔阳《美学新论》中引人注目的成果之一,体现了介于本质主义与反本质主义之间的超越倾向关于美的生成性的论述一方面是对普遍主义的突破,另一方面又是对因此而产生的多元主义“无政府”状态的克服;关于美的关系性的辨析不仅跨越了二元对立的格局,而且从更深刻的层次上促进了主体间性的实现;而关于美的创造性的阐释不只显得重视个体的审美经验,还内敛着极其深厚的社会实践内容。     

从人的类本质到人类生产力——兼谈马克思存在论的缘起

马克思从人类与自然界的区别和联系中,把人的类本质或人类的本质规定为劳动,人类和能被人所理解的自然,都在劳动中生成,社会的存在和发展,也在劳动的基础上得到说明。由此,马克思创建了一种回归生活世界的存在论,实现了哲学上的根本性变革。人的类本质是马克思存在论的初始范畴,它以生产力为表现形式,通过区域生产力和民族生产力两个阶段的发展,在人类生产力那里获得了完备的形态;而它内蕴于自身中的自由规定性,显现为人类生产力的自由维度;这一维度是人类实现自由解放的客观根据。     

历史与审美的意识形态重建——从卢卡奇到哈贝马斯

西方马克思主义针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总体性”批判，不仅要通过“历史的批判”来进行哲学重建，而且要通过“克服物化”的审美来进行文学重建。这一对历史与审关的意识形态重建，虽然带有纯思倾向而偏离了改造世界的马克思主义立场，但毕竞表明面对世界展开理论思考的不可或缺。所以，西方马克思主义显示出马克思主义进入20世纪以后，在西方社会发展过程中进行理论探讨的现实可能性及可行性。     

以终极关怀的热情透视世界的苦难和苦难的世界——从《长征》看北村的心灵写作

北村的写作可称之为心灵写作。他带着终极关怀的热情透视这个世界的苦难和这个苦难的世界。对此,他自己如此概括:“我不过是站在良心的立场上写作,描述在路上的苦难和尴尬,但并不是说我本人是绝望的。正如有光就意味有暗一样,你若退出光明就必进入黑暗。今天站在光的地位向黑暗注视,但不意味着接受它,而是给它一个良知的态度。”①这一“良心的立场”和“良知的态度”终于使价值之光不再被事实暗夜所淹没,也使中国当代文学超越荒寒、嘲讽的喜剧风格而拥有悲悯、庄严的悲剧激情成为可能,超越物质人和社会人而走向心灵人和人类人成为可能。如…     

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对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再阐释

如何理解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颠倒”,关系到如何估价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马克思绝不仅仅是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移植到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也不仅仅是为辩证法乃至整个哲学找到了坚实可靠的本体论基础——作为人的始源性生命活动的实践。马克思所要“颠倒”的是黑格尔辩证法“使现存的事物显得光彩”的“最保守的哲学”的本质;是它作为“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对世界的“解释”而不是对世界的“改变”,从而要把“抓住了劳动的本质”的否定的辩证法改造为一种彻底的、不妥协的否定、批判、革命的力量。这才是马克思“颠倒”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     

从"灵魂"到"心理"——心理学方法论与心理学研究对象的关系

哲学心理学依赖理性与经验思辨,对人类的精神领域做了基本的划分,为现代心理概念的诞生准备了智性基础。在自然科学的洗礼下,关注人的灵魂的哲学家掌握了分析和考察研究对象的科学方法,于是现代的“心理”概念诞生了。因而整个现代心理学也就成为科学方法论与研究对象之间关系的历史展开。内省与经验、观察与行为、隐喻与认知及潜意识等构成了这对关系的主要内容。心理学发展的实质就是变革心理学的方法论,进而扩展心理学的视野。对现代心理学而言,这种变革主要体现在从实证的方法论原则向隐喻的方法论原则转变。     

从庄子和谢林的艺术哲学异同看哲学与美学的关系

中西文化存在着根本的差异,这在庄子和谢林构拟的审美意向性结构上反映的很明显：庄子的审美意向性结构是向内收敛的;谢林则是向外呈现的。另一方面,庄子和谢林艺术哲学也是异中有同：庄子是哲学的诗化,而谢林则是诗化的哲学,虽然他们各自在求证的方式上略有不同,但都主张哲学和美学是合为一体的。     

从机械论到圆融境界论——科学与宗教视域下的一次中西对话

西方近现代科学的机械论世界图景,促成了从中世纪内涵丰富的超越观到近现代内涵贫乏的理性式超越观的转变,垂直超越变成了平行超越,自上而下的思维方式变成了自下而上的物理优先模式,这种转变产生了精神危机的问题.对机械论产生的困境,从佛学的圆融思想引申出来的境界论可以提供一个很好的回应.而对心性(Mind)、自然(Nature)、天道(God)及其关系的基本认定,正好提供了一个科学、基督教、中国文化三方对话的合理框架.     

从自发性到嵌入性——关于市场经济本质的论战与反思

学界从自发性与嵌入性层面,对市场经济的本质展开论战.自发性观点主张,市场经济是一种自发秩序,能生成一种高效的资源配置机制,进而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求.这种视角突出个人权利、个体理性与自由,反对政府对市场行为的干预.嵌入性视角则主张,市场经济嵌入在政治权力、社会制度和公民社会中,是国家和社会推动的结果,它应当积极为实现社会平等和公民的社会权利服务.两种视角由于固守自身的理论边界,形成了对市场经济认知的碎片化和片面化现象,曲解了人类经济行为的本质.     

游离于现实和合理之间的企业规模——基于从本质到现象分析路线的探究

本文基于从本质到现象的分析线路,首先考察了体现协作系统这一本质的企业之社会合理规模,接着又挖掘了企业规模扩张过程中由于信息不对称而产生的收入转移效应,最后,分析了这种收益转移效应对企业规模的影响。显然,正是由于转移收益效用的存在,企业的现实规模往往要大于社会合理的企业规模;但是,由于这种规模增长并不是建立在协调收益提高的基础之上,从而无法维持长期的发展,这也是企业不断出现兼并和剥离的原因。     

从社会现象的批判到社会关系本质的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施蒂纳批判局限性的批判

面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商品拜物教现象,以及在这一现象笼罩下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扭曲与异化,施蒂纳沿着功利主义的思路进行认识和批判,而马克思和恩格斯则从当时政治经济学已经达到的认识程度出发,对施蒂纳的批判思路从功利主义根源上进行了揭示,并认为其局限性不完全在于对一定的社会现象仅仅进行意识形态的批判,而在于没有对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即财产交往关系与劳资交往关系进行区别,正是沿着这一思路,马克思开始了漫长的政治经济学研究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