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与《水经注》

一、戴震早年对《水经注》的研究孔继涵家抄本《水地记》三卷，已尘封了二百多年，现藏北京图书馆，笔者于近年有幸获睹。该书第一卷“河水”，即孔刻《戴氏遗书》中的《水地记》一卷，此为定本。二、三卷“济水”、“淮水”，为稿本，合计一百一十页，四万六千多字，其中三分之一为引自《水经注》的文字。抄本前有孔继涵亲笔书序，曰：“《水地记》乃戴东原先生二十余年前流传之稿底也，鱼门兄题云来定本。……及抄得是本，与东原语及，东原曰：‘是草稿者，不足存也。’遂出其已成之第一卷见付。”“草稿”指“济水”、“淮水”，“已成之…     

《吴越春秋选译》指正一则

《吴越春秋选译》是刘玉才先生译注、倪其心先生审阅的一本书 ,由巴蜀书社在 1991年出版 ,为该社“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之一 ,及“国家教委古籍整理‘七·五’规划重点项目”。书第三页第二段有这样一段话 :《吴越春秋》过去一直被列入杂史类 ,清代修《四库全书》 ,认为此书“近小说家言 ,自是汉晋间稗官杂记之体” ,才归入小说类。查《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在其卷六六之史部载记类可以见到纪昀对《吴越春秋》的叙录 ,其中有如下的语句 :“其中如伍尚占甲子之日、时加于巳 ,范蠡占戊寅之日、时加日出 ,有‘蛇’、‘青龙’之语 ;文种占…     

说“十三经注疏”

“十三经”为儒家重要典籍，其名始于宋代。自汉以后，曾有“五经”、“九经”、“十二二经”之名。历代注流甚多，宋代刊有“十三经疏”，选其影响较大者结集而成。清阮元主持依家本作校勘，加以重刻，即今通行的《十三经注流》416卷本。其中调易购统王强、晋韩伯康注（分别注经传及系辞、说卦等），唐孔颖达流；悄书》为汉孔安国传，唐孔颖达疏；《毛诗》为汉毛公传，汉郑玄笺．后孔颖达流；《周礼Z、《仅礼》均为汉郑玄注，唐灵公彦流；《礼记8为汉郑玄注．后又颖达疏，《春秋在传》为晋江倾注，席孔额达流；《春秋公羊传》为汉河体注，…     

"诗亡而后春秋作"新解:韵文史诗向散文史书的嬗递

“《诗》亡而后《春秋》作” ,通常的解释是《诗经》因王者之迹熄而式微 ,《春秋》应运而继之代兴 ,世风大变。这种释义对文体递变和记史方式的演变未加注意。本文认为不但可以从政治义理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 ,更可以从记史方式的韵散嬗递上解读成“诗”亡而后“春秋”作。“诗”指“史诗”类记史记事韵文 ,而“春秋”则指散文体史书。《诗》亡而后《春秋》作是历史叙事方式的重大转变     

中华校点本《旧唐书·苏瓌传》校记中的一处脱误

中华校点本《旧唐书·苏瓌传》校记中的一处脱误王京阳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古籍所中华书局校点本《旧唐书》卷八十八《苏传》中，为“父”一句作有校记。校记去：“父，各本原作父勖。据本传所载，之从父兄名勖．则璃父不当更名勖。今据《新唐书》卷七四上《宰相世系表》、《...     

“尽忠报国”和“精忠报国”

岳飞“尽忠报国”，出自元人编撰《宋史·岳飞传》．“初命何铸鞫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明嘉靖平话《大宋中兴通俗演义》（《武穆精忠传》，也有作岳飞出钱请工匠在背上涅刺“尽忠报国”四字。按．“精忠”见于《宋史》岳飞本传，“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但见有“精忠报国”，初始于明末李梅草创、冯梦龙改定的杂剧《精忠旗》，“史言飞背有‘精忠报国’四大字”。此或为作者误识．不作为凭；但后来重蹈此误，而影响于它者，当出自清乾隆帝。乾隆十五年（１７５０年）皇帝所写与汤阴岳庙…     

“《春秋》笔削义法”新说——突破“春秋学”千年误区新探

孔子“笔削《春秋》义法”是两千年《春秋》研究的核心问题,一直扑朔迷离,奥妙莫测。自汉代董仲舒“公羊学”盛兴,标榜孑L圣人作“经”,从中生发无数穿凿附会,矛盾百出的“微言大义”,从此将《春秋》研究引入误区。考先秦至汉初典籍,凡称名皆“孔子作《春秋》”,而所征引《春秋》皆出自《左传》。《左传》乃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司马迁《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而成,它与左丘明所撰《国语》思想倾向、语言风格皆截然不同。显然,《左传》主体即“孔子史记”,也就是孔子所“笔削”的《春秋》。“《春秋》笔削义法”存在于《左传》之中(而不存于“经”中),笔者不揣浅陋,抛砖引玉,希望把“春秋学”引出千年误区。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之考辨

王安石诋《春秋》为“断烂朝报”,历来为千年来的学术公案。或以为王安石尊《春秋》,故无“断烂朝报”之说；或以为王安石贬《春秋》,而有“断烂朝报”之说。笔者认为,王安石是轻视《春秋》的,且也说过《春秋》为“断烂朝报”之类的话,但是, 王安石所言《春秋》为“断烂朝报”是特指其弟子陆佃、龚原对《春秋》的注释,而非孔子删削之《春秋》；对于孔子删削之《春秋》,王安石虽不甚尊崇,但作为封建士大夫王安石不能也不敢公开诋诬之。王安石之所以轻视《春秋》,是因为《春秋》的主旨与其变法思想相抵触。     

“《春秋》者礼义之大宗”命题的多维度考察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提出“《春秋》者礼义之大宗”的著名命题。这一命题深刻而中肯地揭示了孔子作《春秋》的指导思想和《春秋》经的思想内涵都是以“礼”作为价值标准。南朝梁人皇侃强调礼在六经中的统摄地位说：“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皇侃的这一论述与司马迁关于《春秋》为“礼义之大宗”的命题是相通的,有异曲同工之妙,非常明确而中肯地阐明了《春秋》经的主导思想就是礼。纵观历史上众多学者有关《春秋》经的论述,可知古今众多学者大都认可《春秋》经的指导思想或价值标准就是礼。汉代的“春秋决狱”,实际上可以看作是汉代学界和政界依照《春秋》礼义精神进行的司法实践。宋人张大亨的《春秋五礼例宗》和元人吴澄的《春秋纂言》,把《春秋》所载各种事件按五礼分类编排。清人毛奇龄的《春秋毛氏传》则将《春秋》纪事分为二十二门类,并认为：“《春秋》二十二门皆典礼也。”凡此种种,均从一定维度上反映出《春秋》经纪事的指导思想就是“礼义”。     

《拾遗记》确为王嘉所作补证——兼论不同卷数版本的关系

关于《拾遗记》的作者,前人多有论述,如“王嘉说”、“虞义说”、“萧绮说”等,莫衷一是.笔者在研究该书的过程中,找到了多条材料能够进一步证明原本《拾遗记》确实出自王嘉之手,萧绮《拾遗记序》中所说“搜检残遗”并非虚言.同时,有关《拾遗记》的版本,卷数上有二卷本、十卷本、三卷本、十九卷本之别,不同卷数版本的出现是古书整理流传的方式和古人著书通例的结果.     

“文已尽而意有余”辨──论钟嵘《诗品》中的“兴”

通检钟嵘《诗品》，“兴”字出现九处，而从诗学范围来谈的则有七处：“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斡之以风力．润之以丹彩，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着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诗品序》）“嵘谓若人兴多才高，寓且辄书．内元乏思，外无遗物，其繁富，宜哉！”（《诗品》卷上）“其源出于王粲．其体华艳．兴　　不奇。”（《诗品》卷中）“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文体省净，殆无长语。笃意真古，辞…     

《续资治通鉴长编》校记辨误一则

中华书局标点本《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十,真宗咸平四年十一月辛巳,吴淑上言“车战之利,自古有之,放卫青、李陵、田豫、马隆及汉光武与敌战,皆用车而胜。”该书整理者出校说: “田豫,《通考》卷一五八《兵考》作 ‘刘豫’ 按《宋书》卷一《武帝纪》上谓刘豫灭南燕,‘有 车四千两,分车为两翼,方轨徐行’,取得胜利。 而《三国志》卷二六《魏书·田豫传》不言豫为 车战之事,疑作‘刘豫’是”。今按,此条校记有误。 据《三国志》卷二六《满田牵郭传》载:“鄢陵侯(曹)彰征代郡,以(田)豫为相。军次易北,     

论唐甄

唐甄(1630年,明崇祯三年——1704年,清康熙四十三年)四川达州人,初名大陶,字铸万,后更名曰甄,号圃亭,清顺治十四年举人,曾仕山西潞安府长子县知县,后以逃人诖误去职。著有《衡书》九十七篇,志在权衡天下也,后更名《潜书》;此外,有《毛诗传笺合义》、《春秋述传》、《潜文》、《潜诗》、日记各若干卷。潘耒曾为《潜书》作序曰:“论学术则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痛排俗学之陋;论治道则崇俭尚朴,损势抑威,省大吏,汰冗官,欲君民相亲如一家,乃可为治,皆人所不及见,不敢言者,先生独灼见而昌言之。”潘耒的话得其形似,尚浅乎言之,论学术则唐甄非仅“尊孟宗王,贵心得,贱口耳”,而谈政治更不限于“崇俭尚朴,损势抑威”也。唐甄于《潜书》中有《宗孟》、《法王》诸篇,是潘耒之序“尊孟宗王”说为有据,但当明之季世,人人可以为尧舜,圣人满街走的时代而唐甄独谓阳明子无圣人之德,是唐甄尚未尽囿于阳明之学,他曾经说:     

辽代避讳始于何时

赵翼《廿史剳记》曾记载金代的避讳情况。“金人一人二名,其国语之名,便于彼此相呼,汉名则用之诏令章奏。其避讳之法,则专避汉名,而国语之名不避,盖国语本有音无正字也。”其实,汉名之俗,本起自契丹,女真沿袭。所以,这种只避汉名的方法也来源于契丹。辽代皇帝亦一人二     

《太史公书》入《六艺略·春秋》家说辩

《太史公书》著录在《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家。前人对此多有解说,或认为“刘氏之世,史书甚寡”,或认为当时“史家亦未别为一类也”,或认为“经史同源”“六经皆史”。然三说均不得其要。《太史公书》著录在《春秋》家之下,本质上是因为《春秋》与《太史公书》是源与流的关系,《太史公书》的写作理念继承自《春秋》,司马谈的临终嘱托和自身经历也是司马迁继承《春秋》写作理念的重要原因。《太史公书》的写作方式继承自《春秋》,司马迁在写作中使用了《春秋》事、文、义相结合的方式。《太史公书》的春秋时期的史料继承自《左传》,但是《左传》是为解说《春秋》而作的,显然《太史公书》也间接继承了《春秋》。著录在《春秋》家下的其他史书,它们与《太史公书》也具有源流关系,散在其他门类下的史书则与《春秋》并无源流关系。     

唐代赐官制度述论

一、唐代赐官制度赐官是中国古代延赏制度的一种形式。关于延赏制度，《册府元龟》卷一三O《帝王部·延赏一》有简要的概括。“《虞书》曰：‘赏延于世。’《春秋传》曰：‘善善及子孙，斯道德之政也。’三代而上靡得以记，汉氏之后，乃或录功元之胄，褒宗臣之裔，宾礼贤者，奖劝能吏，旌扬忠烈，甄叙故旧，赏勤职之效，采死政之孤，由是加其爵秩，申之锡予，俾奉其嗣世而高其门阀，使永缨之不坠，宗奠之有寄焉。”自西汉以来，历代对于功臣、忠烈等子孙的延赏，基本以回封因为主，赐官并不多见。唐代不仅赐盲人数众多，对象广泛，而且玄宗…     

初唐诗杂考(四十六)

“五夜”考《全唐诗》卷九十六沈*>期《和中书侍郎杨再思春夜宿直》诗云：“西禁宵春满，南端皓月微。千庐宵驾合，五夜晓钟稀。星斗横纶阁，天河度琐闱。烟光章奏里，纷向夕郎飞。”其中“五夜晓钟稀”之“五夜”一词，当作何解?《初学记》卷二十五《器物部·漏刻》“五夜”条，引卫宏《汉旧仪》曰：“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文选》卷五十六陆翺《新刻漏铭》：“六日无辨，五夜不分”句下李善注引卫宏《汉旧仪》颇详，曰：“昼(胡氏考异案：昼字不当有，各本皆衍)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黄门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     

《敕勒歌》非鲜卑民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胜炙人口的《敕勒歌》，以浓郁的感情，朴质的语言，展现了南北朝时期我国北方游牧民族的生活画卷，迎歌了苍茫壮丽的塞外草原风光。气象浑朴而苍莽，具有撼人心魄的艺术力量，成为中华民族文学苑圃中，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葩。千百年来，深受人们的喜爱和好评。来人王灼称赞此歌“发挥自然之妙”（《碧鸡漫志》），明人王世贞将其誉为“乐府之冠”（《艺苑卮言》卷3），金人元好问也曾赋诗赞美：“慷慨歌谣绝不传，穹庐一曲本天然。中州万古英雄气，也到阴山敕…     

小议占卜与预测

《易经》历来被认为是一本占卜之书。南宋大儒朱熹把陈抟所 制《易图》拿来放在《易经》卷首的同时,也放上了一篇《筮 法》。易就是卜,似乎已经成为定论。然而,这里大有疑问。 《管子·山权数》篇记录了管仲答齐桓公问的如下一段话: “诗者,所以记物也;时者,所以记岁也;春秋者,所以记成 败也;行者,尊民之利害也;易者守吉凶成败也;卜者,所 以卜凶吉利害也。民之能此者:皆田、一金之衣。此使君不 迷之数也,六家者即见;其时使豫先蚤闲之日受之。故君无失时、     

“裸用鸡彝鸟彝,皆有舟”解

《周礼·春官·司尊彝》“裸用鸡彝鸟彝,皆有舟。”《注》引郑司农云:“舟,尊下台,若今时承盘”。何以称承盘为“舟”呢?未见进一步的说明。我认为这个“舟”字当为“盘字之误,“皆有舟”实应作“皆有盘”。李孝定先生曾经指出,“皆有舟”当作“皆有凡”,谓“凡”字“契文象承盘之形”“凡与舟异物而二者古文仅毫厘之别,后世多相混,进而凡亦舟矣。”(见《甲骨文字集释》卷八“盘”字条下和卷十三“凡”字条下)。李先生指出“舟”为字误,这是正确的,但认“舟”为“凡”,则似欠审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