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观点和历史真实刍论

近年来,在文学批评理论的研究中,大家颇多地注意了恩格斯关于用美学观点和历史观点评价作品的论述,论证这种提法的科学性,这无疑都是很有意义的。刘绍智同志的《“历史观点”不就是历史真实——马克思恩格斯文艺思想学习札记》(载《宁夏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以下简称《历》文)一文明确指出,恩格斯所讲的“历史观点”不就是“历史真实”,不能把“历史观点”和历史题材作品本身的真实与否等同起来,并对“历史观点”的内涵作出了自己的解释,读了使人深受启发。作为文章题目的“‘历史观点’不就是历史真实”这个结论,我们是完全同意的,但在“历史观点”为什么不就是历史真实、历史真实性的要求是否应包含在历史观点的批评标准之内等重要问题上,同《历》文还存在较大分歧,这里陈述出来,以期得到指正。     

茅盾佚文八篇

前言 1961年9月26日,茅盾同志在回答笔者问时写道:‘钱杏邨说的《文学导报》上的对于‘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文章,署名为‘石萌’或‘石崩’者,我自己记不起来了。当时我写过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论文,但究在何处发表,用何笔名,现在都记不起来了。可能就是‘石萌’或‘石崩’的,也可能不是。我用笔名也是随手拈来,用过即不再用,因而也不能肯定我是否用过‘石萌’、‘石崩’的笔名。原因是我从来不写日记,也不把自己的杂     

论“认知”与“认识”的关系

近年来，理论界。学术界对于“什么是‘认知”’、“什么是‘认识”’、“‘认知’与‘认识’是什么样的关系”等一系列的问题展开了讨论，众说纷纭，各抒己见，对于澄清思想起了积极的作用，给人以较大的启发。笔者也想就以上这些问题谈一些自己的见解，以求教于学术界的各位同仁。 要搞清楚“认知”与“认识”的关系，首先须搞清楚“认知”与“再认”的关系。在我国心理学研究进程中，“认知”与“再认”曾经是同义词，但随着西方“现代认知心理学”的影响，我国学术界基本上已经不再把“认知”和“再认”看作是同义词。“认知”和“再认…     

“合二为一”是辩证法的综合方法吗?

柯阳同志在《光明日报》七月三日发表的《关于“一分为二”的对话》一文中说:“把一个统一的事物分为两个对立面,这种方法就是分析,就是‘一分为二’。而辯证法的综合就是‘合二为一’。……所以‘合二为一’,即是综合。”“综合就是把两个对立面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来认识”。“这样一种认识方法可以概括为‘合二为一’,因为这是结合两个对立面成一个统一体来认识”。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     

对一桩基诺族寨际断交案的文化思考──基诺族文化特质说之一

对一桩基诺族寨际断交案的文化思考──基诺族文化特质说之一杜玉亭近年问世的一部大作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老年文化’的本质，就是把祖先的行为当作楷模，把祖先的过去作为新生世代的未来。”“‘老年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社会的基本特质，当然也是所有少数民族...     

“写真实”的历史地位及其片面性——与周忠厚同志商榷

本文对周忠厚同志提出的“写真实”“是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主张写真实的”,“无产阶级的作家”要“克服”“阶级的偏见”等观点进行了批评。指出,“写真实”是资产阶级文艺家提出的,它虽具有某种唯物主义因素并在历史上起过一定进步作用,但无产阶级却不能全盘接受并做为创作口号,否则,就会导致创作上的客观主义;而且,目前创作中存在的小市民趣味和向往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暗潮也可用它为自己辩解,“牢骚文艺”以及“绝对自由”化中的任何一种也可以用它做为“挡箭牌”。事实已验证了把它做为创作口号的弊病,它其实已经成了文艺创作脱离四项基本原则的“理论避风港”。文章引述了卢那察尔斯基的一段话做为立论的佐证。这段话是:“请想一下,人们正在兴建一所房子,等它建好,将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可是房子还没有建成,您便照这个样子去描写它,说道:‘这就是你们的社会主义,——可是没有屋顶’。您当然是……说了真话;但是,一眼看得出来,这真话其实是谎话。”“他自己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有时还根据共产党人的‘说真话’的要求,回答道:‘这本来就是真话啊’,他心里可能没有反革命仇恨”,但“这样的‘真实’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毫不相干”。文章还对斯大林时期苏联对这一口号的宣传情况进行了分析,最后着重强调,在今日之中国,离开了作家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化,就谈不上其作品的真实性。     

论“治统”与“道统”的关系——评冯友兰的“君师分开”论

一、两种对立的观点去年,冯友兰先生在两篇文章中,提出了“君”、“师”分开的说法。最近,他在《关于孔子讨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一文中又阐述了这个观点。把冯友兰先生的观点归结起来,不外这样两条: (1)“君”、“师”应该分开。冯友兰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君’和‘师’是相提并论的。有所谓‘治统’和‘道统’。‘君’就是封建社会中的政治上的最高统治者,是屬于‘治统’这一方面的;‘师’就是为封建统治阶级制     

对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反拨

民族自我中心主义是我国历史上的一种顽固的思潮。孙中山先生曾经形容：“自称‘堂堂大国’，声名‘文物之邦’，其他各国都是‘蛮夷’。以为自己居世界之中，所以将自己的国家叫做‘中国’。”（《孙中山选集》第649－650页）当地理中心论被西方列强的大炮打破后，便有文化中心论继起。“中国之杂艺不逮泰西，而道德。学问、制度、文章则更然出于万国之上。”（邵作舟《邵氏微言·译书》）西方有“物质的重心’，而东方有“精神的重心”（陈立夫忡西文明的特质与新文化的创造》）。所以“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梁漱仅《东西文…     

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逻辑转换与问题导向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问题上,我们应关注马克思对哲学理解的这三个重要表述:一个是哲学是“文明的活的灵魂”;一个是“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一个是“世界的哲学化同时也就是哲学的世界化”.第一个表述讲的是哲学的“一般化”问题;第二个表述讲的是哲学的“时代化”问题;第三个表述讲的是哲学的“现实化”(即改变现实世界)的问题.哲学的“一般化”要通过“时代化”来实现,哲学的“时代化”要最终落脚到“现实化”.按这种逻辑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走向现实生活,也要经历“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一般化’转向‘时代化’”和“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从‘时代化’转向‘现实化’”这两次转化.     

“有，还是无”断想

1．亚里士多德说：“有一门科学专门研究‘有’本身以及‘有’借自己的本性（不假借他物）而具有的那些属性。”这就是贯彻西方哲学达两千年之久的形而上学。巴门尼德认为，存在是唯一的。真理之路通向“存在”．而意见之路却通往“非存在”。真理之路是指：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意见之路”反是。高尔吉亚认为，呒物存瓠即使有物存在，也不可．能被认识；即使被认识。也不可以被说出。然而．高尔吉亚并不严肃地对待自己的这个命题。他并不将此奉为真理或圭臬。他这样说，是为了锻炼逻辑思维或者激发哲学去思考存在的问题。西方后来出现上帝不可能被设想为“不存在”的命题。本体论证明说的是上帝的概念蕴含上帝的存在。这难以为东方人理解。说“上帝不存在”，这句话不可思议。萨特说：“存在先于本质。”海德格尔认为亲在具有优先地位。     

开心果

冯笛：“老师让听写4个字,我错了5个。” 爸爸：“怪事!哪4个字？” 冯笛：“就是成语‘肆无忌惮’。我听成了‘四五鸡蛋’,觉得不通顺,便写成了‘四五个鸡蛋’。”     

说“桔”

第二次全国语言文字知识竞赛试题的“改正非标准字形和错别字”中有改正“密桔”一项。后来公布的答案将“密桔”改为“蜜橘”。即认定“桔”(jú)为非标准字、错别字。将“橘、桔”这种尚待整理的异体字作为一个比赛题目妥当与否姑置勿论,这个标准答案却引发了我的一些感想。 以“桔”作“橘”的用字现象早已成为事实,而且越来越普遍。《语文建设》上也曾刊布过一些研究者的折衷意见,认为“不敢断定‘柑桔’‘桔红’用法就是错的”,“《简化字总表》没有把‘橘’简化为‘桔’,《现代汉语词典》承认     

斯密著作中的“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真实价格”

陈岱孙教授在《从古典经济学派到马克思》中指出: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斯密提出了“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和“商品的真实价格”两个概念,并实际上赋予二者以截然不同的含义。他的根据是:斯密先是说:“一个人占有某物,但不愿自己消费,而愿用以交换他物,对他来说,这货物的价值,等于使他能购买或支配的劳动量。因此,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国富论》上卷,第26页。下同,均只注页码)按他的理解,“在这里,劳动一词指的是‘购买或支配的劳动’。而‘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也就意味着‘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另外     

汉语语义研究的基本单位应分为语素与词两个层级

一、论题的缘起1998年1期的《语言文字应用》杂志在“把语言文字研究全面推向21世纪”的栏目中组织了一批专稿。其中，有两篇文章值得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一是《中西语言学的结合应以字的研究为基础》，强调语言的民族性，认为：“汉语的结构核心是语义……印欧语的结构核心是语法”，“与语言结构的性质相联系的问题就是语言的基本结构单位。印欧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词，而汉语的基本结构单位是字”，“‘词’在欧洲语言里是现成的……汉语恰好相反，现成的是‘字’……汉语里的‘词’之所以不容易归纳出一个令人满意的定义，就是本来没有…     

五、六十年代毛泽东反西方渗透的战略思考

最近一段时间内，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要讲政治。他说：“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但是必须要有政治保证，不讲政治、不讲政治纪律不行。这一点对高级干部尤为重要。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李登辉要搞“台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不警惕不斗争行吗？”①这段话告诉我们，要保证我国经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就必须坚持反对西方敌对势力的“西化”和“分化”战略。“西化”、“分化’”战略是冷战结束后西方和平演变战略的继续。毛泽东主席在世时，曾对以渗…     

试说《诗·小雅》与《易·卦爻辞》之间的关联

<正> 《诗》与《易》之间有某些关联,这一点,多少年来我已经受到过不少的启示了。尚秉和先生在其《滋溪老人传》中说,“始吾以《易》象失传,故易说多晦;乃浏览《毛诗》新旧各说,其晦黯与《易》同。”闻一多先生在其《说鱼》中说:“隐(言隐)和喻一样,而目的相反。‘喻’训‘晓’,是借一事物来把本来说不明白的说得明白点;‘隐’训‘藏’,是借另一事物把本来可以说得明白的说的不明白点”。他又说,“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占卜家的语言中少不了象。诗人的语言中尤其     

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多年来,很多中国哲学史论著都把“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作为孔子宣扬唯心主义天命观的一条铁证。即使是那些主张孔子哲学是唯物主义的同志,也不过认为是“感叹之词”,或认为“‘获罪于天’的‘天’,就是行为不合天理”而已。我认为,这些看法都不符合孔子原意。为了弄清原委,且将这段话完整地征引如下:     

谈“度”与量变的“最高点”

研究质变问题时,常涉及“度”与量变的“最高点”。有些同志认为“度”就是量变的“最高点”,“最高点”或“度”就是“事物保持自己的质的数量界限”,是“质变的开始”,“事物的质变是当事物的量变达到了一定的‘度’,即‘某一最高点’时候就开始了的。”(参见《江汉学报》1963年第2期柯彰同志《根本质变过程从何开始》一文)其实,“度”与量变的‘最高点”是两个不同的哲学范畴,不过它们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应该确切地把握这两个范畴的内涵,划清两者的界限,看到两者的联系,而不能将两者等同起来。     

思想政治工作中“左”的表现

邓小平同志在今年初的南巡讲话中多次强调:“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左’”,“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象越‘左’越革命”,并指出“左”的主要表现:“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就目前而言,思想政治工作中“左”的表现主要是“精神万能”,宁“左”勿右和政治冲击一切。深刻认识,认真对待这些“左”的东西并予以清除,将有助于     

古汉语词语诠释散论

<正> 郭锡良等编的《古代汉语》,是一部被广泛采用的教材,从内容到编排,都有许多优点和长处。但在词语诠释方面,却存在不少问题。现仅就其中的五个问题作一些讨论。“焉”可作“之”用《古代汉语》常识部分“代词”一章关于“焉”字有这样的论述:“焉字一般只用在不及物动词之后,这点和‘之’正相反,‘之’的主要作用就是放在及物动词之后作宾语。古代汉语里只有‘知之’‘杀之’,没有‘知焉’‘杀焉’。同一个动词,加‘之’和加‘焉’,意义也不同。”作为常识,这一论述,有悖于语言实际。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