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南北文化交融背景下的隋炀帝诗歌

隋朝的建立 ,加快了南北朝后期业已开始的南北文化交流、融合的进程。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 ,作为南北朝诗向唐诗演进的过渡性阶段 ,隋代的诗歌带有鲜明的南北诗风融合的倾向。其中以帝王之尊而为诗坛领袖的隋炀帝杨广的创作 ,更是南北诗风融合的典型。其人兼受南北两方文化精神的熏陶、濡染 ,其诗则兼有北方诗歌的贞刚质朴与南方诗歌的清绮纤丽。     

兰陵萧氏文人在北齐的际遇和创作

萧梁年间,部分兰陵萧氏文人以各种原因北迁入齐。他们出身皇族,文化素养较高,入北后政治上受礼遇,文化上获信赖,生活优游安宁,文学活动频繁。通过与本土文人的持续交流和相互影响,形成了既保有南朝精巧工致特征而又兼收北方清新之气的独特文风。由于萧氏及其作品的出现,在北齐文坛上引起一些文学讨论,推动了南北文风融合,为文学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隋唐长安城若干布局特点与初盛唐诗歌美学特征

隋唐长安城的严整布局在中国都城制度史上是一个极大的变创。长安官员的早朝诗与寓直诗的风格与衙署官舍在皇城内的布局特点有关。这些诗歌表现的是一种稳定性、秩序性的要求和美感 ,与隋唐长安城的建筑风范相契合 ,成为初盛唐社会美的典范。《周易》乾卦理论是宇文恺设计长安城的重要理论依据 ,也是关陇集团、隋唐王朝的精神象征。对皇权的礼拜与寓直的谨肃是唐长安政治生活与长安城建筑格局的两种不同的风格。宇文恺利用长安城冈原与洼地交错的地貌布设风景区 ,这些都使初盛唐诗歌焕发出雄奇壮丽又清新优美的光辉。长安城的规划思想体现出长安文化与关陇集团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统一的文化品质。     

长安侠文化传统与唐诗的任侠主题--"长安文化与唐代诗歌研究"之一

崇尚武功,舍生取义是长安侠士的行为道德准则.西汉长安"五方杂错"的风习、黄老政治的施行是长安多游侠的文化渊源.唐长安的"恶少"、"英豪"群体是长安多游侠的社会基础.唐长安的多元文化存在是长安多游侠的思想背景.长安豪侠辅助关陇集团克定关中长安多游侠的历史动因.唐长安游侠在唐诗中成为超越世俗、建立奇勋的人格象征.他们逞强好胜,骄纵不羁的个性被诗化为豪迈矫健的英雄行为.唐诗中的侠士超越了横行复仇的个人意气,升华为慷慨的爱国激情,表现出俊逸的浪漫精神,为唐代诗歌注入劲健、刚猛的精神活力.     

The Fate and Creation of Lan-Iing Xiaos in Northern Qi Dynasty

萧粱年间,部分兰陵萧氏文人以各种原因北迁入齐.他们出身皇族,文化素养较高,入北后政治上受礼遇,文化上获信赖,生活优游安宁,文学活动频繁.通过与本土文人的持续交流和相互影响,形成了既保有南朝精巧工致特征而又兼收北方清新之气的独特文风.由于萧氏及其作品的出现,在北齐文坛上引起一些文学讨论,推动了南北文风融合,为文学发展作出了独特贡献.     

地域文化与庾信创作之关系

金陵（江左）、江陵（荆楚）、长安（关陇）画出了庾信人生之旅中的三个路标，江左文化使庾信的创作留下了永远抹不去的艳丽底色，荆楚文化则为庾信的创作打上了明显的楚地文化的印迹，关陇文化更使庾信的创作具有了“胡化”的特征。三地的地域文化共同孕育了庾信创作，从而使庾信成为了穷南北之胜的作家。     

柳宗元与江左文化

柳宗元其思想的核心是北方文化,尤其是关陇文化。然而,他生活在一个文化交融非常活跃的时期,与江左文化有着较多的接触,明显受到江左文化的影响。论文从柳宗元的生活环境入手,探讨了柳宗元接受江左文化的途径与机会,进而分析了柳宗元文学、思想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江左文化的痕迹,认为在柳宗元时代基本上实现了融合南北文风的设想。     

北朝诗风刍议

在诗歌发展史上,南北朝诗,可以说是唐诗的一种必要准备。其中包含南朝诗宫商清绮的因素,也包含北朝诗气质贞刚的因素,还包含由南入北的庾信等诗人融合南北诗风的因素。     

文学史视野中的隋代诗歌

隋代统一为南、北诗风的融合提供了有利时机,隋诗承南北诗歌之余绪,渐有合其两长、去其所短之趋势.但是,隋代统一之于文学的影响并不全在正面,隋代的政治环境以及杨广个人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南北诗风的融合,隋代诗人的地域局限依然存在.     

一代枭雄:武人与诗人——杨素的文学贡献

杨素是隋代的一个重要人物,军事上,他曾战绩显赫;政治上,他曾叱咤风云;诗歌创作上,数量不多且多为赠薛诗,但言之有物而感情深挚;诗歌重乎气质的同时,注意吸收南诗艺术技巧上的优点,主导风格是雄深雅健.其诗歌创作成就较高,反映出了隋代南北诗风融合的趋势,给自六朝以来浮靡诗风的诗坛带来了新的气息,体现了隋代文学特别是隋代前期文学的过渡性质.     

盛唐初期南北诗风交融下的王湾

南北文化的融合对唐诗的发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南北诗风经过长时间的冲突、碰撞和交融,到了盛唐初期,当时占据诗坛主要地位的北方诗人群体和吴越诗人群体的交游创作体现了这种融合。而王湾作为北方诗人群体的一员,他的诗歌既有北人的豪迈雄壮,又有南方诗风的清新秀丽,体现了这种大趋势,也预示了盛唐诗歌高潮的到来。     

论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

北魏的文学观念相对于五胡十六国而言,脱略了对南朝文学单纯的敌意而转变为自信从容的审视。这是北魏时期的汉化改革、南北交流的日益广泛、以及人口迁移等时代新变所造就的。北魏文学对南朝文学的接受,为隋唐的南北文学融合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隋炀帝诗歌创作三论

隋炀帝的诗歌创作虽然数量不算多,但他的文学实践对于隋唐的文学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隋炀帝的诗歌表现出了隋炀帝“狭殷周之制度,尚秦汉之规摹”的政治志向、“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南北融通的文化精神及其对诗歌创作传统的积极选择与继承的文学思想。隋炀帝对文学传统的选择是积极全面的,他的诗歌创作实践及其文学思想对于促进隋唐时期诗风的南北融通具有重要的历史贡献。     

古代都市诗歌与都市文化心态研究论纲

中国古代诗歌与都市有着密切关系,但其研究却受到忽略,一方面,研究者受到观念遮蔽,以市井文学偏概都市文学;另一方面,也有其实际困难,都市文化心态角度的选取为古代都市诗歌研究一个可行策略,在还原古代都市本质的基础上,有可能从政治性本质、农业文明背景和商业文化三个方面对古代都市诗歌及都市文化心态进行研究。     

略论北朝辞赋及其与南朝辞赋的异同

北魏前期,统治者对汉文化不感兴趣,文人缺乏良好之创作环境与切磋条件;即使在孝文帝迁洛以后,辞赋起步亦较晚,缺少技巧积累,故北朝前期辞赋之数量与质量均不及南朝,赋作主要继承西晋后期遗风。北朝中后期,受南朝文学浸润渐深,出现了袁翻《思归斌》、阳固《演赜赋》、李骞《释情赋》、李谐《述身赋》等名篇。作者刻意学习南朝赋作,虽然在叙事之详尽与艺术技巧上不及南赋,但其语言之质朴与笔力之道劲则为南赋所不及。北周之庾信,北齐之颜之推,虽为辞赋名家,但均来自南朝;而北朝最有成就之赋家是生于北齐、历周入隋之卢思道,其赋作兼具北赋刚健质朴与南赋绮丽细腻之特色,在南北贼风融合中,功不可没。     

文化神秘主义的审美参与——论中国文化神秘主义传统在新时期战争小说中的现代回归

文化神秘主义是一种以相似律、接触律和感应律为情感逻辑基点的思维方式,它对中国文学产生了至深的影响。出于建构新文化的现代性焦虑,自晚清以来的现代中国文学分别以现代启蒙理性、阶级革命理性为批判武器,对文化神秘主义开始了以现世救赎建立意识形态合法性为价值目标的功利性改造。新时期战争小说中文化神秘主义的审美参与表明,随着新时期思想语境的开放与宽松,文化神秘主义在文学领域逐渐取得了自足的文化意义和独立的审美地位,踏上了现代回归之旅。而这种回归,昭示出随历史处境变化的创作主体文化心态的不同。     

六朝江州诗考论

江州地区是六朝重要文化区之一,诗歌创作亦随之兴盛。江州文化分为由豫章、寻阳、鄱阳、临川、庐陵、安成、南康等郡组成的赣文化区和以晋安、建安等郡构成的闽文化区。寻阳郡是江州诗歌最多的地区。陶渊明是创作诗歌最多者,是六朝时期少有的长期居于故乡并在此大量作诗者。这也是江州诗的特色之一,并与之交游者形成寻阳隐逸诗风。由于寻阳的地理位置,此后代有诗人经过此地并作诗,在江州山水和固有诗风歌的影响下,形成哲思濬发、清新晓畅的风格,对于南朝诗风走向清新自然有一定的推进作用。闽文化区中晋安诗歌最多,主要是江淹为吴兴县令时所作,颇受闽地独特的风光、物产影响,多有楚骚之风。对江州诗歌的考析,亦为六朝诗史、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相关的基础。     

杨亿：从“盛世符瑞”到西昆诗人

杨亿是宋初著名诗人,他作为“盛世符瑞”出现在北宋历史上。不同于一般的“神童”,杨亿把握住历史机遇．用自己的“神童”传奇资源和文学影响力,开创了大宋王朝新的文学时代。杨亿和他的馆阁同事们倡导的“西昆体”诗歌样式,迅速风靡了当时的大宋文坛,成为大宋王朝自己第一个流行文学样式．“两昆体”诗风的形成,顺应了南北文化融合的历史趋势,也体现了统一王朝的文化需求。     

汉晋六朝岭南诗考述

岭南早在汉代就有文学活动，苍梧郡诗歌起步较早，创作诗歌较多的则是后来的岭南政治中心南海郡和来往岭南的要道所在的始兴郡。东晋王叔之对岭南风光的描绘，使岭南成为推进山水诗成熟的试验地。南朝齐时范云和梁陈之际江总在岭南时的描写岭南风土等文学活动，对岭南诗歌创作有一定推动作用。对于岭南诗的考索分析可为岭南文学和文学地理的研究提供某些基础。     

北朝至隋代墓葬文化的演变

北朝至隋代墓葬文化的演变经历了相对完整的分合过程,是研究唐代墓葬文化形成的关键阶段。由于与南朝争夺正统的需要,北魏平城时代墓葬文化先后经历了两种制度模式。北魏平城时代早期建立的"北魏制",是从十六国边疆地区寻找曹魏文化因素的遗留,有意回避西晋洛阳地区形成的"晋制"文化,以自塑优先于南朝的正统渊源。至北魏平城时代中、晚期,北魏的文化实践逐步转向"晋制",意在直接针对南朝的正统性展开同质性、排他性的竞争,越来越多的墓葬文化特征向着西晋洛阳墓葬的模式靠拢。北魏晚期的洛阳墓葬文化继承和丰富了"晋制"路线,汉化更为全面。北魏分裂后,东魏北齐墓葬文化糅合了两种制度模式,西魏北周墓葬文化则对"晋制"模式进行了个性化改造。隋代统一后,墓葬文化对北周、北齐因素各有取舍,将二者统合为一套新的礼制,初具"唐制"之雏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