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清谈：语言游戏——以伽达默尔的游戏概念为视角对魏晋清谈的分析

以伽达默尔的游戏概念观之,魏晋清谈是一种充满艺术气质的严肃的学术社交活动,是一种语言游戏,魏晋士人在这种基于"问-答"结构的语言游戏中探讨人生、社会、宇宙的哲理,追求不同于儒家价值和真理的另一种价值和真理.     

道家道言观与现代西方语言哲学

只要是哲学的,无论古今中外根本上都是相同相通的。在语言哲学方面,西方哲人对老、庄之“道”的认同与肯定表明,道贯东西,中外一理。“道言观”实与西方现代语言哲学有着深刻的契应之处,具体地可以从语言批判、模糊语言、诗化语言、自然语言等方面得到证明。一方面证成存在着语言哲学的中国形态这一结论,另一方面则要达取道家语言哲学的深意     

语言的哲学之思——海德格尔哲学思想中的语言观研究

语言问题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的一个研究热点,德国著名哲学家海德格尔的一系列思想中也体现了他对语言的哲学之思.本文从语言和"诗"、"思"、"存在"等一系列概念出发,对海德格尔的语言观作出一个梳理.     

玄学对魏晋名士人生态度的影响——以嵇康、阮籍为例

嵇康和阮籍同为魏晋名士,但玄学对他们的影响却不太相同.嵇康师法老庄,刚峻激烈,阮籍师法老庄,却以佯狂掩饰自己的狷介.这是因为阮籍所受玄学影响,没有嵇康深刻和彻底.阮籍追求庄子的逍遥游,但他内心始终有着儒家入世思想的根基.后来的士人,景仰嵇康,仿效阮籍,使玄风以另一种方式存于士人的生活.     

探析萨特对海德格尔虚无观的批评与改造——以海德格尔与萨特的虚无观为基础

自巴门尼德以来,虚无问题就是哲学家们探索存在的关键性问题。海德格尔通过将虚无阐释为使存在得以显现的,此在超越的对应物。然而,尽管萨特继承了"此在"作为"存在"这一条海式路径,来探究自己的生存本体论,但萨特还是对海德格尔的虚无观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萨特将海德格尔的"此在"改造为"意识",进而认为这种"意识"就是"虚无",这种虚无的本质就是一种否定性意识。尽管基于不同的构建本体论的出发点,萨特对海德格尔关于虚无概念的批评和改造还是切中要害,十分必要的。     

魏晋士风变迁线索——以《世说新语》等文本为例

较之前代,魏晋士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人生风貌：从何晏、王弼等正始名士引入“自然”的概念对名教思想作新的解说,到阮籍、嵇康等竹林名士“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放诞无忌,再到郭象等“名教合于自然”的合理解释,士子们终于找到了协调、安顿历史变迁中自我人生的方法。魏晋士风变迁的实质是在信仰迷失、进退失据的困境中士子们力图重新建构人生指导理论的实践。     

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以意义模糊和歧义为例

对语言意义是否确定,结构主义和解构主义有不同观点。本文从词语和句子层面来论证语言意义的不确定性,认为意义模糊和歧义是语言意义不确定性的主要表现。     

魏晋士人的生态审美智慧——以《世说新语》为例

从《世说新语》可以看出,魏晋士人高扬人的自我价值,推崇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对话,追求人的诗意地栖居,表现出一种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的生态智慧和审美情怀,与当今生态学者大力提倡的生态人本观、生态平等观、生态整体观有诸多相通之处,这对于我们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人格培育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语言说我"与"我说语言"--文学如何以言表意

文学创作是创作主体以言表意的行为过程 ,对于创作主体而言 ,语言是一个事先给定的存在 ,制约着创作主体的表意行为。文学作品中的语言从来都不是自然语言的照搬或被动使用 ,创作主体以言表意的过程 ,是从主体意向出发的“我说语言”的过程 ,是一个不断地赋予语言以意义的增殖过程。文学作品中的语言存在着不同的意义层面 ,一是它的“词典意义”或“指称意义” ,二是“暗示意义”或“附加意义”。在文学创作中 ,创作主体以言表意必须兼顾到这两个不同的意义层面 ,驾驭好二者之间的张力 ,这样才能赋予语言以文学意义 ,也才能使日常的语义信息上升为文学的审美信息。     

称名哲学比较——俄国语言本体论流派与维特根斯坦

本文在阐述俄国语言本体论流派和维特根斯坦称名哲学的基础上,对二者进行了比较,指出二者的相通之处在于都具有鲜明的本体论色彩和社会性,而差异性则集中体现在二者不同的方法论基础上,并由此导致了诸多方面的不同.     

论强势语言在翻译中的操控——以布迪厄语言观为视角

语言是翻译活动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不同的语言观将导致不同的翻译观。在此拟以布迪厄的语言观为视角,区分翻译场域中的强势语言和弱势语言,从翻译流向、题材选择、翻译策略等方面阐述强势语言在翻译中的操控现象,指出语言不仅仅是一种符号,一种客观中立的媒介,事实上,在言语交流中始终有难以辨认的权力支配关系潜在地发挥作用。     

城市语言景观建设之思考——以合肥包公园语言景观为例

语言景观是一个地区乃至一个城市整体形象和软实力的重要体现。目前学界针对某地区语言景观的实地调查正呈上升趋势。本研究通过调查发现,合肥市包公园语言景观存在景区入口标识不够醒目、景区内标识书写不够规范、多语标识不够完善、标识翻译不够准确、语音介绍不够充分等方面问题,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相应的改善建议,希望为提升城市文化底蕴、打造美好城市形象提供一些启示和借鉴。     

论魏晋士人的个性及其限度——以《世说新语》为例

《世说新语》充分展现了魏晋士人的个性风采,即以我为本的高自标置与以真为贵的我行我素。虽然这被钱穆、余英时、李泽厚等看作个体之自觉或人的觉醒,但其实际上亦有限度且不宜夸大。回到古代士人个体存在及演变的历史时空,通过与汉代及以前和唐代及以后的士人对比可知:魏晋士人拥有一定的个体或自我意识,但尚未达到真正的人的觉醒;他们的个性言行及生活态度,无法掩饰其非个性化的存在真相。总的来说,魏晋士人的个性张扬具有推动审美文化实践和开拓新道德的重要意义。     

魏晋之际的兵制与地方秩序——以错役制度为中心

曹魏有士兵不得在家人居住地区服役之规定,或可称为错役制度。文章旨在梳理错役制度在魏晋之际的变迁,并以之为切入,尝试探索不同群体对地方秩序之构想。     

模仿与创新--以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为例

以中国少数民族语言研究为例,论述语言研究中模仿与创新的辨证关系.语言研究既要模仿又要创新,这是语言研究取得新成果的必要保证;处理好模仿与创新的关系,必须正确认识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应当着力发掘本土语料去丰富、发展语言学的新理论和新方法.     

“自然化的理性主义”与“实践观”——乔姆斯基语言观与马克思语言观的哲学基础比较研究

语言学史上存在着以经验主义为哲学基础和以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的两种对立的语言观。经验主义语言观将经验视为知识的唯一来源,认为语言知识的获得是人类在普遍语言能力发展的基础上对语言经验进行归纳与建构的结果;理性主义语言观以抽象的理性主义原则为主导,是将语言视为脱离外在经验,脱离现实的物质生活和人们的社会交往的唯心主义语言观。语言学史上的这两种传统语言观都无法解决人类语言知识的习得问题。作为乔姆斯基语言观哲学基础的"自然化的理性主义"与作为马克思语言观哲学基础的"实践观"的共同性在于超越了经验主义传统与理性主义传统,从而解决了经验主义语言观和理性主义语言观无法解决的人类语言知识的习得问题。但乔姆斯基语言观的哲学基础与马克思语言观的哲学基础还存在着巨大差异,由此导致了二者对于语言理解的分歧。     

发达地区语言态度比较分析研究——以广东省佛山市为例

通过"改变装束测试法"、"语义微分量表法"、问卷调查法及访谈法对发达地区佛山市160名不同职业的受试进行了语言态度调查及比较分析。结果表明,职业背景影响受试对不同语言变体的评价。受试虽有一定的地域意识,但对普通话和英语的地位因素和适用因素评价较高。     

语言的逻辑与“逻辑”（Logos）的语言——简析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语言观的批判

指出逻辑主义、工具主义语言观的不足之处,提出一种非形而上学的语言观,是海德格尔语言思想的重中之重。在他看来,非形而上学的语言理解和逻各斯的原初含义息息相关。形而上学的语言观把语言当作固定的对象物和符号系统,是人类语法逻辑的展现。但在海德格尔看来,语言不是逻辑和理性的系统,而是古希腊“逻辑”（Logos）意义上的“聚集”和显现,是非形而上学的、主客一体的原初“发声”。     

试论语言中的任意性——以定冠词the为例

语言中的任意性对语言的学习和发展有一定的意义.本文以定冠词the的不定性为例,探讨了语言中存在的任意性及其产生的原因.文中引用英汉两种语言,进而分析了词汇的任意性,同时也把任意性融入了语篇的设计之中.     

情性本体与文学语言的诗化意义呈现——以宋词语言为例

存在于言说主体审美想象性体验情境之中的文学语言, 以其独特的结构和表达方式, 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诗性特征, 言说主体行走于其中, 使之成为一个具有言说主体生命情感体验的意义世界, 从而将言说主体与宇宙、 天地和自然的关系呈现出来, 建构出一个言说主体与外在世界进行心灵沟通与交流的独特世界, 从而使得情性本体成为文学语言诗化意义的生成维度. 宋词艺术中的文学语言, 也在词人的意指性创造实践活动中, 生动形象地再现了词人丰富的内心情感体验, 并为词人提供了一个意义存在的精神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