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发展观与行政法理性

科学发展观的核心与灵魂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为法学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新课题，科学发展观体现了重要的行政法哲学价值观和方法论，即行政法“人本法律价值观”和行政法“全面、协调、可持续”方法论。科学发展观为评价行政法理性提供了标准和对象，为实现行政法理性运行提供了保障机制。     

胡适的方法论刍议

纵观胡适一生，从著书立说．到参政论事，无不凸现着他的方法论原则．究竟如何给胡适这一用力最深、影响最大的方法论进行理论定位，本文不同意以往学术界所形成的两种思维定见，即不是把胡适的方法论简单地归为实用主义思想方法的机械移植，就是贬为乾嘉汉学方法的直接承袭．笔者认为，胡适所揭橥的方法论，是一种汲取古今、融合中西方法的新思维范式．他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的“科学的方法”，首次将西方实验主义方法与传统的训治学、校勘学和考据学的治学精神相结合，在我国方法论发展史上树起了一块新界石；他的具有相对主义倾…     

“君子之辩,欲以明大道之中”——论徐干的“智行”中论观

徐干的“智行”观是其“中”论思想的核心 ,它继承孔孟荀的中庸“权变”思想而有所发展 ,具有实践理性的特征、辩证法因素和方法论上的意义 ,并贯穿于其全部学说中 ,成了他认识、判断、处理一切事物的方法和准绳     

“理性经济人”假设：演进与批判

“理性经济人”是现代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假设之一。其基本内涵包含自利的行为动机、理性的行为目标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三层含义。在理论假设不断演进的过程中，一些学者从理性人的行为动机、行为目标以及研究方法等不同角度对其进行了批判与修正。无论如何批判和修正，“理性经济人”假设仍然是经济学研究的基础假设与出发点。     

关于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方法论问题

本文对康德《纯粹理性批判》中的方法论问题进行了研讨。康德的先验方法是《纯粹理性批判》的基本方法 ,这一方法是建立在理论理性本原统一性 (同一性 )的原理和本原因果性 (根据性 )的原理之上。先验方法论不同于数学、自然科学的方法而是一种哲学的方法论。《纯粹理性批判》使用的综合法不同于《未来形而上学导论》的分析法。本文也探索了先验方法提供给我们的一些有价值的方法论原则。如历史与逻辑、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探求人类认知前提、辩证思维和创造思维的方法论原则思想等     

理性批判推动科学进步--浅探波普的科学知识增长论

如何才能促进知识的增长呢?波普强调理性的批判精神是推动科学知识增长和进步的最大动力。他认为任何理论都是一种“假设”或“猜测”,只有在反驳中才能得到进步。他提出了反归纳法、证伪原则和“猜测与反驳”的知识增长模式。他的科学方法论弥补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某些不足,同时也带有机械性和脱离科学发展的倾向。     

寓言理性智慧的审美传达

寓言创作以“哲理指向”为终极目的，其理性智慧的审美传达更是有别于他类叙事文体。本文力图从寓示的介入、时空的泛化、立体多元的理性模式、荒诞的文体风格、理智的情感抒发等几方面，阐释寓言在理性智慧的审美传达中凸现的独特品性。     

康德历史哲学的思维方法

康德历史哲学之所以能够被称为“哲学”,是由于它具有完善的思维方法，并且契合其批判哲学的先验逻辑的方法论。首先，就普遍历史的理念而言，它表达的是纯粹理性凭借一个“终极目的”概念对人类社会中一切经验性行动的系统统一性，其中包含着理性的合目的性原则。这种原则在“第三批判”中也被理解为是理性托付给了反思性判断力。其次，在合目的性原则之下，普遍历史呈现为辩证发展的进程。而历史的驱动力就是人性内部社会性与非社会性的内在矛盾。康德的合目的性原则构成历史哲学的普遍方法论，辩证的发展观则构成合目的性原则的辅助和手段，两者构成一种复合型的思维方法。     

多元理性：“一家两制”与食品安全社会自我保护的行为动因

调研发现,食品安全威胁下,农户和消费者都不约而同地采用了“一家两制”的方式进行社会自我保护,本文致力于分析基于理性考虑的行为动因。本文认为,由于人们的经济交换行为嵌入在自然本能及社会互动之中,单一经济理性不能对“一家两制”现象做出充分解释。因此,本文提出包含生存理性、社会理性和经济理性在内的多元理性概念,建立多元理性行为矩阵,说明家庭经济行为在实践上遵从的是多元理性。从食品安全“一家两制”现象中,可以看到不同理性组合的考量下,“个体自保”和“社会共保”等基于食物交换的新型社会关系正在形成,多元理性引导下的社会自我保护运动正在出现。     

试论我国德育本质研究的特点

德育本质是德育理论研究的首要问题，对德育本质研究进行适时的反思，既有利于德育本质理论的建构与发展，又有利于德育活动有效性的提高。目前，我国主要存在“转化与培养论”、“超越论”、“理性与自由论”、“沟通与交往论”、“建构与整合论”、“生活方式论”等六大德育本质观，德育本质研究呈现研究主题的“回归”与研究范畴的“泛化”、研究维度的多元与研究路径的多样、本质观的趋同与对方法论的自觉关注等三方面的特点。     

科学史研究方法的重大改进——评拉卡托斯的"科学史的理性重建方法"

拉卡托斯的“科学史的理性重建方法”是其“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在科学史领域中的具体应用。该方法把科学哲学和科学史相结合 ,不仅对科学哲学的进步和科学史的深入研究起到重大的促进作用 ,而且从新的角度体现了“逻辑的与历史的相一致”的方法论原则 ,对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论戴震从考据学对义理之学的回归

戴震是一个富于独立思考的理性精神的哲学家和思想家。对戴震来说,考据不仅是破坏旧经学、旧哲学的工具,而且也是建立新经学、新哲学的思想资料和理论基础。戴震之新义理思想的确立,不仅因为他自己有“志乎闻道”的志向,以及“此学不仅在故训”、“执义理而后能考核”的方法论原则,而且还主要归因为他的理论批判与社会批判的理性追求。     

法经济学之“理性＂解读

本文通过对法经济学的理论前提理性经济人,即个人利益最大化之“理性”进行经济史上的梳理,把经济学上的理性回放到哲学的视域中,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角度．对古典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进行了比较分析,并对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法经济学之经济理性进行了粗浅的分析．认为经济理性在近代被膨胀为追求最大效用的工具,经济人被转化为一种理性选择概念,市场被视为一种计算手段和机械结构。     

行政公益诉讼的理论基础

行政公益诉讼制度的确立和实践有着丰厚的理论基础，因为它不仅体现了司法权对公民社会权利的保护，也体现了公民权利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而且从方法论意义上讲，行政公益诉讼还体现了新的“诉的利益观”对传统一元法益主体框架的超越和对多元法益主体框架的探索和实践。     

论罗尔斯“社会契约论”策略与康德“实践理性批判”的理论关联

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策略与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理论”有内在的逻辑关联,康德把理性存在者的意志自律为基点,构设了目的王国的存在,实现了人格是目的的理想;同样,罗尔斯从自由平等的个人出发,构设了原初状态,达成了共识性的正义原则。不了解康德的实践理性批判,很难理解罗尔斯的社会契约论策略。文章旨在对二者的相关理论进行分析和对比,其理论无论是个人提升自我品格,还是在文化多元的社会达成价值共识,都能从中汲取精神力量,也是有方法论意义的。     

墨子"三表法"与"察类明故"思想研究

墨子是中国最早意识到并总结出科学方法与哲学方法的人,是中国思想史上明确提出建立系统方法论的第一人。而作为墨子系统方法论的2条主要原则——＂三表法＂与＂察类明故法＂则体现了墨子在经验和理性两方面为建立系统方法论所做的努力。＂三表法＂与＂察类明故法＂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同时又具有一定社会局限性,从经验和理性两方面对其进行全面、细致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新文化”语境下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及其重建可能——兼论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的价值与限度

学界关于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困境表现为由于中西分属不同的文明系统,因此注重逻辑分析的论证方法不可用于注重了悟、体验、践行的中国传统.此种方法论困境的产生以“异质他者”作为理解中西文明的理论预设,这是一种前提谬误,“异质他者”的预设不合法.此种方法论困境主要体现在冯友兰所开创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典范”系统下.在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学界较为认可的看法是胡适为“开山”而冯友兰为“典范”,然而两种评价是基于不同的标准得出的,从哲学界定以及方法论角度看,胡冯不是承继关系,而是为中国哲学研究开辟了两种不同的路数.对于中国哲学未来研究而言,我们需要重估胡适所尝试开创的出路.具体而言:研究侧重上要以问题为中心而非以某种学说为标准,思维方式上要开放自我主体性、自觉培育理性思维方法,文化比较上要自觉分清不同的问题域,方法运用上要依据问题域选择对应的方法并明了限度.     

“环境法学方法论”名称解析

对“环境法学方法论”这一名称涉及的基本概念进行了解析，包括：法、律、法律的区别；法学、律学的区别；方法、方法学、方法论的区别；学、论的区别；环境、生态的区别。这种解析，有利于环境法学方法论名称的理解和诠释，为环境法学方法论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中庸思想视阈中的本土社会中产化解读

中庸思想内蕴的目标诉求和方法论逻辑，揭示了社会中产化的标准模式、实现路径和应当主体，因而提供了当代中国本土社会中产化理性发展的整体方案，这对于规避社会阶层结构“断裂化”，合理趋向“橄榄型”社会阶层结构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关于研究方法与科学抽象法的误区

有人认为，唯物论作为方法论“较为牵强”，研究方法、抽象法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抽象是研究的发端”，研究工作应走从抽象到抽象（思维具体）的道路；而实际上，唯物论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研究方法、抽象法首先是从具体上升到抽象的方法，实在具体、事实是研究方法的起点，研究工作应走从具体到抽象，即马克思恩格斯所主张的“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