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之《大学》《中庸》，非《礼记》之《大学》《中庸》”考释

四库馆臣提出“四书之《大学》、《中庸》”和“《礼记》之《大学》、《中庸》”两个概念，反映了《大学》、《中庸》与《礼记》的分合作为汉唐——宋明——清三阶段学术转轨标志的事实。经考释可知，“《礼记》之《大学》、《中庸》”属经学范畴，“四书之《大学》、《中庸》”属理学范畴，分属不同的思想体系，有其各自的渊源。     

从《大学》《中庸》看原始儒学的超越性维度与当代价值

当代考量儒学价值多着眼于其外推性,而对于儒学的超越性维度有所忽视.儒学的意义不应局限于文明对话和社会伦理层面,应避免对于儒学的实用主义理解,对天人合一等儒学命题的争议体现了超越问题的复杂性.儒学有自身的超越之路,具备七种超越特征理想性、内在性、日常性、实践性、礼仪性、情感性与艺术性.     

《大学管窥》《中庸管窥》考述

明嘉靖年问廖纪所撰<大学管窥>、<中庸管窥>2卷,<中国古籍善本书目>著录为孤本.廖纪依古本<大学>、<中庸>次序,采辑众说,由少壮至迟暮,日积月累,熟读精思40余载,疏解<大学>、<中庸>,其书浑融平正,自成一家之言.     

论《大学·中庸》的精细化思想政治教育观

《大学·中庸》蕴涵着丰富的精细化思想政治教育观,即广大与精微的辩证统一、制度沿袭与制度创新的辩证统一、选拔人才褒与贬的辩证统一、精细化思想政治教育的保障在于常规化、精细化思想政治教育的精髓在于真诚、精细化思想政治教育的评价标准在于慎独。     

王船山的《中庸》首章诠释及其思想

以《中庸》为个案 ,从宋明道学的视野来观察船山的《四书》诠释。可以认为 :船山读《中庸》说 ,其中以未发说和戒慎说为其核心。船山有关《中庸》的讲法 ,可以说是“接着”程朱讲的 ,但不是“照着”程朱讲的 ;他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程朱学派 ,但受到程朱学派的较大影响。船山虽然并不承认自己为程朱学派的一员 ,但顺承程朱《中庸》解说的脉络 ,延续程朱《中庸》诠释的问题性 ,吸取程朱许多的理学观念和诠释学资源 ,同时又针对朱子本人及朱门后学的论点而提出自己的诠释主张。船山的《中庸》解释是明清之际儒学经典诠释的一部分     

《近思录》与《中庸》《大学》文本的内在同一性

朱熹、吕祖谦编纂《近思录》的主导思想依据《中庸》和《大学》。三书在文本结构和深层义理上具有内在同一性。朱熹编纂《近思录》,把儒学的为学道路予以体系化组织,试图建立一个鲜明而严谨的理学为学次第,并把儒学的内外之道解释为一个完整的仁学思想体系,也显示出《中庸》、《大学》等早期儒家经典文本结构的严谨,彰显了儒学成德之道的为学次第和道德生命境界发展的内在逻辑。     

许衡《大学直解》与《中庸直解》的口语注释初探

许衡是元初朱熹理学的继承者和发扬者，其著作《大学直解》和《中庸直解》运用了大量的口语来注释儒家的经典著作《大学》和《中庸》，提供了口语训诂的新视野，不仅使经典通俗易懂，也为研究近代汉语口语的发展提供了大量实例。     

《大学》的双重影响与当代价值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大学》的核心内容,它给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国社会带来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它使中国知识分子产生孤傲不群、刚直峻烈、仗义直言、慷慨赴死等等独立特行之举,在陶冶中国人情操,维护国家政治稳定和统一方面起到了重大的作用;另一方面,它将中国知识分子限制在反躬内求、经明行修、读书做官的樊篱之中,严重阻碍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和法制建设的进程。在当代社会,《大学》仍有其合理的成份,它倡导的对理想人格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感、义务感,修养方法上的层次性,都对当代道德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论《中庸》的和谐理性

《中庸》是儒家经典著作之一,其包含的和谐理性思想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本文试图就《中庸》篇中的"中和"价值观所体现的价值理性以及"中庸"方法论所体现的交往理性来阐释中华文化所蕴涵的和谐精神,挖掘其中的理性资源,为今日之中华和谐社会建设寻找理论渊源。     

论辜鸿铭《中庸》英译本中道德哲学的建构

辜鸿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译了《中庸》,他翻译《中庸》的目的主要是要借《中庸》的翻译来宣扬中华道德文明的优势,改变西方对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的态度。因而,在具体翻译中,他通过多种途径来彰显原典中的道德内容,主要表现在：通过序言、附录等副文本总体性论说中华文明之道德文明的本质;通过在译本正文核心术语翻译中添加“moral”一词来突显道德的内涵;通过译本中相当数量的双行小注来进一步随文阐释道德的主题。辜鸿铭的译本成功地将《中庸》建构成为代表中华道德文明的有机整体,他在翻译中所尝试的阐释路径与方法,也为后人开辟了翻译阐释的新天地。     

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重新理解《大学》《中庸》的诗学路径

《大学》《中庸》的作者及思想旨趣,是长期困扰儒学思想史的学术难题。21世纪以来学界对其中引诗现象的关注,开辟了一种重新理解的可能路径。《大学》《中庸》中引诗与释文之间的连接词、核心词,是一种向思想形态转换或递进的“文眼”,推动诗文融入了《大学》《中庸》的思想世界;《大学》《中庸》的思想取向,是选取诗文的价值依据;引诗诗文的递次引证,与《大学》《中庸》道德境界的升进理路是一致的。《大学》《中庸》的引诗方式,更贴近于《孟子》为代表的“释义”引诗传统,这种释义规则与引诗传统,为推进解决困扰学术界的这一难题,提供了一种重新理解的诗学路径。     

《中庸》的人生美学初探

《中庸》以"诚"、"礼"、"中庸"三个范畴展现了独特的人生美学路径。"诚"体现为一种不断求索的生命精神,又是人生审美的最高理想与境界;"礼"以合理的生活事实及规范的持久性,使个体的审美心态趋于中正平和,是审美发生的理性基础与必要准备。"诚"与"礼"的融合,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亦是由审美自律走向审美超越的过程,体现了"中庸"的审美特点。     

二程对《中庸》的表彰与诠释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也是儒家重要经典之一。在宋代,随着儒学的复兴,《中庸》开始得到二程等理学家的重视,他们开始借助《中庸》来建构和完善儒家的道德心性学说。二程作为宋代理学的奠基人,他们不但对《中庸》给予极高的肯定和表彰,而且对之进行诠释,为《中庸》地位的提升起到关键作用,由此也直接奠定了《中庸》在经学史上崇高的地位。     

《中庸》“诚”的多重意义之解析

“诚”是儒家哲学的重要概念.迄今为止,对“诚”有多种解释.其中有些解释截然相反.实际上,《中庸》之“诚”至少有四种含义:一,实在;二,一般道德上或心理意义上的“虔诚”;三,道德本体的“诚”;四,道德或精神境界.在理解《中庸》的“诚”时,必须从整体出发,偏重任何一方,都是不全面的.但在这四者之中,有主次之分,占主导地位的是作为道德本体意义的“诚”.     

论《中庸》古义

“中庸”即中庸之道,“中和”则兼“德”与“道”而言。“中”指中心之德,“和”指时中的行为。由“中”而“和”,实是以中心之德为基础,生发出时中的行为,包含了“以德摄行”或“摄行归德”的宗旨,同于《五行》所谓“五行皆形于内而时行之”,乃是子思对儒家成德理想的理解模型。故郑玄以“中和之为用”解《中庸》题旨,虽不中不远矣。前半部分多引孔子之言阐述道、德之意,后半部分则以哀公问孔子引出“诚”的概念。子思以“诚”或“至诚”为成德之境界、天道之本质。至于如何达到“诚”,又给出了“自诚明”与“自明诚”两条道路,对应于《五行》始于“仁之思”和始于“圣、智”的两条路径。若说“中-和”还是两个环节,则一个“诚”字,通工夫与境界而言、通德与道(中与和)而言、通天与人而言,乃是一个成始成终、贯彻一切的概念,代表了子思对夫子“吾道一以贯之”话头的最终回应。当然,诚的境界仍以“中和”为内在的结构。在此意义上,《中庸》前后两部分可以理解为思想上的递进,而非彼此无关的两个主题。要之,《中庸》是子思思想的最终定论,“诚”是子思思想的究极之说。     

论先秦儒学价值本体的形上建构与内化转向——基于《易传》与《中庸》视角

《易传》与《中庸》从天道与人道的内在关联对儒学价值本体进行了不同界定。《易传》侧重从形上天道建构价值本体,从价值维度以天道恒转为人道运行提供本体根据,凸显本体"弥纶天地之道"的超越性。《中庸》更强调主体心性对天道与人道之间的上下沟通,揭示人道价值的日常规范性,侧重对主体心性的照察,致力于将超越性本体内化于主体心性并展开于百姓日用常行,将形上天道转化为现实价值原则,在庸言庸行中追求高明的道德境界。     

解读《中庸》之“诚”

《中庸》着重阐述的是人的修养途径和方法,即＂尊德性＂、＂道问学＂与＂慎其独＂,而＂诚＂则是贯穿这一修养途径和方法的价值核心。其＂诚者自成＂、＂至诚无息＂的观念,不仅影响了中国古代的仁人志士,在社会转型、文化裂变的今天,也仍然具有塑造民心、构建和谐社会的作用。     

朱熹《中庸章句》对“致中和”的注释及其蕴含的生态思想——兼与《礼记正义·中庸》比较

朱熹《中庸章句》对"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作了合理而深入的诠释,并且认为,将人的喜怒哀乐未发的"中"与发皆中节的"和"推到极致,并据此体会人的先天本性以及与此具有共同性的天地万物之理和变化规律,进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赞天地之化育",就可以实现"天地位"、"万物育"。这里蕴含着具有现代意义的生态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