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范注”看《定势》篇的主旨和理论地位

《定势》篇的＂势＂范畴及主旨是＂龙学＂研究中的难点。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对《定势》篇主旨及理论地位作了深入探究,指出《定势》的主旨是＂别体＂,是确立＂循体成势＂的原则,并首次指出《定势》与＂论文叙笔＂的紧密联系,从而不仅使《定势》篇与＂论文叙笔＂的作意明朗化,也指明了《定势》篇在《文心雕龙》中不同寻常的理论地位。     

对质疑“《导言》、《问题》不成熟论”的质疑——与林锋先生商榷

有学者对马克思的《问题》和《导言》这两部早期著作中的＂人类解放理论＂作了详细论述,以此为由对＂《问题》、《导言》不成熟论＂提出了质疑,并试图从＂五个方法论原则＂对＂《问题》、《导言》不成熟论＂进行驳斥。事实上,这五个驳斥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足够的证据表明：《问题》和《导言》作为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尚未摆脱＂旧哲学＂的影响,仍带有明显的人本主义旧哲学的＂痕迹＂,的确具有＂不成熟性＂。该学者的＂质疑＂和＂驳斥＂是不能成立的。     

稷下诸子论“因”

＂因＂作为哲学范畴引起了稷下诸子的广泛关注和探讨。稷下学宫创立以后延续久远,帛书《黄帝四经》是稷下学宫早期学者的著作,《管子》是稷下学宫中心时代的学者的著作,帛书《黄帝四经》和《管子》都对＂因＂进行了讨论。稷下学者慎到、田骈、尹文也对＂因＂有所思考。稷下诸子对＂因＂的探讨,丰富完善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方法论,具有重要的意义。     

诠释“孝亲”幸福——以《孝经》和《守望幸福》为双重视角

儒家经典《孝经》与现代伦理剧《守望幸福》共同关注的焦点是＂孝＂。《孝经》论述的是古代＂身心合一＂的伦理幸福,《守望幸福》以现代视角重新诠释了孝亲幸福,是现代影视版的《孝经》。孝亲幸福的研究对于矫正当今社会幸福的认定偏颇和标准模糊具有借鉴和参考意义。     

“《春秋》五例”、《春秋》笔法作为诗评话语——论《春秋》笔法与中国诗学话语的会通

《春秋》五例——＂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汙,惩恶而劝善＂,既为史笔,又是诗笔。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自司马迁首次以《春秋》笔法评论屈原《离骚》始,＂微而显＂、＂婉而成章＂、＂为尊者讳＂、＂《春秋》笔法＂等都成了诗歌批评的显话语,充分体现出中国古人诗史相融兼通的艺术追求和审美取向。     

“上清帝第六书”的各种版本及其比较

＂上清帝第六书＂存世的版本主要有四种,分别载于《杰士上书汇录》、《知新报》、《戊戌政变记》和《戊戌奏稿》,本文对上述四种版本加以比对,探寻其间的差异以及差异产生的缘由。     

《楚辞》、《诗经》双宾语结构的语用比较

《楚辞》、《诗经》双宾式及其同义句式的用例比分别为8：17、62：16。主观情态因素＂语义焦点＂是《楚辞》双宾式的主要制约因素,篇章因素＂诗歌整齐美＂、＂诗体体例＂是其同义句式的主要制约因素;篇章因素＂四言体＂诗歌体例在《诗经》双宾语结构中起强势作用,在符合节律的条件下,主观情态因素＂语义焦点＂才在其双宾式中起作用。这种语用差异是由二者的文体特征决定的。     

生存心境的单元总释——《圣经》与《尤利西斯》“返乡”模式比较

＂返乡＂是各国文学作品中经常出现的重要情节元素。《圣经》和《尤利西斯》在象征手法下,揭示了更多不同于一般意义的＂返乡＂内涵。通过对这种特殊心境的根源探究,为孤独、焦虑的现代生存心境寻求可能存在的精神指引。     

《宋云惠生行纪》文本构成新证

《洛阳伽蓝记》第五卷《宋云惠生行纪》为杨衒之综合《宋云行纪》、《惠生行纪》和《道药传》三篇而成,学界一般认为该文本以《宋云行纪》为主体,故惯以＂宋云行纪＂称之。余太山的新观点进一步否定《惠生行纪》的存在。本文通过分析杨衒之的自述、《洛阳伽蓝记》的叙事惯例、《北史》作者李延寿的评论,以及行纪各部分篇幅的差异,指出《宋云惠生行纪》的文本主体应为《惠生行纪》,而非传统观点认为的《宋云行纪》。     

《文选·赋》类序与《汉志》“杂赋”关系臆说——《文选》研究之四

在对赋体文学作品进行分类时,尽管《汉志.诗赋略》＂杂赋＂与《文选.赋》二者所面对的作品有多寡之别,但在分类做法与编次原则上有较多的相同点。分类方面,二者在以作品题材为标准的同时,还以作品所表现的情感色彩为依据,为特殊赋类命名的做法也相似;编次方面,二者均从儒家的价值体系出发,以政教功用为原则。《文选.赋》的分类与编次当受到《汉志.诗赋略》＂杂赋＂的影响。     

清华简《耆夜》篇礼制问题释惑——兼谈如何阅读出土文献

清华简《耆夜》中＂饮至礼＂的仪注与《仪礼》之＂燕礼＂确有不合之处。这是因为《耆夜》所记是西周王室的礼制,与《仪礼·燕礼》反映的诸侯之礼不应该放在同一层面进行讨论。基于传世礼书建立的知识体系并不能覆盖周代礼制的全部,以所记仪节是否符合传世礼书记载来判定清华简的真伪未必合适。在讨论出土文献反映的新问题时,要对现今已不得见的佚失文献进行充分地考量,避免使用不加限度的＂默证＂。我们阅读出土文献,不能以现有知识体系作为检验其真伪的唯一标准,更不应该因其有违＂经说＂而产生先入之见。     

金圣叹《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之《史记》情结发微

金圣叹是明代著名的文学批评家,对《左传》《水浒传》《西厢记》皆有评点。由于受明代＂史汉风＂的影响,金圣叹在评《水浒传》时,常常与《史记》相比照。指出《水浒传》在撰写笔法、体例方面对《史记》的继承以及两者的异趣,从中亦可洞悉金氏之《史记》情结。     

《华严经论》中的一乘思想

《华严经论》的一乘思想包括＂简别＂和＂融会＂两个方面,＂简别＂即对＂大乘＂与＂小乘＂以及声闻乘、辟支佛乘、菩萨乘三乘之间的差异和优劣的判析;＂融会＂则是以＂一乘＂或＂佛乘＂来统摄大小诸乘,使一切众生皆入佛道,获得究竟涅槃。《华严经论》的一乘思想受到了《十住毗婆沙论》和《涅槃经》等经论的影响,与后来的华严宗的＂别教一乘＂思想有很大差异。这种独特的一乘思想对理解中国佛教中的一乘思想的嬗变有一定意义。     

浅议江沅《说文释例·释字例》

在清代的《说文》研究著作里,江沅的《说文释例》是一部后人关注甚少甚至产生误解的著作。《释字例》内容丰富,旨在提供一种＂还许书本指＂的方法,对于我们自觉阅读《说文》、理解许书本旨是很有帮助的。     

不能为“红学”而“红学”——简论姚雪垠的“红学”贡献

姚雪垠不但积极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界的思想解放,而且致力于扭转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方向,反对《红楼梦》研究重思想轻艺术的倾向。在促进＂红学＂的研究方法＂转轨＂的基础上,辩证地把握了《红楼梦》这部伟大小说,既分析和研究了《红楼梦》在艺术上的辉煌成就,也分析它的不足之处。姚雪垠在推动中国当代＂红学＂的发展时没有停留在＂红学＂上,而是要求＂红学＂＂探索产生一个伟大作家或伟大作品的若干规律＂。姚雪垠还提出了宏伟的红学史观,这种红学史观是姚雪垠的＂大文学史＂观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情：王船山《诗经》文学诠释的核心范畴

王船山围绕＂《诗》道性情＂这一命题,以情说《诗》,将《诗经》与其他经书区别开来,从情着眼,肯定《诗经》中的说理诗、叙事诗,突出《诗经》情景描写中的情。船山以情为出发点与联络点,发展了孔子的＂兴观群怨＂接受理论,视情为《诗经》实现其社会功能的媒介。基于对情的正确认识,船山充分肯定了《诗经》中情爱诗的价值。可以说,情,是船山诠释《诗经》的核心范畴。     

白朴词考论

对元代白朴词《天籁集》进行初步考察,对《贺新郎.喜气轩眉宇》系年进行探讨,并结合其散曲作品,对其＂抛家南游＂的原因加以分析。     

刘勰“诗持人情性”论辨析

刘勰的诗论思想散布在《文心雕龙》对诗体的各种论述当中。《明诗》篇对诗的含义进行了界定———＂诗者,持也,持人情性＂,这是刘勰诗论的核心内容。现在通行的观点把＂持人情性＂理解为讲诗的政治教化作用而非诗的含义,既没有把握《文心雕龙》文体论的独特论说方式,也没有将刘勰诗论和其＂标自然为宗＂的文学观相结合,因而造成了误读。刘勰不仅用诗＂持人情性＂的新观点重申了自己的＂自然＂文学观,还对孔子＂思无邪＂思想作了新的解读。     

论《诗经》名称之英译

《诗经》名称英译为The Song Book或The Book of Songs不符合《诗经》的实际情况。又因为＂经＂与＂集＂构成矛盾,英译为The Poem Scripture或The Scripture of Poems不可取。英译为The Poems和The Mao Poem Book或The Mao Book of Poems也不可取。《诗经》名称应该英译为The Poem Book或The Book of Poems。     

城乡差别：高行健《车站》被忽视的主题

文学批评界通常忽视了《车站》这部作品对＂城乡差别＂的深刻揭示。文章运用文本分析的方式法,从＂社会文化＂、＂物质生活＂、＂权力结构＂三个方面展示《车站》这部作品是如何通过＂农村人＂的现实诉求方式间接地呈现1980年代中国社会＂城乡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