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地理学与音乐人类学的综合运用——以江西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为例

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集多元人类文化为一身。它的产生和发展与地理环境和文化意识密不可分,具有深厚的民族性,对它的研究必须建立在合理的学科向度中。本文借鉴社会科学的学科理念,提出研究本土音乐文化,在关注音乐本体的同时,更要强调鲜明的地方文化特色。综合运用音乐地理学和音乐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拓展音乐研究多维视角是传统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新方向。     

宋代音乐转型及其特征探析--兼论宋代市民音乐的典型形态

宋代是中国古代音乐文化发展中的重要转型期。宋代音乐的转型以民间俗乐的繁荣发展为显著特征,开启了中国古代音乐文化由宫廷乐舞占主流向市民俗乐为大宗的转变。宋代音乐文化的这一转型以社会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发展变革为动因;以音乐性质和形式的世俗化转换为内在质态,以音乐表现功能、活动场所与参与对象等的变化为外在表征。宋代市民音乐的典型形态———说唱音乐和戏曲音乐的发展变化,是宋代音乐文化转型中最直观、最鲜明的表现。     

宋代民间娱乐活动中的音乐表现及特征

宋代民间音乐集中体现在宋代民间的娱乐活动中,不仅开启了古代音乐的新篇章,而且在中国音乐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对后世具有重要影响。宋代民间音乐的繁荣和兴盛是宋代音乐发展的主要特征,宋代音乐的主流开始转向平民音乐,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音乐性质逐渐走向商业化、专业化,戏曲和说唱音乐得到很大的发展,成为十分具有代表性的音乐形式,音乐活动场所的固定为民间音乐的发展创造了很好的条件。     

论中国音乐文化地理学的建设

音乐文化地理学是文化地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长期以来中国文化地理学界忽视中国音乐的空间分布规律的研究,仅有的关于中国传统音乐地域特色的研究成果是由民族音乐学家取得的。在文化地理学快速发展的今天,搞好中国音乐文化地理学的建设,不仅是学科建设本身所急需,也是区域文化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论中国古代的音乐本体——以乐、音与声的关系为向度

音乐本体是音乐理论的基础性问题,建构中国传统的音乐理论体系,就必须要深入探讨中国古代的音乐本体。中国古代音乐以声、音与乐的统一为内容,其中声与音是乐的表现,乐是声与音的本体,两者体用合一,相互贯通。中国古代的音乐本体不是抽象的一般概念形式,也不是与声、音相对立的实体存在,而是音乐所展现出来的源自天地与人之性情的本真存在与意义世界,它不仅构成了中国古代音乐美学的根本特征,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音乐的发展。     

走出信息化音乐课程资源的误区

信息化音乐课程资源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以提高教学效果,也容易使音乐教学陷入误区。正确运用信息化音乐课程资源,要防止忽视音乐的基本特征,把生动的课堂教学变为"人机关系",进而影响教学质量的提高。     

社会转型背景下的大众音乐文化发展探析

大众音乐文化是面向大众,传播于大众,大众广泛参与的文化。在新时期社会转型背景下,认真分析我国古代历史大众音乐文化的演进及其发展规律,探究大众音乐文化的发展及发展趋势,对促进我国文化发展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的大众音乐文化的潮动发展将在不断适应改革与创新、和谐与健康的背景下,形成以"俗"音乐的强盛为主流,向着雅俗融合发展的方向前进。     

根植本土——音乐艺术教育比较

音乐的社会功能在于文化认同,音乐教育又在文化的社会认同中具有特殊的作用。本文具体阐述了根植本土的丰富涵义以及教育体系上的博大体系。     

音乐地理学视阈下的武宁打鼓歌

武宁打鼓歌具有浓郁的赣西北音乐文化特征,它是山地稻作文化衍生的独特艺术样式.特殊的表演方式发挥着以歌促劳,以歌传史的作用.武宁打鼓歌是吴、楚声腔相融汇,比、兴、赋手法并用的艺术活化石,值得保护与传承.     

浅谈音乐与想象力的关系

音乐是一门抽象的艺术，声音是看不见的，但表现情感的声音却是可感受的，想象力有助于唤起欣赏者的情绪进而产生美感。音乐语言的开掘则是启动想象力的根本。     

悲士不遇:黄仲则词中的“笑”与“狂”

清朝乾隆年间四海升平的大环境里,在黄仲则词中却出现了少有的不和谐音符。黄词中多次出现"笑"与"狂",怀才不遇,叹穷嗟困成了该时期黄词的主题。考察黄仲则的感情经历,凄苦异常,但清词丽句中同样有"笑"的出现。透过这些"笑"与"狂",也让我们真切地走入到词人的真实情感世界中去,从而以另一种角度,在全面的视野下考察其悲士高歌、怀才不遇的多方面原因。     

论贾谊文章“清”的审美特色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多次提及贾谊且对贾谊十分激赏,并多次以“清”组成的词语来评价贾谊的作品。贾谊文章给人以“清”的审美感受,除了文章运用的技巧使然外,与其心智也有很大关系。贾谊文章之“清”大致可包括文辞之清和心智之清两方面。     

新世纪前后中国文学版图中的“宁夏板块”

“宁夏文学”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始于社会主义新时期。20世纪80年代,张贤亮以其饱经沧桑和忧患之后的慷慨悲歌征服了大江南北。张贤亮的小说创作,不仅提升了宁夏文学总体的创作水平,也为宁夏文学在中国文坛赢得了美好声誉。进入20世纪90年代,宁夏文学在略事犹豫和徘徊之后,终于在新世纪前后,再次向中国文坛奉献了“宁夏青年作家群”。这一创作群体的崛起,不仅给新世纪前后的中国文学界吹来一股清新怡人的创作之风,而且,这一与广阔深厚的中国古老土地和“中国经验”血脉相连,并因此取得了不凡文学业绩的青年创作群体的成功,也充分证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居于偏远地区的文学创作事业,只要领导得法,调动有方,是可以走在全国前列的。     

元明玉萧女故事演变分析

玉箫、韦皋两世姻缘的爱情故事在唐宋时已广泛流传,多种笔记小说中有记载。随着故事的流传,许多剧作家以此为题材进行创作,出现了元杂剧《玉箫女两世姻缘》,明传奇《韦凤翔古玉环记》、《玉环记》、《鹦鹉洲》,清传奇《玉环缘》、《玉指环》等戏曲作品。元明间的戏曲作品中,玉箫、韦皋形象不断演变,与各个时期的社会、文化背景密不可分。     

负重前行：创伤视角下的奥古斯特·威尔逊

美国黑人剧作家奥古斯特·威尔逊以其＂20世纪黑人体验史＂系列剧而著名。他对黑人历史的关注源于自身的创伤经历。从文化创伤角度来探讨,威尔逊作品中的一个持续主题是,作为背负历史创伤的族裔,黑人怎样能既不忘记奴隶制、种族歧视的痛苦历史,又要走出它产生的创伤阴影。通过分析其三部代表性作品可以看出,他的态度是：只有正确认识理解过去、将个人记忆和集体记忆相连,个体和个体发生关联、共同承担创伤,黑人才能汲取力量、继续前行。其作品体现出威尔逊通过对文化创伤的塑造建构族裔认同的不懈努力。     

余华小说中的文革记忆

在某种程度上记忆可以决定一个作家的写作方向,作为60年代出生的作家,余华的童年记忆--文革记忆无疑也深刻地影响着余华的创作,但是这种记忆是有选择的。他80年代的作品中,文革记忆成为其小说创作中暴力叙述主题的内因;90年代,文革记忆直接进入余华作品中,但对现实政治作了很大程度的过滤。     

鲁迅杂文与中国杂学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代杂学之家,其知识构成可一言以蔽之,曰：“杂学”。鲁迅杂学知识结构的形成与清代学术精神、杂家著述以及章学诚史学理论的影响有着密切关系。杂学涵养了鲁迅博及古今中外的文化内涵,养育了鲁迅反抗正统、敢于怀疑的人格,奠定了鲁迅“新文学开山”的地位。杂学不仅是鲁迅杂文思想的历史资源,而且对其杂文创作态度和艺术特色有很深的影响。     

黄周星生平史料的新发现

黄周星是清初重要戏曲家之一,关于他的传记资料不少,但陈轼《道山堂集》中的《黄九烟传》似未见治戏曲史者征引。该传对黄周星明亡后供职于南明隆武朝的仕历与死因的记述,或为他人所未及,或不同于流行的说法,其史料价值不容忽视。     

“桐台”释义考辨

对江淹《步桐台》诗中＂桐台＂的解释,至今尚不明确,出现了＂梧宫＂、＂章华台＂、＂萧嶷所登之桐台＂等多种说法。本文对历来的诸多训释逐一进行了考证和辨识,通过江淹诗文创作的地点、时间及诗人行迹等,排除了上述解释的合理性,认为诗中的＂桐台＂应是江淹由荆州奉命北上途经桐柏山时所登的一个供游览宴饮的台。     

从《唐诗归》看晚明诗学论争中的李白诗

移晚明诗学之风气的竞陵派选本《唐诗归》对李白诗作出了“于雄快中察其静远精出处”的重新解读：对其雄快风格加以辨证品评,独取其“雄”、“厚’’兼备之作;从调“厚”、情“深”、境“幽”、法“严”等方面阐释其静远幽微之境;反映了李白诗在晚明“复古”与“性灵’’两大诗学潮流之论争及汇融中,继续经典化的特殊表现;促成了李白诗的丰富内涵、风格及体裁在清代的全面接受,对深入认识明清之际唐诗学的转型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