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作人与北方左联——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

探讨周作人与左翼文学之间的关系,北方左联是不可忽视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学界对此鲜有探讨。本文以周作人与谷万川为中心,同时探讨周作人在公葬李大钊等事件中的表现,以此展开对周作人与谷万川以及北方左联之间紧张关系的探讨。     

1930年代东亚对周作人的评价——以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为例

周作人从1920—40年代与韩国文人和知识阶层有过持续的接触和交流,堪称中国文人中最关心韩国文化的一位。他学习韩国语,还高度评价韩国的艺术价值,支持韩国的独立,积极肯定韩国的文化认同。当时韩国人也和周作人这位中国新文学主要作家频繁进行交流,关注他的文学活动及思想观念,并把他介绍给韩国,有时予以评论。最值得瞩目的是1920、30年代在北京留学的丁来东(1903—1985)发表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1934年9、10月)。这篇文章系统、全面地对周作人进行了评论和介绍。丁来东对投靠日本帝国主义以前的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及思想立场集中进行了探讨,并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由于丁来东的文章出现,从那以后韩国读者们对作为中国有代表性的现代作家周作人有了多方面的了解。丁来东的周作人评论是和中国、日本的周作人研究同时进行的。丁来东于1934年5月结束了北京留学生活最终回国,他可能已经了解到从那年4月初开始展开的对周作人《五十自寿诗》的争论。而倾向于无政府主义文艺论,对马克思主义持批判态度的丁来东与周作人在意识形态上达成一致,产生了共鸣,而且当时韩国无产阶级文学运动没落的现实等各种变化因素重叠在一起,使丁来东对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和思想态度更加关注。结果是丁来东通读了周作人的许多作品和著作之后,发表了《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这篇文章包含了对周作人的人生文学观、言志文学观、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特点及成果、周作人丰富的阅读修养、以内容与思想为中心的白话文学论、批判国民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思想立场、周作人对小品文这一成为现代文学顶峰的文学体裁的提倡、对民间文艺的重视以及具有包容性的文艺批评态度等大量内容,这在当时来说可谓是相当系统全面的评论。苏雪林的《周作人先生研究》是1934年12月发表的,增田涉的《周作人论》是1935年9月发表的,而丁来东的《周作人与中国新文学》是在早于他们的1934年9、10月间就已经发表了,这一点也有必要予以关注。虽然丁来东对周作人的评论不是长期持续进行的,但却是在较早时期进行,而且在韩国又是首次系统全面地评论了周作人,因此这在东亚的周作人研究史上是具有一定的意义的。     

散文的周作人与周作人的散文

周作人深怀散文情结。"散文的周作人",意指周作人本身就是他所指认的言志的散文。他的哲学思想、人生态度、性情情趣等无不诠释着他所命名的散文小品。"周作人的散文",可表述为散文是周作人的一种语言物化,是周作人生命存在的另一种方式,是周作人精神私人化的一种表达。主体与文本这样地相生,在现代散文史上,周作人似是第一人。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念的发生——以美国影响为中心

正如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是外源型一样,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也受到西方的直接影响。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奠基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观的建构过程中,就可以清楚看到来自美国的影响。这些影响可以大致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周作人借鉴以斯坦利·霍尔为代表的美国儿童学的观点,"主张儿童的权利",强调"儿童在生理心理上""和大人有点不同",进而发展出"顺应自然,助长发达,使各期之儿童得保其自然之本相"这一"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二是直接借鉴麦克林托克、斯喀特尔等美国学者的应用研究成果,从小学校的文学教育的角度论述儿童文学,呈现了更加完整的儿童文学的文体面貌。周作人从美国的儿童学和小学校的文学教育研究中接受的影响,在其"儿童本位"的儿童文学观中,发挥着十分核心、十分重要的作用。     

论周作人以文化为中心之日本研究的特点

通过周作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发表的大量有关日本研究的文章,分析周作人对作为一种独立的民族文化的日本文化的理性认识和思考,日本文化是一种与中国文化有密切渊源关系和独立的民族文化,日本文化在某些方面甚至胜过中国文化,日本与中国具有文化上的平等地位,这个认识在周作人是明确不疑的。这是周作人的日本文化观,而这个日本文化观正是他的整个世界文化观的一个投影。“周作人强调在尊重他民族文化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这可以说是周作人的一个基本思想。正是在这宽容的、多元的世界文化观的支配下,他坚持自己的日本研究的提倡,并对日本文化和日本国民性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厨川白村与周作人文学史建构比较

作为一个文学史家,厨川白村和周作人都很注重文学史理论形态的建构,都偏向于以逻辑形式来反映文学史进程,而不是单纯地描述文学史现象;同时这种建构模式都有它的现实指向性。另外,文学史作为一种对文学现象历史的研究,必然要涉及治史思维。从文学史关注的倾向以及发展的进程来看,他们的治史思维有同也有异。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理论探析

在中国儿童文学研究史上,作为现代文学批评家的周作人主要扮演了“前导”的角色。他对儿童文学理论的建设,具有启蒙意义与开拓价值。     

新世纪以来的周作人研究

本文从文艺理论与批评研究、思想研究、散文研究、民俗研究、翻译研究、史料的整理与发掘等几个方面对新世纪以来的周作人研究进行综述,以飨周作人研究者。     

安徒生童话该怎样翻译?——以周作人批评、叶圣陶创作与叶君健翻译为中心

周作人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的开风气之先者,他不但很关注安徒生童话的早期汉译问题,而且用白话翻译了《卖火柴的小女孩》,从而引发国内安徒生童话热的出现.20世纪20年代,安徒生汉译开始由个体批评家或学者自觉,上升到整体的合力推动,安徒生童话翻译出现高潮,对儿童文学的理论研究也蓬勃发展.叶圣陶在安徒生影响下创作的童话作品结束了中国童话的“模仿时代”,而叶君健翻译的《安徒生全集》则进一步推动了安徒生童话在中国的接受,对中国现代童话的创作与发展影响深远.周作人、叶圣陶、叶君健代表了安徒生入华的三重“侨变推手”,推动了作为诗人巨像的安徒生在现代中国儿童文学理论、创作、翻译上的全面影响.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安徒生童话的意义和价值才得到充分展现,即“侨易新符”的创造完成才是一种理论、人物或镜像在长途文化旅行之后可能达到的一个长期有影响力的标的.     

钱理群的学术个性:自我介入式研究——以《周作人传》为例

钱理群的《周作人传》是对周作人进行全面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同时也是钱理群自身学术研究个性的重要体现。其不仅为读者呈现了周作人这个自由知识分子的形象,而且还呈现了另一个激情燃烧者的形象,即传记作者钱理群。钱氏《周作人传》强烈体现了传记作者个人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悟,凸显了钱理群自我介入式研究的学术特征,这一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以鲁迅为底色和对传主心灵史的关注。     

论周作人散文的风格

平缓、平正、平实、平易、平质是周作人散文的内涵意蕴、文学追求、审美情趣、文风语言、秉性资质的集中体现。     

论周作人晚年的鲁迅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晚年的周作人继续写有大量的散文作品.周作人的这些晚期散文对于鲁迅研究具有特殊且重要的意义.作为鲁迅早年生活最熟悉的"亲历者",周作人晚年不仅为鲁迅研究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史料,还为鲁迅研究提供了极具个性的独特视角和独特观点,这些都是应该受到重视的.     

论周作人的儿童教育思想

用作人是最早重视儿童教育的中国现代学者之一,也是最重视儿童个性并努力以理性科学的态度为孩子自由的精神世界说话的学者.他的儿童教育思想是丰富的、系统的,在当时可谓空谷足音.他重视儿童主体性,提倡对儿童实时性教育等先进教育理念在今天仍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伟大的捕风——周作人八股文思想略论

周作人对八股文的思考主要集中在形成原因、存在动力和社会作用三个方面,八股文与汉字确实有着一而二的关系,其他种类的文字是不可能产生八股文这种文体的。韩愈为周作人所攻击乃在他直接促成了八股文的形式主义倾向。虽然八股文并非韩愈所发明,但八股文的理法却是从韩愈的文中得益不少。弄清楚八股文的来龙去脉在周作人是一种伟大的捕风,无非是讥刺时流,想风气有所转换罢了。     

论周作人笔下的东京形象

周作人笔下的东京形象既是自我的社会镜像,又是建立在民族复兴意义上的日本文化和生活想象。周作人在个人性分与民族古昔里找到了与东京日常生活的契合点,对落语、川柳、浮世绘等的接受确立了他介入五四新文学的角度和姿态。民俗、遗传和国粹则是另外形式的“日常生活”。周作人的东京形象重构是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对自我与他人或自我与世界的调适风度。在反抗与革命的框架下,周作人别构了日常生活的现代性空间。     

介绍周作人的三篇佚作

周作人是我国现代著名作家 ,此次在故乡发现这三篇周作人有关国民性、教育和乡邦文献的佚文 ,对于研究其生平、思想和作品都十分有益。     

周作人的人生观与文学价值观

作为新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作家,周作人的文学价值观发生了多次重大转变.这既决定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发展的风云变幻,也与他本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人生阶段上人生观的变化有着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因此,从人生观和文学价值观的互动关系出发,应该是厘清周作人文学思想发展演变过程的一个有效角度.     

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文学观

周作人的个性主义文学观认为文学是＂人＂的,文学是＂个人＂的,文学是＂个性＂的,文学更是＂自己＂的,构成了相对完整、内容丰富的一个系统。在＂人—个人—个性—自己＂这一逐层收缩的价值系统中,充分显示了周作人对于＂个人＂的理性自觉和情感坚执。当他以这种思想来批判封建礼教时,这种理论发挥的是积极的作用,但当他把人的生物性单独地夸大并使之与人的社会性相割裂时,这一理论的消极作用就暴露出来。这种个人原则的至高无上性决定了周作人以保持个体的个性自由和切身利益为最终选择,放弃了对社会、民族的责任担当。     

周作人与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

对古文学的调查与整理阑入了中国现代散文建设的规划和设计,其动因源自周作人早年留学所处的革命环境,及“五四”时期形成的人道主义文学观。新生运动影响了尚处于被引领和启蒙状态中的周作人,并充分体现在后来他所厘定的言志派谱系中。对韩愈、试贴诗、八股文和桐城派的批判是周作人建构现代散文诗学的重要一环。战时的周作人提出两大改革与三盏灯火,源于对道学派的反驳。周作人介入个人日常生活现代性体验,道德、智识、个性、趣味等是具体表现。周作人从思想到艺术的一系列实践丰富了中国现代散文生态,包括美文、近代散文、杂文等散文理论的倡导也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散文的现代转型,甚至培育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化散文和大散文,产生了当代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