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唐“四杰”与《楚辞》

"四杰"作为初唐文学革新的前驱者,在反对齐梁文风方面是一致的.他们所提倡的都是儒家传统的诗教观,这很容易导致对屈原产生偏见,王勃和卢照邻就曾经对屈原有所指责.骆宾王、杨炯对于屈原的认识与王勃、卢照邻又不同,他们两人都不曾贬低过屈原.政治上的不幸遭遇,使王勃和卢照邻对于屈原的认识在后期也有所改变.在创作上,"四杰"都受到了<楚辞>的深刻影响,无论是在作品的内容方面,还是在表现手法方面,"四杰"对屈原都有着明显的继承.     

王勃和《楚辞》

王勃前期受儒家传统诗教观影响,对屈原的认识有偏颇。个人的不幸遭遇,使王勃对屈原有了新的认识。继承屈原“发愤抒情”的创作精神,扩大了王勃作品情感表现的内容。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浪漫风格是屈原和王勃作品的共同特点。在比兴手法的运用上,王勃也受到了屈原的影响。     

楚辞名称再考察

楚辞之名不见于先秦,首见于<史记>,但汉人辞、赋混称,模糊了楚辞与汉赋的文体差异,其后,治丝益棼.又由于刘向、王逸在编注<楚辞>时,都把自己的作品列入<楚辞>集,致使其篇目取舍缺乏客观标准,出现畸窄、畸宽两个极端.本文对导致混乱的诸多现象予以澄清,对"楚辞"的文体辨析、<楚辞>书名的内涵边界及作品归属问题,提出见解.     

论楚辞的消亡

楚辞与诗经这两种文学样式在后代的发展命运实在是大相径庭。寻绎楚辞为何迅速消亡的根源，不但可以从侧面回答有关屈原、屈作的诸多重大问题，还可以在文学发展的规律方面给我们以启示。楚辞之所以在汉代消亡，首先是汉代的客观环境不利于楚辞的生长；再就是屈原之后的楚辞作家不注意吸收民歌的营养，不善于借鉴民间的创作，因此楚辞的表现艺术得不到丰富与发展，其生命力日渐衰竭；而楚辞创作的后续作家们进行文学创作时所选择的题材过于狭窄，又囿于传统模式，一味仿效屈作，则更将楚辞推向了绝境     

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本文分三个部分论王夫之的《楚辞通释》 :一是其选篇原则。王夫之将那些能体现爱国忠君思想 ,并具有楚辞风格的作品入选 ,目的是“广三楚之遗风” ;二是“以意为主”的作品论析 ,注重联系屈原的情感、经历 ,以及他所处的时代背景来阐释作品的思想内容 ,“达屈子之情于意言相属之际” ;三是“认理唯真” ,“脚踏实地” ,虽不刻意于文字训诂 ,但对字句的诠释颇有独到之处。诠释楚辞而不自觉地将自己复杂的思想情感流露出来 ,这是“文字狱”盛行之时 ,王夫之表达思想情感的一种形式选择     

理学视阈中的屈原及楚辞

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批评有其独特的标准,为人强调"有德者必有言"的道德至上论;为文主张"文以载道"的道本文末论.根据这一标准,理学家在对屈原进行道德人格评价时,既充分肯定其忠君爱国精神,又批评其露才扬己、凸显君过的狂狷个性.而在评价其作品时,一方面赞扬其言之有物,另一方面又批评其不知"道"、不求"道".这使得其楚辞研究呈现出强烈的理学化特征.     

《楚辞》的艺术精神与湖湘文化

屈原<楚辞>的艺术精神与湖湘文化之间存在某种承续性和相似性,即心忧天下的政治抱负,劲直勇悍的生命意志,颂扬情欲的自由释放.把湖湘文化溯回到悠远的<楚辞>及楚文化,这在湖湘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梁启超的屈原与楚辞研究

梁启超是我国近现代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启蒙者,也是开启近现代楚辞研究新风气的第一人。其《屈原研究》首开运用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点从纯文学和文学发展史角度研究屈原及其作品的风气,提出了不少新颖独创的见解,较之汉代以来传统的研究方法,颇多创意和突破。其《要籍解题及其读法.楚辞》讲解《楚辞》有关问题及其读法,提纲挈领,简明扼要,且运用新的观点和方法,颇有创见。在其他著作中,梁氏还对屈原的思想学派进行了专门论述。梁氏的以上著述,均给当时和后世研究者以很大启示和影响,在屈学和楚辞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楚辞》的艺术精神与湖湘文化

屈原《楚辞》的艺术精神与湖湘文化之间存在某种承续性和相似性 ,即心忧天下的政治抱负 ,劲直勇悍的生命意志 ,颂扬情欲的自由释放。把湖湘文化溯回到悠远的《楚辞》及楚文化 ,这在湖湘文化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     

楚辞研究方法拓展的新向度——与毛庆同志漫议楚辞学方法兼及《屈骚艺术新研》

纵观楚辞学方法演进历程,全部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必须将思考焦聚于抒情诗篇主体,以文本的情感性、审美性等文学艺术内涵为检索根本,综合运用融会贯通其他诸种方法,吸收其他方法优长之处,从多重视角、多种方法突入楚辞文本内核。     

刘勰论“楚辞”

刘勰论“楚辞”主要涉及“楚辞”的思想意义、艺术特色、“楚辞”产生的条件及其在文学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本文认为,刘勰论“楚辞”具有系统性、完整性、深刻性和局限性。     

《楚辞》中反映的文学思想

本文通过对屈原、宋玉作品的分析,总结了《楚辞》所反映的文章道德合一、发愤以抒情、继承文艺经验、重视民间文艺作品、追求真理、弘扬正义等文学思想。     

楚辞与楚国社会文化

可从三个方面探讨楚国社会文化对楚辞体诗歌的产生所发挥的重要影响和作用:中国先秦时期存在南、北两个文化系统,南方自然地理作用于人文地理,楚辞得江山之助与爱国激情之助;楚辞作品浪漫、浓郁的文采风格,和南方楚国独特的社会形态以及巫风盛行的社会现实息息相关;南方楚歌不断吸收民间丰富的文学和文化滋养,直接孕育了中国先秦诗歌的第二个黄金时代--楚辞的时代.楚国由盛到衰的转折点和楚国内部矛盾的空前激化都出现在屈原的时代,屈原所开创的楚辞体诗歌,正是"愤怒出诗人"的结果.     

高丽、朝鲜王朝时期《楚辞》之受容

《楚辞》在韩国三国时期传入朝鲜半岛,被当时文人所广泛传诵。现存韩国诗话及诗歌中记载了朝鲜半岛在高丽、朝鲜王朝时期诵读《楚辞》的风气。韩国古代文人不仅借诵读《楚辞》来抒发自己的忠君爱国之心,还将屈原的精神与楚辞的形式、风格融入诗歌创作之中。此外,韩国古代学者在《楚辞》的考证、注释等方面也有所建树。     

元好问《中州集》和楚辞

元好问编写的《中州集》是第一部金朝的诗词选集,共辑录了251位作家的2062首作品,意义重大。收录了宋代使者5人的84首诗词作品,还收了由辽入金的作家,和由金入元的作家作品。我们习惯上称为金代诗歌总集,不够确切。元好问在编写选集的时候,出于安全等方面考虑,尽量不收关于《楚辞》的作品。但对屈原的评价、对《离骚》的评价、《楚辞》的意象分析,以及金代人对屈原和楚辞的评价,《中州集》给出了答案。     

略论晚清湘军幕府文士对屈原与楚辞的接受

晚清湘军幕府既是政治军事幕府,也是文人幕府。这种非典型的文人幕府形态以及以经世致用为底色的文学思想,决定其幕府文士自觉接受屈原忠君爱国思想的影响,却鲜有优游不迫、较有规模的骚体文学创作,表现出有异于传统的“效《骚》命篇者,必归艳逸之华”的创作风貌,但他们承袭了楚辞“士不遇”主题,又热衷于运用楚辞意象、骚体句式,从而使湘军幕府文学具有浓郁的楚骚风韵。由此,晚清湘军幕府文学成为楚辞接受史上具有鲜明个性的案例。     

试论《楚辞》中的“香草”意象

《楚辞》中香草众多 ,意象丰富。它们不仅象征善行、美德、忠臣、贤士 ,还象征人格的高洁 ,寄托着长生理想。此外 ,不同色彩的花草有不同的象征意义 ,浓艳的花草象征着生活理想 ,淡雅的花草象征着人格理想     

从《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

<楚辞>所录之非屈原作品,既不以质为前提,亦不以文为条件,故西汉最大之赋家司马相如无作品得人,而东方朔之入选者非其最佳之作,宋玉赋亦仅<九辩><招魂>在其域中.从成书体例之角度进行研究,得出<楚辞>中之非屈原作品,均代屈原设言.即这些作品中之"我",均为"屈原".缘此,以这些作品所叙证屈原之事迹,固不会尽是;而以之考察作者之生平,则全失.     

屈原赋“奔跑”类动词及其运用艺术

以斯瓦迪士“百词表”为参照标准,发现屈原赋“奔跑”类动词共有11个。“奔”“驰”“驱”在“奔跑”类动词中的使用频率较高。“骋骛”“亢轭”是屈原赋中出现的新词,“驰”“驰骛”发展出了新的义位。相比宋玉赋,屈原赋“奔跑”类动词并用的形式远少于宋玉赋,且存在一些楚方言词。“奔跑”类动词在屈原赋中起到了较好的修辞作用,不仅契合语境、生动形象,还能彰显情感。     

楚辞学三题

从《七录》起，几乎所有公私书目都为《楚辞》特立一类，其原因有二：1、《楚辞》独特；2、其影响大．从“楚辞学”的角度考察，《楚辞集注》增贾谊二赋，乱了《楚辞》之体．六朝人将《楚辞》当“屈原集”看，故刘勰评价屈原，不仅取证于其作品，亦引宋玉代屈原立言之《招魂》与《九辩》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