殖民文化的张扬——对近代大连旅游业的深层次考察

近代大连的旅游业,是俄日殖民统治和殖民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殖民者推行殖民文化的一种特殊手段和载体。他们在大连发展旅游业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大力宣传殖民侵略的历史＂功绩＂,为侵略者＂战绩＂歌功颂德,大力宣传和张扬其殖民文化。近代大连旅游业的发展,使侵略者对中国的侵略程度进一步加深,其旅游活动带有浓重的殖民色彩。     

约开商埠与清末云南对外经贸关系的变迁

清代中叶,云南传统对外经贸关系形成了以沿边边境贸易为主体,以贡赐贸易为补充的格局.19世纪西方殖民者对东南亚和云南的侵略,终结了传统的贡赐贸易,同时强行开埠通商,通过改造传统的边境贸易网络,在云南建立了新的殖民贸易体系.约开商埠前后,云南对外经贸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内部结构也演变为以通商口岸为依托,以全球性、综合性的世界贸易为主体,以边境贸易、边民互市和走私贸易为补充的近代对外经贸关系.云南在一定程度上更深地卷入了早期经济全球化和殖民贸易体系的漩涡.     

近代云南各族人民的抗英斗争及其特点

19世纪末,中国边疆出现了严重的边疆危机和民族危机。云南作为中国西南的重要门户,曾多次遭受英帝国主义的渗透和武装侵略。云南各族人民同仇敌忾,保家卫国,为维护祖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进行了艰苦卓绝的反侵略斗争。作者对云南各族人民反抗英帝国主义侵略的几个事件进行考察,试图分析其特点。     

日本殖民侵略扩张实质探微——以东乡实殖民主义理论为视角

如果说近代以来日本通过侵略战争等手段占领东亚国家领土并实施统治是一种殖民实践,其背后离不开殖民主义理论的指导。东乡实是近代日本著名的殖民学者,其殖民主义理论主要由“农业殖民思想”“渐进的同化主义”及国际秩序观三方面内容构成。他的主要观点有：“农业殖民”是所有殖民方针中最有效的途径;“渐进的同化主义”相较于传统的“强压政策”可以更有效地改善殖民者与殖民地原住民之间的关系等。东乡实从同化主义视角出发,将“亚洲门罗主义”以及“东洋盟主论”等观念杂糅在一起,提出了美化日本殖民罪行的国际秩序观。在20世纪上半叶,东乡实研究殖民的目的在于为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实施殖民统治服务,同时也对日本殖民扩张政策作了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鉴于此,“认识日本侵略史”应从“认识日本殖民思想”始,从而深入揭露在学术外衣包装下的日本帝国主义在东亚进行殖民侵略与军事扩张的精神实质。     

试述满铁对东北经济殖民地化的影响

创立于1906年的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是20世纪前半期日本帝国主义设立在中国的规模最大﹑活动最广的殖民侵略机构,以霸占﹑经营中国东北铁路﹑海港和煤铁工业为重点,广泛从事经济掠夺,并直接间接参与政治﹑军事﹑文化等侵略活动。     

中法战争前夕保越与弃越之争

19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法同对越南的殖民侵略进一步扩大,严重地威胁着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面对日益恶化的形势,是继续履行中越传统宗藩关系的义务以阻止法国侵越,抑或是中止这种关系而任越自为?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对此意见纷纭,认识莫衷一是,引出了一场颇为激烈的争论。保越则与法开战,弃越可暂避敌锋,保越与弃越之争是关系到中法战争     

近代中日“闭关”与“锁国”政策的异同与历史进程

19世纪40年代，中日两国都曾遭遇西方的殖民侵略。面临殖民地危机时刻，中日两国因采取不同政策而产生不同结果。日本明治政府推行“殖产兴业”、“富国强兵”、“文明开化”的开放政策，积极学习西方为其所用而迅速跻身列强；而保守的清政府却采取“悉如旧制”的闭关政策，遂成为列强刀俎之肉，其历史教训是极其深刻的。     

20世纪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初探

学术界在研究伊斯兰世界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时,使用着多种多样的概念,本文为研究的方便,对现代“伊斯兰复兴主义思潮”作如下的确定:在地域上,主要局限于发生在伊斯兰世界的各种社会文化思潮和社会政治运动,它包括西起摩洛哥,东至马来西亚和棉兰老岛,以穆斯林为多数居民的国家和地区;在时间上,从19世纪下半叶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侵略使亚非伊斯兰世界逐步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20世纪     

论林则徐思想的历史地位

人们把将近一个半世纪以前发生的英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冠以“鸦片”二字,这不但简括而形象地反映出殖民侵略的实质,同时也在中英两国各自的历史上都打上了耻辱的印记。在揭开中国近代历史第一幕的鸦片战争中,林则徐以一个民族英雄的姿态,站到严禁鸦片和抵抗武装侵略的最前线,为捍     

十六世纪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政策的演变

<正> 自新航路开辟以来,欧洲殖民者一手拿着十字架,一手拿着屠刀,开始了对亚、非、美洲广大地区的殖民侵略。这段历史正如马克思所说,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载入人类编年史的”,是一部充满了“背信弃义、贿赂、残杀和卑鄙行为”的历史。在殖民侵略的过程中,欧洲传教士扮演了殖民者帮凶的角色。     

殖民地语境下韩国现代作家的“东北”形象

“北乡”是由解放前在东北的韩国人知识分子提出的乌托邦幻想,其基础是努力在东北寻求生路的生存意志。“北乡”意识产生于以日本的殖民统治为中心的中国、日本、韩国等三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力量关系之中,于是韩国人的生存意志在日本的殖民语境中变形为一种乌托邦异国形象。     

试论明代中国应对西欧殖民者的得与失

15世纪至16世纪之交地理大发现后,西欧殖民者先后来到世界东方,各地区间封闭状态被打破,明朝遇到了如何应对即将急剧强大起来的西欧殖民者的问题。明朝应采取的正确应对措施,主要者应包括四项:迅速调查西欧殖民者的情况、努力发展本国的对外贸易、积极学习欧洲先进的科技知识、大力发展能与西欧殖民者相抗衡的国防力量。而明朝在这几方面做得有正有误,消极和积极的两种表现大体平衡。这使其时中国的发展速度低于西欧殖民者,国力对比朝着有利于后者的方向演变。只是由于明朝土广民众、原有国力相当强大,其综合国力直至该朝灭亡也没达到小于西欧殖民者的地步。后来清朝发展了明朝以上四个措施的消极面,加速了中国的衰弱。明朝的经验和教训说明,地理大发现后,各国必须在全球性的国际交往中应对得法,才能使之避免被动,保持富强;而时刻注意即将发生深刻影响的新动向,才能保证应对得法。     

20世纪前期中国政府反对英印非法侵占藏东南地区

20世纪前期英国政府加紧对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侵略,侵占了中国西藏东南地区的大片领土。中国政府和中国西藏地方政府向英国政府提出了严正抗议,指出英国在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中国领土所进行的种种侵略活动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严重侵犯。     

诺贝尔奖关注的文学母题:流亡与回乡

流亡与回乡是近年来诺贝尔奖关注的一个文学母题 ,除去文学的内部因素之外 ,它与 2 0世纪中前期世界性的战争灾难和中后期的政治局势有着密切的关系。流亡是一种与个体或群体现存处境相分离的生活形式、话语形式和精神状态。首先是与生存地域相隔离 ;随之是与精神地域相隔离。流亡的形式可以概括为个人的流亡 ,如高行健 ;民族的流亡 ,如凯尔泰斯 ;殖民主义历史背景下被奴役者的流亡 ,如奈保尔 ;殖民者的流亡 ,如J·M·库切     

《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的转变——从生态主义者到殖民主义者

本文对《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从一个生态主义者到殖民主义者的转变的相关问题加以论述。     

周恩来与抗战初期的政治部第三厅

抗战初期周恩来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负责领导第三厅的工作。在周恩来领导下第三厅在抗日爱国宣传、启发民众觉悟、扩大统一战线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卓越的成效。周恩来的出色工作不但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宣传高潮,而且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一批杰出的文艺人才;同时也使第三厅成为抗战初期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纽带,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试论近代广州教会学校对广州文化的影响

18 4 0年鸦片战争后 ,帝国主义以宗教作为侵略的工具 ,兴办各类教会学校 ,广州作为当时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之一 ,是传教士居多 ,教会学校办得较早、较多的地区。教会学校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产物 ,它的创办对广东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它严重侵犯了中国的教育主权 ,造成中国民族心理的创伤 ,但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广州近代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清理日本侵华思想--中国抗战胜利纪念的另一重要内容

中国人民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内容和方式方法应该是多方面、多领域的,清理日本侵华思想是其中极其重要的领域,是一个深层次的方面.日本侵华思想导致了残暴的日本侵华战争,并把1945年之前的中日两国关系写实为日本的侵略和中国的反侵略,而且日本侵华思想也并未随着日本的战败投降而销声匿迹.相反,直到战后,它还潜在地影响着中日关系,使现当代中日关系的发展呈现出异常的态势.清理清除潜伏暗藏的日本侵华思想不仅是中国人民纪念抗战胜利的重要内容,更是健康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性工作,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任务.     

《马关条约》后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吞并和对中国台湾的殖民统治

日本吞并朝鲜、对中国台湾进行殖民统治经历了一个野蛮、狂暴的征服过程,充满了欺骗和血腥,激起了朝鲜、台湾人民的坚决反抗。征韩、征台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两个有密切联系的具体步骤。对韩国的征服和对中国台湾的占领,不仅极大地刺激了日本的军国主义气焰,也为日本积极筹划更大规模的侵华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提供了战略物资基地和兵员库。     

后殖民视角下我国民族文化身份扭曲的原因

后殖民主义者认为西方在进行文化侵略时,扭曲了东方民族的文化身份。我国作为一个典型的东方民族国家也未能幸免,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也存在民族文化身份扭曲的问题。我们力图结合维特根斯坦的世界图式思想,从对一些观念的误读和社会现实出发,分析我国民族文化身份扭曲的主要原因,以期对我国民族文化身份的重塑、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良好交融以及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