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动八风”:《文心雕龙·乐府》的音乐功能观

刘勰《文心雕龙·乐府》追溯了齐梁以前乐府诗的发展流变,虽然讲的是文学史上一种特殊的文体——乐府,其中可见“乐”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功用以及刘勰的音乐美学思想.上古时期音乐具有娱神的功能,周代音乐具有极强的政治和教化作用,齐梁时期注重“乐”的娱乐和享乐的功能.刘勰推崇典雅中和的周代雅乐,批判齐梁时期的俗乐新声,批判了齐梁时期将“乐”作为娱乐和享乐的工具.他强调“乐”要具有社会担当功能,要为维护社会秩序和礼制服务.刘勰的音乐美学功能观为“乐”注入伦理学和社会学内涵,在中国古代音乐美学史上是有一定贡献的.     

周代音乐的贵族教育与人格修养

上古时期的音乐，具有浓郁的“巫乐”色彩。随着周代礼乐制度的建立，音乐的政治意味得到了极大的强调。统治者重视乐的等级意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乐的道德教化意义。以雅乐为基础的周代的音乐教育，非常重视乐德之教、乐语之教、乐舞之教，尤其是重视乐的道德内涵和平和中正的人格修养。     

社会转型期执政党利益表达功能的重要作用及其实现途径

利益表达是执政党的重要功能之一,社会转型时期这一功能显得异常突出。实际上,我国转型期利益表达渠道常常受阻,执政党利益表达功能的优越性并没有得到充分展现,其原因在于体制性、政策性以及程序性组织渠道被阻塞。为使执政党利益表达功能充分发挥,应该培育社会下层的利益表达机制,再造执政党政治结构体系的利益表达功能,提升执政党的政治整合能力。     

先秦音乐文化论

先秦音乐文化是我国上古文化的主要形态之一。先秦所谓的“乐”,虽然是由音乐、舞蹈、诗歌结合在一起的,但严格说来,“乐”并非是纯粹的艺术,它包含着宗教、政治、哲学、教育、历史等内容。它的意义和作用远远超过“乐”本身。在古人看来,“乐”关系到社会的安定动乱、国家的兴衰隆替、战争的胜负、收成(农     

从语气词看上古汉语的调类和调值

表现语气的句调各方言相似,中外各语言也基本一致,其中最突出的现象是陈述句用降调,一般疑问句用升调.古今汉语句调也应基本相同.语气词是与句调共同来表达语气的,其字调受句调控制.上古汉语中陈述句和一般疑问句与语气词的字调有比较整齐的对应,陈述句用上声字,一般疑问句用平声字,这应为上古字调的反映.上古平声和上声有音高的区别,平声是升调或高调,上声是降调或低调.语气词中没有入声和去声字,入声的缺位是由于塞音尾不利于顺畅表达语气.上古上声大量作语气词则说明其没有塞音尾,上古语气词主要是阴声韵(少数几个为阳声韵)也说明上古阴声韵没有塞音尾;去声问题比较复杂,其性质待考.上古语气词主要出现在春秋战国时期,反映的是该时期的声调状况.     

《礼记·乐记》与先秦礼乐思想

《礼记·乐记》是古代礼乐方面的理论专著,它对我国先秦时期的礼乐思想做了系统的总结,明确提出了"乐"所包含的三个层面:声、音、乐,指出了早期社会乐、诗、舞三位一体的特征。《乐记》的艺术观是广义上的艺术反映论,富有唯物主义色彩,具体表现为:寓礼于乐、礼乐并提、礼乐互补;向往古乐而排斥新乐;具有形象性、抒情性、故事性的艺术特质;有政治功能、社会功能、教育功能;崇尚和而不同的审美理想。     

中国古代军旅文化探源

军旅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上古时期军人集团的产生,具有华夏民族特色的军旅文化得以孕育。黄帝时期,图腾符号以鼓乐的形式广泛传播,对军心士气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上古时期的"干戚之舞",有重要的军事意义和政治教化功能;先秦时期,《诗三百》中关于战争的诗篇,体现了家国同构的主题和战争动员的气氛。中国古代军旅文化在其发生阶段,已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军事智慧和战争观。     

从春秋贵族诗人群体构成形态看诗歌创作方式的转变

西周时代的"献诗""采诗"制度是以服务于礼乐制度为目的的,而春秋时期这种制度则由服务于"辨妖祥"的宗教目的逐步转变为服务于"听于民"的政治目的。与这一转变相伴而生的就是由诗、乐、舞三因素合一逐渐向诗与乐、舞二因素脱离的转变,使诗歌完全通过自己的语言符号所代表的语义发挥其社会政治功能,诗歌创作方式随之开始由集体创作逐渐转化为个人创作。正是贵族诗人群体构成形态的多元化,促进了我国古代诗歌创作方式的重要变革。     

“逐于智谋”的嬗变与浪漫情调的勃发──春秋战国时期的梦占语言方式之一

占梦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语言方式，在从“兢于道德”的“上古”向“遂于智谋”的“中古”缓慢曲折的转化过程中，逐渐地渗透过春秋的各个政治领域，使春秋波诡云谲的政治生活带上几分狡黠色彩。从《左传》所记载的那些与梦有关的历史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梦曾经作为政治生活中的突出事件，在政治操作的各个重要程序中发挥了特殊的魔力。这是先秦的一种独有的文化现象。与周代的梦占政治语言化相比，春秋时期对于梦占语言的运用，更显示出明晰的政治功能。占梦从段以前的与神交通，到殷时期的作为对神秘信息的解读，从周文王开始掌握梦占的政…     

论上古乐人的类型差异及其文化衰落的技术化发展根源

论文以上古乐人在不同历史时期的重要表现与事迹等为依据,揭示出乐人群体内部存在着贤者型与技术型两类乐人相分化的发展事实。早期由贤者型乐人奠定乐人的重要政教文化地位,而在周代,技术型乐人则逐渐成为乐人的主体类型,并呈现出以牺牲政教文化地位为代价的重技术、轻义理的工具化发展路向。文章的研究对于深入认识导致周代礼乐、诗乐文化解体的自身根源与内在机制具有一定的切实意义。     

“天下为公”是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

公天下论是中国古代影响最大的政治理论之一。它的主要内容是君主论,着重回答设君之道、为君之道和择君替君之道等重大政治理论问题。"天下为公"既论证了治权在君的合理性,描绘出"圣王之制"的理想政治蓝图,又为君权的存在与行使设置了条件和规范,还为政治批判提供了价值尺度。立君为公、君位为天下之公器、君道尚公、天下非一家一人私有等思想是中国古代统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中国的帝王观念有其精致、周到之处,甚至包含着许多超越时代的政治理性。以往的思想史研究对这个特点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这是需要改进的。     

先秦儒家德治思想的几个问题

儒家的德治思想从诞生之日起就期望作为一种可以参考的统治模式 ,但直到孟子时代也没有被统治者采用 ,原因是无论孔子或者孟子都没有找到这种思想与现实统治者的切合点 ;到战国末期 ,荀子对传统德治思想作了彻底的改造 ,德治思想才成为统治思想中的内容。先秦儒家的德治思想有九项内容 ,这些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众的利益 ,但它们不过都是为了统治阶级能够长治久安而释放的怀柔声音罢了 ,统治阶级或者它们的代言人都不可能站在民众的角度发展这种思想 ,更不可能把这种思想推向民主的结局。     

从“养士用士”到稷下学宫——兼论先秦时期私立大学形成的过程

先秦时期,学术文化的下移促进了＂士＂阶层的形成,而＂养士用士＂是先秦时期私立大学形成的渊源。稷下学宫是齐国在战国时期由＂养士用士＂而发展起来的一所著名的高等学府,是兼具官、私两种性质的学术研究型大学。稷下学宫具有服务于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职能;其组织结构类似于现代大学的组织结构;并具有政府投资办校、学者办学的分权组织结构模式。稷下学宫也是一所具有现代大学理念雏形的综合型大学。因此,中国古代私立大学在形成和起步阶段,就已奠定了类似于现代大学制度的基础。     

中国古代史学的政治史传统

中国古代史书的主要内容是政治史,不论在记载人物、事件还是典章制度方面都有充分的表现,并形成了以帝王为中心的政治史结构。其形成和延续的原因有三:政治是中国古代社会最显著、最重要的现象;政府管理史学;以史为政价值观念的支配。     

《庄子·天下》与中国古代学术史

《庄子·天下》在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意义久被学者们所认识,但诸如:《庄子.天下》对道术体性的真正期望何在?其在论列旧法世传之史、邹鲁六经及百家之学时,其背后的学术内涵是什么?其对百家之学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原因何在?所有这一切最终对中国古代学术文化有何等影响?这些问题至今似仍罕为学者所尽数参透,因而有必要再予诠衡论析,考订评量。但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中国古代政教制度实践对社会文化的辐射、影响之大,必须予以充分关注。     

比德于众禽——也论中国古代的“比德”观

"比德"是古代中国人观照自然的一种独特方式。比德的目的不在于关照自然,而在于"德法自然"。其理论内涵远远超过了学界所界定的自然审美观范畴。"比德"的范围很广,不限于山水玉石花草树木,还包括学界所忽视的飞禽走兽,其影响甚至渗入了古代的礼仪习俗。"比德"的思想根源是"天人合一"自然价值观,其思维方式则是"引譬联类"的类比联想。     

西周人文精神的构建及其影响

在西周主流意识形态领域,人的主体性意识已经觉醒。西周人文精神觉醒的深层表现是周人极为可贵的忧患意识。这种忧患意识源于周人从立国到灭商后面临的艰难处境,其中含有重要的敬德与保民思想。礼乐作为一种宗教仪典形式,并延伸为人们之间相互交往的行为规范,在西周建立之前的夏商时代就已形成。伴随着社会生活领域人文精神的觉醒,西周的礼乐文化价值重心已由崇尚自然和天命鬼神向礼乐文明演进,并具有规范人们的社会行为和调整人际关系的政治道德功能。西周后期,礼逐渐实现了转化,并因此而成为西周文化的重要表征。这是人文精神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基础。西周时期形成的人文精神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文化软实力视野中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

"礼义之邦"的国家形象是中国古代文化软实力的核心符号与重要象征。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的树立经历了漫长的过程,有着共同的价值选择和信仰基础。这一称号是在中国与其他周边国家之间的关系确立、认定中获得的。礼义之邦国家形象经由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和普通民众共同维护与完善。     

“总体性社会”结构背景下中国社会建设的特点浅析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建立起了以国家政权为核心,国家、市场、社会三位一体的"总体性社会"。在"总体性社会"结构背景下,社会建设依附在国家政权体系下,以政府为主体,依靠政治动员的力量,服务于政治目标。国家依靠强有力的中央集权与计划体制,控制了一切社会资源,整个社会结构封闭、凝滞。这种社会建设模式虽然有利于国家集中有限的社会资源,在短时间内解决面临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实现社会整合的目标,但其形成的一系列僵化体制对今后我国社会建设的推进产生了不良影响。     

论“吏民”的社会属性——原“吏民”之二

“吏民”一词虽然在中国古代长期存在和广泛使用,但涵义模糊,且并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注意,偶有论及者亦莫衷一是。实际上,“吏民”并非指庶民中有爵位的、富有的特定群体,也不是“吏户”与“民户”的合称。“吏民”中的“吏”是与“长吏”相对应的“下吏”,秦汉以降两者之间的界线呈逐步下移趋势。这些“下吏”来自于“民”,又复归于“民”,与普通农民共同组成中国古代皇权统治之基础——“吏民”。从社会结构而言,他们是社会金字塔的底层;从国家政治统治来说,他们是地方政府管治的基本民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