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列传”与“汉学师承”——《汉学师承记》的修撰及汉宋之争

江藩撰写的《汉学师承记》历来被视为清代学术史的重要资料,但是在该书学术内涵的解读方面尚有待发之覆。此书的学术意义与作者的撰述动机密切相关。江藩撰写本书特别与阮元总辑《国史儒林传》一事有关,江氏的意图是要影响《国史儒林传》的编撰。由此江藩以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在《汉学师承记》中构建了一个以“汉学”为正宗的清代儒学学术史,在此过程中他强化了汉宋门户之见,将主宋学者摒弃在外。正是因为其强烈的门户之见,《汉学师承记》才引起宋学者的激烈反对,但是因为具有正史的笔法和规模并得到阮元的支持,它得以对整个清代学术史的书写产生了巨大影响。     

"国史儒林"与"浙东学术"——阮元《儒林传稿》叙学成就管窥

阮元<儒林传稿>记载的浙江经学状况是其学术论述的重点之一,与章学诚及其"浙东学术"有密切联系.一般认为,章学诚及其浙东史学派被埋没一百多年.<儒林传稿>有关浙江学术的记载显示了章学诚的影响,阮元实际上将浙东学术名义和黄宗羲一系学人谱系写入了清代学术史.<儒林传稿>提示我们关注该书的学术价值以及浙东学术在清代学术史中的实际遭遇.     

论《汉学师承记》的“尊戴”思想

江藩是清代著名汉学家,在《汉学师承记》中,他第一次流露出划分乾嘉汉学为吴、皖两派的思想。章太炎认为江氏在此书中对戴震多有批判之辞,存在“扬吴抑戴”的倾向。然而,通过考察该著中戴震、洪榜、孔广森的传文、《经师经义目录》之内容以及其中围绕《孟子字义疏证》所展开的一系列论述,《汉学师承记》确然体现着江藩较为明显的“尊戴”思想。     

从“实事求是”的理念看乾嘉汉学的时代特征

作为清代学术代表的乾嘉汉学,每以“实事求是”的治学口号相标榜。以东吴惠氏为代表的吴派汉学和以戴震、凌廷堪为代表的皖派汉学及其后学扬州学派的阮元等学者,各学派对“实事求是”的理解——即对汉代学者班固提出的“实事求是”说的阐释和运用是各有侧重的。通过对“实事求是”的不同理解与阐释,乾嘉各学派不仅展现出了各具特色的治学面貌,而且也在治学理念上摆脱了宋明理学的框架,建构起新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展现出乾嘉时代新儒学的时代特征。     

清代学术史的一部力作——读漆永祥《汉学师承记笺释》

漆永祥先生用十余年心血完成并出版了他的力作《汉学师承记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同时还有密不可分的《江藩与（汉学师承记〉研究》、《江藩集》二书,总计三书160余万字。《（汉学师承记〉笺释》等三书,是《国朝汉学师承记》与江藩研究的总结性集大成之作,尤其是《笺释》一书,将成为学习研究清代学术史不可或缺的案头必备之书。     

学海堂与今文经学在广州的兴起

本文主旨在探究学海堂与经今文学的关系,作者首先分析阮元创设学海堂的过程及其组织特色;其次,作者指出学海堂兼容汉学与宋学、古文与今文的学风,而此多元的教育机构的出现也使广东成为清代经学的最前线。     

晚清汉学的荟萃与实录——桂文灿的《经学博采录》

晚清学者桂文灿编撰的《经学博采录》,是清代重要的经学史著作,长期以来,该书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始终未能引起学术界的重视。文章由"其人与其书"、"荟萃与实录"、"汉学与宋学"三部分组成,作者认为该书作为学案体的经学史著作,收录了乾、嘉、道、咸四朝的汉学传习活动,较之江藩的《汉学师承记》内容更为详实丰富,全面地展示了晚清汉学研究的延伸与演变的基本脉络。该书既是晚清学术语境中的集中体现,也是他归依汉学的真正祈向所在。桂氏的某些见解未免失之偏宕,有欠圆通,但是都显示出桂氏对传统经学的人文关怀,有利于现在的学者进一步了解晚清经学研究的实态。     

顾炎武《日知录》在日本汉学的影响

文章就顾炎武《日知录》一书对日本汉学的影响,从清代学术史、日本馆藏《日知录》版本、日本汉学家论顾炎武与《日知录》三个方面,作了初步探讨。     

《毛诗传笺通释》的语言研究倾向

汉学在清代分离出了扬州学派。这一学派的特点是治学不囿门户,表现出向语言学科转移的迹象。马瑞辰深受影响。他的《毛诗传笺通释》虽然是一部解经之作,但却体现出研究语言文字的浓厚兴趣。本文主从词汇学角度对马氏著述中的这一学术动向加以探讨。     

明道与经世——江藩《汉学师承记》的编纂旨趣解析

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是研究清代学术思想的重要著作。长期以来对它的评价见仁见智,总体上总是将它与清代汉学和宋学派的斗争相联系,其实江藩作此书的旨趣不完全为了推尊汉学而排斥宋学,根本的动机是为了明道、传道、经世,这是传统儒士身份意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一种体现。      

道咸"新学"与清代学术史研究——《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导读

王国维曾以清初、乾嘉、与道咸三点将清代学术分成三个阶段,并以“务为前人所不为”来体现“道咸以后之学新”的特色。晚清学风的明显转变影响到后来清代学术史的研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领域里影响最大的是梁启超、钱穆的同名著作《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两书基本不出道咸“新学”之大范围,而乾嘉汉学一线的观念反受到忽视,致使我们对近三百年“学术”的认知多少有些偏颇。今日要对近三百年学术进行相对均衡的系统整理,应把清代汉学一脉的章太炎、刘师培等人关于清学的论述汇聚而表出,使之与梁、钱二著并列而为清代学术史领域的主要参考书。     

清代赋学的几个理论问题

本文探讨清代赋学中的几个理论问题,包括清代赋学的复兴与帝王的作用,清代的学术流变与赋学发展史的分期,清代的赋体分类,清赋时代不能看成是八股文赋时代,清代律赋对唐代律赋的继承和超越等,是对清代赋学鸟瞰式的观察与体认.     

顾氏家学及其对顾炎武学术的影响

顾炎武是明清之际最重要的学者和思想家之一,他的学术成就上承宋明以来的实证传统,下启乾嘉时代汉学思潮,其学术体系是中国学术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顾氏家族具有深厚的家学渊源,“文法吏”的知识特色是顾氏家学的主要特征。顾炎武学术内容与方法来源于家学影响。从顾炎武在明清之际的学术与政治活动来看,其思想倾向在于重建晚明以来受到冲击的专制统治秩序。明清之际的“经世”思潮并不仅仅是对一种学术方法、思想倾向的强调,它具有实际的学术内容与知识体系;明清之际士大夫对“经世”之学倡导,使得宋明以来“尊德性”的思想传统转向“道问学”的学术研究,这种研究对清代的社会政治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颜元对程朱理学扬弃原因探微

颜元是清初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颜李学派的开创者。颜元对程朱理学的态度是一个变动的过程：从崇奉到怀疑,从怀疑到批判。这是颜元对中国传统学术抉择的过程,也是学术和社会互动的结果。既有社会原因,也有个人原因。通过对中国传统学术的扬弃,颜元构建了自己的学术体系,并最终形成了一个在中国学术史上广具影响的颜李学派。     

薛凤祚会通中西的努力及失败原因分析

明末清初的西学东渐,引发了西方学术的大量涌入。薛凤祚引领当时学术风气之先,提出了一个会通中西学术的先进模式。为实现会通目标,薛凤祚不遗余力,其实践领域主要为天文历法,也旁及其他。但他的努力并没有取得预想中的效果,在整体上没有扭转中国学术在此之后被西方远远抛下的局面。     

颜体书法艺术的形成及对后世的影响

颜真卿书法艺术形成,使唐楷得到长足发展。“颜体”艺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对晚唐、宋、元、明、清,乃至今天都有着直接的影响,成为后学的艺术范本。     

19世纪中后期汉学书院与科举关系论略

在诂经精舍和学海堂的影响之下,专门研习汉学的书院数量大为增加,不少科举出身的地方官吏将创立汉学书院作为改变书院片面追求科举的重要途径。然而随着乾嘉汉学地位的日渐式微,汉学书院也不得不教授科举之学。与此同时,不少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要任务的考课式书院也重视汉学教学,汉学书院与考课式书院都向培养科举人才方向靠拢,二者以是否开展科举教学为界线的区别逐渐消失。     

试述《清实录》史料的来源与流向

清代承继此前的史学传统,建立了史料储备和征集制度,为《清实录》的修纂提供了丰富而可靠的原始材料,使实录成为清代史料的一大总汇,经过它的编辑和纂修,清史杂乱的档案得到第一次清楚的梳理,并以易查易读的特点为后人所重视,或摘录,或取用,或改编,或融汇,成为《清圣训》《东华录》《清国史》《清史稿》《清会典则例》《皇朝文献通考》和《皇朝续文献通考》等一系列清史著作的史料来源。从清代整个史学史的发展过程来看,所有官方史书乃至私修史书,基本上都遵循原始档案—《清实录》—清代国史—各种下游史书的史料流程,形成史料讲究、史实可信的史书系列。虽然难免有史料重复、辗转传抄之弊,但也保证了史源可靠和来源明了的特性。     

管庭芬花近楼藏书述略

管庭芬是清代著名的藏书家、文献学家。其花近楼藏书有管氏所自藏的手稿本、从友人处所录得的抄本及从书摊上所购得的稿本。其能勤于校雠,藏有精勘本书。还能于浙江乡贤遗著勤加搜访。其收书于史学,颇能补史料之阙,存史传记载之异,为研究古代江南地区历史与文化提供了文献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