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宪法发展回顾——中国法治化进程的缩影

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一书中指出:法治应该包含两方面的涵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的良好的法律。[1](P199)这揭示了法律的本质——即良法至上。纵观世界上法治建设比较成功的国家,不论人口多寡、地域大小以及历史文化概貌有多大差异,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征:有一部良法并赋予其至高无上的权威,而这部具有至高无上的法律便是宪法。     

美国金融制裁法律限制的再检视

近年来,单边金融制裁频繁地成为美国在国际关系中胁迫他国的主要手段之一,国际经贸交往的正常秩序受到严重威胁。由于二战后国际情势的特殊变动,国际法规则体系中存在嗣后漏洞,未能对美国金融制裁加以妥当规制,使之长期逸于国际法的“灰色地带”。当前,国家间关系的社会化趋势与国际法治概念的生成,为检视美国金融制裁的法律本质提供了新视角。美国以本国利益最大化为圭臬,滥用根植于“法律特权”的单边金融制裁,枉顾国际社会的整体性利益,拒不承担相应的国际义务。美国金融制裁不仅频频违反实在国际法规则,更与实现国际法治的国际社会共同追求背道而驰,显然不具备合理性与正当性基础。对此,国际社会应建构美国金融制裁的有效约束机制,确保制裁的决定以“在先违法行为”存在为前提,制裁的实施服从比例原则与程序正当性原则的指引,推动国际法治的实现。     

马克思与东方学及其他

一、建立在地理环境论基础上的近代东方学和马克思的地理环境观西方人对东方社会的研究,可以追溯到亚里斯多德,他在《政治学》中为西方人首次勾勒了关于东方社会的形象。这就是:“专制”和“奴性”。只是亚里斯多德还没有将东方与西方置于完全对立的地位,他同样认为在雅典也存在看产生专制和奴性的社会基础:一方面在“下贱”和“狡诈”的劳动人民中产生着“缺乏统治能力”和“过分地依赖于他人命令”的奴性,一方面在上层奴隶主集团中产生着“专横地统治”。固然将东西方对立起来的责任不能归     

论亚里斯多德的“突变”理论

论亚里斯多德的“突变”理论杨俊华亚里斯多德是欧洲美学思想的奠基人，他的《诗学》是西方“第一篇最重要的美学论文，也是迄今至前世纪末叶一切美学概念的根据。”①悲剧是这部著作所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亚里斯多德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悲剧创作的内在规律，在论述悲剧情节...     

关于自由的几个问题

(1)何谓自由。自由,同民主一样作为社会进步和文明的标志,一直是人们奋力追求的崇高目标和美好愿望。古往今来,研究自由问题的学者和专著难以尽举,作了种种见仁见智的界定。亚里士多德说,自由就是“任情而行,各如所愿。”霍布斯认为“自由者,无阻碍之谓也。”斯宾诺莎说“凡是仅仅由自身本性的必然性而存在,其行为仅仅由它自身决定的东西,叫做自由。”洛克认为,自由“是在他所受约束的法律许可范围内,随其所欲地处置或安排他的人身、行为、财富和他的全部财产”。孟德斯鸠说“自由是做法律所许可的一切事情的权利。”卢梭认为“唯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文艺思想之比较

柏拉图(公元前427—347)和亚里斯多德(公元前384—322)都是古希腊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在西方哲学史、思想史和美学史等方面,他们各居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地位。柏拉图留给后世的著作约四十部,其中不少是论文艺的。因此,柏拉图的文艺思想是他全部思想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亚里斯多德是柏拉图的高足,十七岁就从师于柏拉图,长达二十年之久。他在继承和批判柏拉图思想的基础上,经过不断地探索和研究,建立了自己一整套比柏拉图思想内容更丰富、更深刻的思想理论体系。马克思称他是“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恩格斯也认为他是古代“最博学的人”。特别是在文艺理论上,比柏拉图要完备得多,其价值也高得多。     

论法治的评价标准

法治是人类文明的产物。法治的评价标准众说纷纭,明确其标准对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着重要意义,应将良法之治、法律至上、法律平等、司法独立作为其评价标准。具言之,良法之治要求尊重和保障人权,法律至上要求法律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威,法律平等要求权利义务一致、平等保护、反对特权,司法独立要求司法权只服从于法律。     

批判韦卓民的“亚里斯多德逻辑”

右派分了韦卓民是一个文化买办,解放之前,用英文写了一些有关文化和孔孟哲学的小册子,但从沒有用中文写过著作。解放以后,他却东抄西凑写成了几篇論文和一本“亚里斯多德邏辑”,来宜揚僧侣主义,以反抗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宣揚欧洲中心論,以貶低祖国学术的地位。韦卓民的“亚里斯多德邏輯”全書共分7章,18万余字,其中只有一章論述亚里斯多德的邏輯,也都是东抄西袭而成的。他虽然处处自诩其渊博,其创見,其細致,但是实在說并无学术价值,內容上确很反动。韦卓民一貫的立場是帝国主义的立場,韦卓民的中心思想是僧侣主义的思想,所以他仇恨共     

“人治”、“法治”涵义新辨

弄清“人治”、“法治”的本质涵义,不仅是法律史研究的主线问题,也是现实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中的有实际意义的课题。本文通过对“法治”概念的考察,试图把对“人治”、“法治”的本质涵义的认识向前推进一步,贡献于法制宣传,有助于增强法治观念。     

人民认同与法治教育：中国法治建设的逻辑和进路

法治作为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治理方式，其理想意涵在于认同人民的良法及基于人民认同基础上的普遍服从。但在现实法治实践中，二者并没有建立起内在的对应关系。因此，增进人民对法律的认同成为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内在逻辑和必然选择，而法治教育则是实现这一逻辑选择的基本进路。     

法治下的自由──哈耶克自由观评述

对自由涵义的解释并不是终点,关注自由的保持才更为根本。这是西方当代古典自由主义重要代表人物哈耶克自由观的一个重要特点。正因为对自由抱有如此关怀,哈耶克才特别注重对法治的讨论。他重视冯·萨维尼视法律为自由之基础的法律观,并将自己“法治下的自由”理想建基于这种法律观之上。他相信,没有法律便没有自由,因而尤其赞同将法律称为“自由的科学”①。本文准备在阐述哈耶克自由理念之本质的基础上,探讨实现和保障这种自由所需遵循的自发秩序原理和法治原理。     

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再认识——兼论《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

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30年,虽然进行了一次修改,仍然不能适应时代的要求,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认识.通过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的修改完成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顶层设计”,使它具有一定的超前性,发挥法治的引领和推动作用,确保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法治轨道上不断完善.修改完善应充分体现宪法原则,明确自治机关的权力与义务,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增加“法律责任”的条款,创设违法制裁机制,使民族区域自治法真正回归法律.     

海德格尔的“基础存在论”与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存在”问题是十分古老的哲学问题。在两千多年前的圣哲——亚里斯多德那里“存在”就已经作为最高的和最重要的哲学范畴被称为“第一哲学”最根本的对象。在亚里斯多德看来,“存在”问题是一个古往今来始终都让哲学家们头痛的难题。而询问一个存在者的存在根本上也就是询问这个存在者的“本质”,这样存在问题就被归结或等同于“本质”问题。这一思想对后来的西方哲学和科学文化的发展都起了决定性的影响。然     

我国法治建设的困境及其出路

法律实行难,法律在现实生活中没有权威,没有获得普遍的服从,这是当前我国法治建设面临的困境,从法治的基本要件来分析,我国司法难的原因主要有:良法尚未有效确立;尚法的精神尚未形成;司法弱化等。要突破法治建设的困境,必须从这几个方面入手。     

两种文化造就两种小说(上)——中国小说与英美小说的差异及其文化根源初探

小说是文学的主要形式之一.维克多,雨果在论述莎士比亚时曾经指出,“当某个人被认为是一位诗人时,他同时就被看成是一位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亚里斯多德说,“诗比历史是更哲学的,更严肃的:因为诗所说的多半带有普遍性,而历史所说的则是个别的事、”这些论述揭示了文学的重要性和巨大的影响力.随着时代的发展,小说在文学领域已经超     

预防和制止针对未成年人家庭暴力的法制保障

制裁、制止和预防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是全社会的责任 ,对未成年人的家庭暴力 ,不仅仅是一个“尊老爱幼”的道德问题 ,还是一个法律问题。法律的“国家强制性”特征使其成为制裁、制止和预防针对未成人家庭暴力的最强有力的保障之一。为了确保未成年人免受家庭暴力侵害 ,并使该问题得到足够的重视 ,应当建立更完善的法制保障。     

试论本体论的产生

针对于一些学者认为本体论产生于亚里斯多德时期,本文通过对本体论的产生过程的论述,指出巴门尼德的“存在”的提出即标志着本体论的产生。     

论鲁迅在喜剧理论史上的贡献

(一)鲁迅对作为美学范畴的喜剧,有着深刻而独到的理性思考,他关于喜剧理论见解特别是讽刺的美学原则,对世界喜剧理论史和喜剧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的贡献。在美学理论发展史上,许多著名的美学家对与悲剧相对称的喜剧,都作出了自己的理论阐释。亚里斯多德从古典静穆戏剧观角度阐明了喜剧。他认为,喜剧摹仿丑,而丑不含恶;滑稽表     

法治及其两种精神——兼论法治系统工程中自然法学与实证分析法学的统一

法治是一项系统工程,它由两部分构成法律的创制、法律的实施,前者为后者提供前提和依据,后者使前者得以体现和有效贯彻.也正是把法治作为一项系统工程,在这项系统工程中考察自然法学与实证分析法学,二者其实是可以统一的,那就是为这项系统工程分工而合作.具体而言,用前者创制良法(相对良法而非绝对良法),用后者运行良法(当然也吸取了前者合理且可贵的因素).二者所宣扬的"公正、平等、正义"等终极理念和"法律(实在法)至上"之信仰正是法治的两种精神.     

从新亚里斯多德主义修辞批评看新媒体环境下的演讲--以杨澜的2012年成人礼演讲《认识自己》为例

以杨澜的2012年成人礼演讲《认识自己》为例,从新亚里斯多德主义修辞批评视角考察新媒体环境下的演讲模式,分析修辞话语依据的五大要素“构思、组织、风格、记忆和实际演说”的对应变化。分析显示新媒体提升了“组织”中的论证手段,同时打破了传统现场演讲的时间和地点等局限,对讲演者的“记忆”要求有所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