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说词方式

“比兴寄托”是常州词派提出的一种总体的说词方式 ,其中蕴涵一些极为丰富、极有价值的文学接受思想。但这种说词方式在常州词派主要理论家那里却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与完善的过程。在张惠言那里 ,“比兴寄托”的说词方式尽管赋予了读者参与作品意义重建的权利 ,但由于其浓重的政治教化倾向而显得牵强附会。张惠言的后继者周济进一步承认了读者对作品进行自由解说的权利 ,并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张惠言以忠贞美刺之义硬性比附作品的弊病。常州词派的理论重镇谭献则完全跳出张惠言仅仅就词作本身进行笺释 ,把逐字逐句的牵强比附视为作品原意的窠臼 ,将解释词义的主动权交给了读者 ,从而使常州词派“比兴寄托”的说词方式显得更为圆润通达     

试论比兴修辞对于中国古典诗学的本体论意义

比兴作为中国古典诗歌的一种独特的修辞方法,源于原始先民的缘象比附的原始思维。比兴修辞是原始思维形式在文学上的残存物,是中国古人诗性智慧的结晶。另外,在比兴的阐释史上,有一种共同的以美刺解释比兴的偏向,即大多赋予比兴以美刺的政治功用。以美刺释比兴的阐释模式也是原始法术思维模式积淀的结果。     

矫赋为诗说兴寄──陈子昂的美学史意义

“兴寄”不仅是《修竹篇》而且是陈子昂诗艺的主要追求。兴寄就是托物寄意：借描述具体事物（包括人事）以比兴寄意表现其不欲径达之情。理论与创作相统一的兴寄追求的特质,是寄意于写物的赋兼比兴、以赋为兴、即赋即比兴。他倡兴寄的美学史意义主要有四：一、标志着他力图批判改造以咏物诗为代表的辞赋化南朝诗风,二、有具体针对性地发挥了文质彬彬的传统文学思想,三、融赋与比兴为一体地统一言志与体物两大诗学传统,开拓和深化了诗中情景关系问题的思索研讨;四、以对物象描摹的功利性利用,认可六朝以来体物形似艺术新潮,保护和引导唐诗健康发展     

庄子“缘情”思想发微

一古代文学理论中的“缘情说”正式确立于魏晋时期,它提倡文学抒发情感、表现个性,是对先秦儒家“《诗》言志”理论的重大发展。探寻“缘情”理论的发展,人们总会提及《荀子》及《毛诗大序》,《礼记·乐记》有关情与昔乐、情与诗歌关系的论述①。由于这些论述最终归结为“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大序》)、以“志”辖“情”,是继承早期儒家“言志”理论所作的发展与改造,于是,“缘情”理论的渐成轨迹,历来便被描摹为由“《诗》言志”到以“志”辖“情”,再至“缘情”。这种描摹从总体上看也许不能算错,但至少是相当粗略和不完整的。因为它未能表现出“《诗》言志”与以“志”辖“情”之间的中介环节,也就是说,未能阐明以情感、情绪为意义内涵的“情”,是什么时候、由于什么原因进入儒家思想,并被揉合于“言志”理论之中。由于忽视了对这样一个有关“缘情”理论初始来源问题的认真研究,按照以往的描摹,便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从荀子开始的儒家后学对“情”的注目,是由对“志”的注目中自然生发;后世“缘情说”是从儒家“言志     

魏晋诗歌中的“比兴”及其嬗变

《文心雕龙·比兴》云：“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讽兼比兴。炎汉虽盛，而辞人夸毗，《诗》刺道丧，故兴义销亡。于是赋，颂先鸣，故比体云构，纷纭杂沓，倍旧章矣。”由此可知，刘勰认为“比兴”发展到了两汉后，便运命殊异了：一方面，是“比体云构”，辞赋之作大兴；一方面，则是“兴义销亡”，而两汉的辞赋家们“日用乎比，月忘乎兴，习小而弃大”，终致抛弃了《诗经》、《离骚》而下的“兴”的传统，因此是“倍旧章”、“文谢于周人矣。”在刘勰看业，“兴”体被两汉辞赋家们抛弃之后，就没有重新被重视，魏晋的诗人们对“兴”似乎并不…     

载道、言志、缘情的变奏：古典文学批评框架下的新文学观念考察

文以载道、诗言志、诗缘情是中国古典文学批评的核心命题,从道、志、情的内涵来看,载道与缘情一者强调文学对“道”的无条件附属,一者强调文学对主观情感的抒发,构成了相互对立的两极,而诗言志观则是居于两者之间的一个较强包容性的命题。五四作家在社会启蒙与文学本体建构的双重考量下历史性地选择了“言志”的文学观念,一方面展开对“文以载道”与“诗缘情”观的双向批判,另一方面却又吊诡地徘徊于两者之间。“五四”后“言志派”开始了两个方向的分化,一是“志”的个性化色彩逐渐淡化从而走向“载道”;一是“志”的社会责任感消退,逐渐走向“缘情”。“言志派”的分化,是现代文学观念逐步多元化与现代文学学科发展的必然。     

“言志”、“缘情”名异实同论

“诗言志”。朱自清说它是中国诗歌理论“开山的纲领”。由于孔子又说过“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以及“温柔敦厚,诗教也”的话,后人就把儒家这些注重诗的教育意义和社会功用的诗歌理论称为“言志派”;而把“情”视为与政教对立的“私情”,“因而在诗论中常常出现‘言志’和‘缘情’的对立”。(郭绍虞《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尚书·尧典》篇“说明”。)     

对“赋比兴”作为表现方法的重新界说

本文认为，历来把“赋、比、兴”视作《诗经》中三种具体表现手法的观点是错误的，“赋、比、兴”是《诗经》中三种总体表现方法的概括。作为总体表现方法的“赋、比、兴”的含义自然与作为具体表现手法的“赋、比、兴”的含义有本质的区别     

六朝“兴”亡说辩正——兼论从讽谏之“比兴”到审美之“兴”的演化路径

兴是中国古典文艺学中一个重要的范畴。《诗经》六义中的兴与比常常以一体化的形式出现,并在后世的阐释里承担着美刺的任务,而钟嵘《诗品序》中却已出现了与以往迥异的内涵,这个内涵是对比兴传统功用的超越,也就是说,后世具有浓厚美学意味的兴与比兴之兴本是一体化的,浓厚美学意味的兴只是在比兴之传统功能淡化、比兴所依附的自然逐步被审美化之后才产生的,这是一个功能的转化。但是,刘勰等却认为在六朝“兴义消亡”,这个观点是将传统的比兴之兴与美学意味的兴割裂的产物。     

《周易》中的赋、比、兴及其思维基础

《周易》卦爻辞具有诸多文学因子,可看做是一部原始歌谣集,具有一定的文学意蕴.同时,从心物关系的角度对赋、比、兴加以界定,可以发现赋、比、兴的表现手法早在《周易》中就已初现端倪,只是《周易》中赋、比、兴的运用还略显稚嫩,并不成熟,赋体多是短章,兴体数量也较少,往往比、赋,比、兴合用.《周易》中赋、比、兴表现手法的运用并非偶然,因为其思维基础是《周易》中的取象思维方式.     

“诗缘情”辨义

“诗缘情”是与“诗言志”有着重要区别的文学观念。“诗言志”是志中含情,“诗缘情”则是情中有志。“诗言志”强调世情、群体之情,“诗缘情”强调物感之情、一己之情。“诗言志”所涉及的情,带有伦理道德的规范,而陆机“诗缘情”却未作相似的理论规范。“诗缘情”的提出,与魏晋重个体的思潮及文学创作重抒情的倾向有密切关系。本文还对“诗缘情”观念作了纵向考察,认为：到了南朝时期,文学观念基本上完成了由“诗言志”到“诗缘情”的转变     

从“美刺”到“情理”——论《文心雕龙·比兴》的思想矛盾与文学史意义

＂比兴＂是我国古代诗学批评中一个重要而多歧的范畴。汉代经学家论＂比兴＂往往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色彩,在郑玄那里,譬喻而兼美刺乃是＂比兴＂的意义所在。刘勰的《文心雕龙·比兴》一方面受毛、郑的影响,肯定了＂兴＂负载的＂刺过讥失＂的政治意义,另一方面更从情理之异、隐显之别来区分＂比＂、＂兴＂,从而凸显了＂比＂、＂兴＂本身的美学意味。这两种观念的夹杂和歧出,实际反映出毛、郑诗说的深广影响与南朝文学摆脱政教约束而独立的倾向之间的冲突。由此,中国文学思想史上,强调教化功能的＂比兴＂说与强调美感意义和艺术效果的＂比兴说＂乃呈现出双水分流的状态。     

浅评王夫之诗歌情感特征论

“诗以道情 ,道性之情”是王夫之诗学的重要命题 ,他从表现内容与客观功用 (特是“或可以兴 ,或不可以兴”)明确作为文学的诗与非文学的经史著述、实用文章的区别。从诗歌创作诗人以情感为心理动因、以情感为主体表现内容 ,作品产生“兴观群怨”作用以诗歌所蕴含的情感为基础 ,阐明诗歌抒情本质特征。以“心宇”强调诗歌创作情感的纯化 ,诗人品格的提升 ,以“心旌”强调哲理入诗必须情感化     

先秦赋诗传统与“赋、比、兴”之义

历代对"赋比兴"的解释看似明晰却极难厘清。种种解读多有从"作诗法"论之之嫌。只有回溯到先秦赋诗传统,才能略探"赋比兴"义理的源头。在先秦政教礼仪中,"赋比兴"的原初含义并不抽象,也并不只是修辞方法,而是活生生地体现为赋诗活动的运作方式。"赋"直陈赋诗者之情志;"兴"取譬感物,将赋诗者之意与诗章结合起来;"比"因听诗观赋者对诗意与交往情景的相类解读而达成。由此出发,对"赋比兴"的思考就可以深入到天人物我之际的关系问题,以及善恶性情的政教层面。作为情志呈露方式的"赋"必须有赖"比兴"才能感发,而"比兴"之感物言志又必须通过"赋"才能成章言志。由此,赋比兴成为赋诗言志活动的三个相辅相成的环节。     

汉代以来比兴艺术思维的发展演变

赋、比、兴经过汉以前三个发展阶段,至汉代终于从感性的巫术、宗教仪式中分化、独立出来,开始了其作为艺术思维方式的发展历程,但汉人从修辞手法或诗歌表现手法着眼,混同比、兴,其所谓兴,实即是比;唐人合比、兴为一词,重视的是诗歌讽谕性的内容.因而,他们对比兴思维的艺术审美特征,都还缺少明确的认识.明、清以降,比兴艺术思维的自觉和深化呈现为三个明显的演进阶段,即陈沆、张惠言等人以比为重心、重情意与形象相融的比兴观,周济、谭献和陈廷焯等比兴兼重的比兴观,及况周颐为代表的以兴为重心的比兴观.从中可以看出,越到后来,比兴艺术思维的艺术美学特征越得到了完美的显现.     

漫谈张问陶的诗学观

清代乾嘉时期性灵派著名诗人张问陶主张，诗人只有崇真、缘情、举气、思变、仗灵，才能创作出“性灵”诗。其中“崇真”是诗歌创作的基础，“缘情”是诗歌创作的本质，“举气”是诗人的创作个性，“思变”是诗歌的艺术风格，“仗灵”则是指诗歌创作要依靠灵感。真、情、气、变、灵缺一不可，构成了张问陶独具卓见的诗歌创作理论体系。     

“情志”的光辉与“情致”的意蕴——中西古典诗学、美学札记

在中国古代诗学中,“诗言志”和“诗缘情”一般被认为是二水分流、两峰对峙。但我认为,在中国诗学发展和文艺创作中,真正起推动作用的文艺主潮应为“情志”。“情志”说是“言志”说和“缘情”说这两大思潮的汇合交融,但不是二者的简单相加,相互妥协,而是“言志”与“缘情”这两种力的“合力”的结果,是一种新的更大的“力”。纯粹的伦理之志不能成为文艺表现的对象,完全地放纵情欲也会把文艺导入歧途。只有通过“合力”的作用,思想与感情、情与理才能真正合为一体、一“力”。这样的情志,是诗人艺术家对自然、社会和人生切实而深刻的心灵感悟和体验的升华,故为文艺创作之根本。     

浅论先秦至唐比兴之嬗变

比兴,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重要的美学概念,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被赋予不同的含义。先秦时期的比兴指诗歌的分类;两汉时期经学家往往从诗的教化作用出发把比兴看作诗歌的表现手法;魏晋南北朝时期,对比兴的认识呈多元化态势:比兴既指表现手法,也指作品的含蓄美以及批判现实的诗歌内容等;在唐代比兴被理解为讽喻政治、反映社会现实的诗歌内容而升华为一种文学主张。     

诗人比兴 拟容取心——《文心雕龙》“比兴”论

比、兴是我国诗学的重要传统。《周礼》首标风、赋、比、兴、雅、颂“六诗”。此后,注疏《诗经》标以比兴,成为风气,比兴之论亦有很多。但象《文心雕龙》这样专辟一章研究比、兴,上溯秦汉,可谓空前;下视其后,也很少见。因此,《比兴篇》历来就被人重视,成为《文心雕龙》研究的一个重点。不过,与前代理论相比,《文心雕龙·比兴篇》有哪些特点?也就是说刘勰做了哪些开创性的工作?刘勰的比兴论对我们有哪些启发?现在似乎仍有发掘余地。     

韦孟韦玄成诗之雅颂余风与赋化倾向

就西汉四言诗而言 ,从韦孟到韦玄成 ,《诗》《骚》时代最广泛的以叙先烈、述祖德而讽谏的诗 ,已不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向前发展 ,汉儒强调“美刺”的《诗经》批评与当时的实际创作完全脱节。四言诗的赋化倾向是诗人力图消解这一矛盾的努力。西汉四言诗的发展历程证明不是遵循“美刺”的原则而是回到传统的“言志”的主旨上来 ,四言诗才有可能找到新生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