欠发达地区企业发展微观制度环境优化

经济运行的微观制度环境能够束缚或释放出企业发展潜力。在导致地方经济发展落后的众多原因中,制度环境建设落后有时可能是根本性的。欠发达地区要实现区域经济崛起,技术创新固然重要,但制度环境才是目前的关键,要把企业发展微观制度环境优化作为实现长期经济发展的持续动力。     

优化营商环境改变了财政政策效率吗?——基于NKQ-DSGE模型

优化营商环境降低了微观主体投资调整成本，改变了宏观经济政策运行的微观环境。构建具有微观基础的宏观NKQ-DSGE(New Keynesian with Tobin’s Q-Dynamic Stochastic General Equilibrium)模型，研究“营商环境优化”对“财政政策提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优化营商环境会降低投资调整成本，从而增强政策的托宾Q效应，但对积极财政政策而言是一把双刃剑；对于财政支出政策和降低消费税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会加剧政策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从而降低政策乘数和弱化政策效果；对于降低资本税政策和降低劳动税政策，优化营商环境会提升政策对私人投资的促进效应，从而提高政策乘数和强化政策效果。因此，应偏向于使用乘数较大的政策工具，同时政策工具之间应协调配合，实现财政政策从“加力”向“提效”转型。     

企业兼并与所有制改革

一、所有制改革的“启动器” 微观经济基础是经济运行的主体,而所有翩问题,实质是微观经济基础的构造问题。从理论上讲,所有制的构造方式对应于社会实行的经济运行机制。我国长期经济实践表明,由于缺乏实行计划调节机制的一系列前提条件,国家所有制难以解决其效率和活力问题。     

论企业的依法管理

论企业的依法管理刘荣娥，姚成林全国人大八届四次会议通过的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２０１０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为目标，把国有企业的改革同改组、改造和加强管理结合起来，构造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高效运行的微观基础。”江泽民同志...     

经济运行机制的转换——无序和有序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以“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机制为主轴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企业、市场、国家都要遵守新的经济运行机制规定的行为规范。微观、产业结构和宏观总量三个层次的经济运行也要遵守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调节功能规定的行为规范。从双轨制转向新的经济运行机制包含三个方面的机制转换:(一)由行政性分权转向经济性分权,(二)扩大计划和市场结合作用的范围;(三)转换价格形成机制。转换价格形成机制是转换经济机制的中心,但它包含在经济机制的整体转换中,价格改革能否有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经营机制转换、市场发育及宏观控制机制转换是否有序。市场引导企业的微观基础是企业作为商品生产者进入市场。转换企业经营机制的关键是改革现行的国有制,理顺以产权为核心的财产关系,将国家与企业的产权关系明晰化。理顺产权关系的重要方面是硬化所有者的财产约束,将所有权从政权中分离出来,优化所有者行为。在社会主义条件下要缩短市场发育的过程,需要顺应市场发育的规律培育市场。培育市场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途径:一是放开;二是组织。培育市场包括三方面内容:(一)发展生产要素市场,使之同商品市场的发育程度同步,按国际标准培育各类市场;(二)建立价格、利率、工资等各类市场调节信号之间的有机联系,形成宏观上控制价格总水平的自动调节机制;(三)创造平等而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四)建立现代商品经济的企业制度。     

数字中国建设、市场化程度与企业数字化创新

在数字经济时代下,政府部门如何运用政策体系和基础设施建设来服务微观经济主体的数字化创新活动已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中国企业转型发展需求,以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政策措施为出发点,考察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具有显著积极作用,对于高科技企业和民营企业而言这种驱动力尤为突出。机制识别检验发现,宽带中国试点政策在“宏观-微观”层面都具有显著的优化改善效果,在宏观上能够提升地区风险投资活跃度并优化产业结构;在微观上能够提升企业处理信息能力并降低创新活动风险,这些增益改善都有助于企业数字化创新项目的开展。市场化程度是发挥宽带中国试点政策的重要外部条件,“政府政策—市场环境”的双重拟合能够对企业数字化创新展现出更大的促进“加速度”。     

高科技创业的地区差异

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本质在于企业家的创业精神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 ,高科技集群的企业家精神表现为“创新小生态”和集体学习机制。在我国的高新技术园区并没有真正形成这一创新集群机制。地区高新技术创业主要受到市场环境、政策和资源状况等宏观因素的影响。本文首先通过高科技创业微观机制的分析揭示出“制度重于技术”的发展特征 ,对高科技企业家精神的特征与创业过程加以探讨 ,然后以 2 7个省、市、自治区的 53个国家级开发区企业为样本进行计量研究。聚类分析结果显示 ,各个地区之间的高科技创业和产业发展在重要的特征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以不同地区和时期为控制变量的分析结果表明 ,地区间存在的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政策差异是造成高科技创业与发展地区差异的主要影响因子。但在不同类别的地区和不同时期 ,这些因子的影响度存在一定的差异     

优化营商环境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研究

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进展,与放管服改革的逐步深入推进紧密关联。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都包含着优化营商环境的重要举措和内容,世界银行对营商环境的评估指标中多数也与行政审批有关。我国优化营商环境在多维度取得了转折性进展,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着手优化营商环境积累了重要实践经验。按照中央“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的“有为政府”要求和高质量发展目标,行政审批和后续监管领域仍然存在的问题需要解决。为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今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要从注重数量变化向结构优化改革转变,同时在放管结合上着力并有所突破。     

营造一个理想的人居环境

2 1世纪是优化人类居住环境的时代 ,世界各发达国家和地区都十分重视营造最佳人居环境。社会主义中国如何营造最佳人居环境 ?本文提出应用“山水城市”的理论 ,指导城市设计。以国际花园城市杭州为例 ,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历史条件 ,可以营造最佳人居“新天堂”。     

微观财政政策促进福建重点产业优化升级的思考

微观财政政策在推进产业优化升级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与作用.福建省微观财政政策促进产业优化升级还有局限,微观财政政策支持重点产业优化升级的基本思路是:抢占产业制高点;坚持“存量调强、增量调优、总量调大”的原则;协调好“政府引导”与“市场主导”的关系；综合、合理地运用微观财政政策.     

我国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的SWOT分析

文章从新农保的“新”字入题,试图借鉴管理学SWOT研究分析方法,从我国当前新型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发展所面临的发展机遇、环境挑战、自身优势以及存在的问题四个方面内容展开探讨,并在此基础之上,从优化制度运行环境与制度自身完善两个方面对如何推动“新农保”制度建设提出了对策和建议。     

制度韧性：不确定性风险下市域环境治理的逻辑转向——基于H市黑臭水体治理的“过程—事件”分析

作为风险社会的典型场域,环境问题由于治理制度割裂和治理结构离散的人造风险以及环境风险的流动性、扩散性和易反弹性而呈现高度的弥散性和不确定性,抵御不确定性环境风险的关键在于探寻制度“秩序”与“活力”间的“黄金分割点”。“过程—事件”分析法遵循“制度设计—制度执行—制度监督”的事件发展脉络,能够揭示H市黑臭水体治理由反弹反复走向根本改善的制度肇因和隐蔽机制。伴随环境风险周期规律紊乱等现象的持续产生,制度刚性与制度弹性在H市黑臭水体复黑复臭的过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加剧了因利益博弈和目标冲突而发生的“拆台”和“掣肘”现象;而制度韧性则依循风险预防原则,在事后监督阶段展现出强大的适应性,并合理化解黑臭水体事件愈演愈烈之势。循此思路,对现存环境制度进行变革有必要以“米字型”制度体系的搭建、完善和实施为基本模型与总体运行方式,实现市域环境治理从“刚性”“弹性”到“韧性”的现代化转型,以阻断环境风险并消解市域环境治理“有组织的不负责任”。     

论我国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本文在分析我国FDI“东重西轻”分布格局的基础上 ,从“比较优势”的角度对我国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的投资环境进行了对比 ,并提出了实现我国中西部地区投资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策略 :改善生态环境 ,加强基础设施建设 ,规范政府行为、优化政府职能和加强区域合作     

中国经济运行机制理论的历史冲突

中国经济社会自殷周以来到近代一直存在着约束型和无为放任型经济运行机制理论的二元冲突,前者以国家集权管理为前提,“幅利”社会为目标,伦理人为经济主体性基础;后者则以自由放任为前提,富国裕民为目标,经济人为微观基础。它们各以不同的经济主体性,价值信念和运行机理这些深层蕴含构成了各自不可分割的模型。所以把经济运行机制仅仅视为集中管理经济和市场经济两个单向度只能是一种浅见。本文拟历史动志地归纳比较二者的不同视界和各自的逻辑演进及其冲突,探讨其对经济运行的影响,说明约束型机制何以长期在中国经济社会居于正统地位。并附带比较与西方经济运行机制二元理论的差异。     

优化河南经济发展环境的相关问题分析

经济发展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标志。当前发展环境问题、经济秩序问题 ,已经成为影响河南省经济发展的“瓶颈”和“软肋” ,成为影响河南省总体形象的突出矛盾和最大瑕疵。河南省要立足长远 ,着眼治本 ,使优化经济发展环境逐步由集中治标转向标本兼治 ,不断加大治本力度上来 ,走依靠创新 ,完善机制 ,优化经济发展环境之路     

结构调整、企业重组与资本市场发育

中国的经济结构在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投资结构、企业结构、地区结构以及经济国际化等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经济运行和制度安排层面上的障碍;结构调整机制的安排,市场、企业和政府必须适当的分工;围绕经济结构调整,推进资本市场培育和企业重组的制度创新,是现实经济环境下的合理选择。     

论中国金融制度改革

中国金融制度改革是在制度供给绝对约束状态下开始的,可纳入金融制度创新范畴的改革主要有：“三次制度性的创新分离”等八项内容;“以放权让利为主线的改革取向”等七大特征;制度创新的绩效表现为“推动了金融发展、影响了金融制度环境的变化、推动了制度需求和供给的互动”三个方面。中国金融改革的核心是制度定位,但有不少举措在定位上值得分析。金融改革的实质在于改革金融制度、金融结构、金融运行方式：“只有改革金融资源配置机制的措施才属于改革的范畴”;“资金性质要从资金产品化变为商品化”;“由国家垄断信用向国家调控信用制度转变”。金融发展的关键是实理金融资源优化配置,而优化配置的基础是金融结构合理化。金融开放的实质是利用两个市场。金融制度改革必须关注现代金融发展的特点。     

沿海地区经济运行机制外向转换的若干构想

一、新的选择:从“自由外向”向“组织外向”的必然过渡建立适应外向型经济发展需要的经济运行机制,是沿海地区外向型战略中的一个极具重要的环节。沿海地区外向型的经济运行机制,是建立在资源国际流动与优化配置基     

乡村环境治理中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

乡村环境具有天然的隐蔽性、分散性、流动性、复合性等特征,“治联体”自治是乡村生态振兴背景下基层党建嵌入乡村以整体性推进环境善治的新型治理结构。基于“价值—结构—制度”的三维分析框架,结合T村环境治理实践,揭示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双向耦合的机理。结果表明,党建嵌入与“治联体”自治的双向耦合是一个价值互认、结构互嵌和制度互融的过程。一方面,基层党建以理念嵌入、身份嵌入、制度嵌入等方式嵌入“治联体”,在“价值认同—结构优化—制度整合”的层层递进链条下激发村民进行环境治理的行动自觉;另一方面,“治联体”的嵌入性自主,不仅使“治联体”自治以新的简约形态复归落位,也为基层党建创新提供了中间渠道和行动空间。双向耦合下的乡村环境治理,实现了局部有效和整体有效的双重提升、政治定力和社会活力的协同进阶、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的良性互动。     

从政治经济制度的安排与变迁思考西部地区“三农”问题 

解决“三农”问题是当前我国政治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尤其是西部地区的“三农”问题。推进城镇化、农业产业化等被认为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效措施。因此如何寻找制度安排的合理性、制度结构优化性使其产生集束效应而不是相互制约，以及制度变迁的前瞻性，对解决“三农”问题是极其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