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现行人口政策的形成与稳定

我国现行人口政策是在对"独生子女"人口政策调整和完善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在此过程中,中央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一方面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另一方面,又照顾了确有实际困难的家庭,允许他们间隔几年生育第二胎。现行人口政策形成后,中央要求坚决贯彻落实,以保持政策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哈萨克斯坦独立前后的民族人口政策及其实践

哈萨克斯坦在独立前和独立后的民族人口发展实践中,民族人口政策的作用得到彰显。独立前,鼓励生育和移民政策对人口的增加、结构的改变起了重要的作用;独立后,社会经济制度的变化,特别是主体民族人口的发展政策,使其民族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改变,这主要是区别民族成分的移民进程造成的。     

“全面两孩”政策背景下奖励扶助政策重构

奖励扶助政策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生育政策由“提倡一孩”到“全面两孩”是一个重大调整,客观上要求对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做出相应的调整或重构,这既是完善计划生育政策体系完整性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落实《人口与计划生育法》中奖励规定、保障群众按政策生育的客观需要。计划生育奖励扶助政策的调整或重构,应当坚持合理衔接、公平公正、统一政策、按需帮扶的原则,注意体系的完整性、内容的全面性和资源的社会性,构建政府为主、部门协调、社会参与的帮扶体系;抓住重点问题,解决群众关切,完善相关配套政策,达到鼓励和帮助群众按政策生育的目的。     

生育政策调整对我国家庭发展能力的影响——来自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从家庭角度出发,探索生育政策调整与家庭发展能力的关系,为研究生育政策调整效应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通过回归分析法发现,生育政策调整宏观上有利于改善人口结构、促进人口均衡发展,微观上对我国家庭发展能力也有重要影响,它提升了家庭未来应对风险能力,同时增加了家庭人力资本投资,短期内限制了家庭经济发展能力。当前,生育政策调整后的实施效果与理想状态存在一定差距,这需要政府出台配套政策鼓励和支持家庭生育二孩和三孩,进一步提升家庭发展能力。     

日本新型生育支持政策研究

本文概括了日本近年的高龄少子化、结婚率低迷以及性别比例失衡的人口现状,对日本政府少子化态势下采取的新型生育支持政策,如鼓励人群离开人口密集区域进行生育、改善高龄女性就业环境等手段进行整理,得出新型生育支持政策有助于生育水平的稳定,但生育水平的提升却更多依赖政策的落实的结论。     

南通市人口发展:历史与前景

新中国成立以来南通市人口总量从无计划增长到有计划缓减,比全国提早18年进入老龄化社会。利用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对全面两孩政策下南通市2019—2100年的人口总量和结构进行预测。结果显示:全面两孩政策无法改变南通市人口总量下行趋势,但可以使总人口稳定在400万人左右;能有效增加出生人口数量,但需80年时间才能实现人口正增长;能显著增加学前和义务教育阶段人口数量,保持每年各阶段学生数量稳定;短期内无法缓解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态势,政策调整产生显著影响分别滞后15年和65年时间;从长期来看,对降低总抚养比有一定作用,但短期内反而会提高总抚养比,加重人口负担。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尽早出台鼓励生育政策,形成生育二孩的社会氛围,明确政府有关部门职责,合理配置公共服务资源,引进劳动力延续人口红利等对策建议。     

鼓励“全面二孩”: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的战略选择——基于“全面二孩”政策的人口学后果分析

全面放开二胎到底会产生怎样的人口学后果?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人口学界和社会学界一直争论不休。"全面二孩"政策正式实施一年的实际效果表明,虽然符合"全面二孩"政策标准的目标人群规模庞大,但发生实际二孩生育行为的潜在人群规模却相对有限。仅仅允许全面生育二孩不仅不足以使生育率回升并稳定在更替水平附近,而且有限的人口增量对我国应对即将到来的老龄化社会的作用也将十分有限,只有鼓励全面生育二孩才是应对之策。长远看来,鼓励全面生育二孩将会是中国中长期人口发展必然的战略选择。     

“单独二孩”政策的利与弊

"单独二孩"政策有利有弊,其直接意义在于缓解"一个孩子"政策所带来的问题。该政策的积极效果表现在:可以适当提高生育水平;适当缓解中国人口年龄结构的老化;群众有更多自主选择生育的权利;家庭结构得到平衡发展;缓解出生人口漏报;缓解出生性别比过度偏高;缓解人口素质逆淘汰;推动计划生育工作综合改革。然而,由于政策的调整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属于"硬着陆",必然会带来一些问题,主要包括:近几年会出现符合单独二孩政策夫妇的集中生育;很多高危人群生育会导致孕产妇死亡率上升和出生缺陷发生率的上升;政策调整本身就带来了生育的不公平或机会的不平等。建议:用奖励的方式鼓励年轻妇女晚生育第二个孩子;设立高危妊娠咨询和指导中心;政府为无机会和能力再生育的家庭承担更多责任。     

中国台湾地区"生育保障政策"分析

改变中国低生育水平状态是现今社会政策研究的重点之一,中国台湾地区"生育保障政策"的调整与转变过程可以为中国大陆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与借鉴.以问题为中心的政策分析框架,对十余年来中国台湾地区主要的"生育保障政策"进行梳理,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经过长时间的控制人口政策后,中国台湾地区选择了鼓励生育的政策,并制定了经济保障和服务需求保障等一系列"生育保障政策",但效果却不尽如人意,仍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大陆可以借鉴其宝贵经验和可行政策,加快生育保障政策完善步伐,从而更好地建立和健全与中国现阶段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育保障体系.     

“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人口政策演变探讨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国人口政策史上极为重要的时期,是中国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向现代生育文明转变的分水岭。从国家政策层面来看,＂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人口政策可分为三个时段：1966年至1968年,政治动乱导致整个社会处于无序状态,传统的生育文化体系在社会上占支配地位,人口生产处于一种无管制的增长状态;1969年至1972年,面对严峻的人口形势,政府适时提出了＂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口号,但只是单个部门的单独行动,没有形成完整的政策体系,所取得的成果有限;1973年至1976年,国家在＂有计划地增长人口＂的基础上形成了＂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在控制人口增长方面取得了较好的预后效果。＂文化大革命＂期间人口政策的转变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人的生育观念和生育价值取向,奠定了现行人口政策的根基。     

稳定低生育水平战略决策的回顾与前瞻

我国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和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战略决策有深刻的历史背景,是对我国国情的理性判断.而当前我国的人口问题已不同于实行计划生育以前的人口问题,除了人口数量依然需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外,人口质量、结构、流动迁移等问题比以前更为复杂多样,也需要得到充分关注.如果不能把低生育水平稳定住,各种人口问题会变得更加严峻,因此,稳定低生育水平是我国在人口问题上重大战略决策的继续和完善,是理性的选择.通过节约人口投资、推动城乡改革、提高我国整体实力和国际竞争力、缓解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为提升两代人的人力资本创造条件.稳定低生育率能促进生产力发展,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实现社会的和谐进步.此外,稳定低生育率还为我国庞大的人口转化为丰富的人力资源创造条件.虽然继续稳定低生育率也必将伴随一些负面影响,但总的来说对我国今后经济社会发展利大于弊.生育水平并不是越低越好,根据人口发展的特点,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总和生育率(TFR)稳定在1.8左右在一个时期内是较优的选择.     

世界人口负增长的趋势展望与影响应对

根据人口转变理论,后人口转变时期的人口负增长是超低生育率作用下人口再生产的特殊类型,是在无迁移人口条件下死亡人口超过出生人口,人口总量和增速、年龄结构和分布结构等快速变迁的现象。华盛顿大学2020年人口预测数据首次勾勒出21世纪世界人口负增长的基本趋势,对比联合国2019年人口预测数据,发现世界人口负增长在21世纪开启的作用机制在于低生育率水平预期。进一步展望世界人口负增长趋势,不难发现人口年龄结构加速老化、区域和国别人口发展不均衡、人口与经济发展关系差异化等特征与人口负增长伴随;通过减少劳动力资源、挤压技术进步空间、增加社会保障压力等方式与人口老龄化相伴生,在后人口转变阶段与低生育率陷阱相叠加,以及通过总体和个体视角与资源、环境相互作用。在适应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亟待从缓解老龄社会问题、分类实施家庭计划政策、推动可持续发展等视角积极应对人口负增长影响。     

浅议计划生育国策

计划生育政策的出台，既是我国政府面临着人口增长过快给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带来的巨大压力而作出的必然选择，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对建国后的二十余年在人口与计划生育问题上出现失误的深刻反思。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三十多年来，不仅使我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实现了根本性的转变，促进了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和人口素质的提高，而且还有效地节约了资源、保护了环境。同时，我们对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而带来的一些问题，也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和妥善解决。     

大国人口观的演进与转变

在人口问题发生重大转型的历史背景下,大国人口问题观和人口治理观都需要与时俱进。在低生育率、人口少子化和快速老龄化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将进入痛苦的人口负债和还债时代。中国亟需重建被破坏的生育伦理观和生育文化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需要重塑大国人口战略观,构建生育友好型可持续社会。构建以人为中心的保护性、包容性、友善性、鼓励性、前瞻性、发展性的人口政策体系应成为改革的根本取向。科学的人口治理根本上有赖于繁荣和发展本土的人口科学。     

The Impact of Family Policies on Fertility Trends in Developed Countries

We examine how strongly fertility trends respond to family policies in OECD countries. In the light of the recent fertility rebound observed in several OECD countries, we empirically test the impact of different family policy instruments on fertility, using macro panel data from 18 OECD countries that spans the years 1982–2007. Our results confirm that each instrument of the family policy package (paid leave, childcare services and financial transfers) has a positive influence on average, suggesting that the combination of these forms of support for working parents during their children’s early years is likely to facilitate parents’ choice to have children. Policy levers do not all have the same weight, however: in-cash benefits covering childhood after the year of childbirth and the provision of childcare services for children under age three have a larger potential influence on fertility than leave entitlements and benefits granted around childbirth. Moreover, we find that the influence of each policy measure varies across different family policy contexts. Our findings are robust after controlling for birth postponement, endogeneity, time-lagged fertility reactions and for different aspects of national contexts, such as female labour market participation, unemployment, labour market protection and the proportion of children born out of marriage.     

基层政府的政策变通逻辑 ——以H县“不再生育合同”为个案

本文通过H县“不再生育合同”的个案分析基层政府在社会治理中的政策变通逻辑。政策变通不是对政策目标的背离,而是为了政策具有可行性。政策变通是社会治理中政策制定上的普遍主义和政策执行上的特殊主义相结合的体现。基层政府政策变通的初始逻辑是为了实现国家的政策目标,政策变通范围的扩散逻辑是为了尊重政策对象的习惯,基层政府不断扩大政策变通适用对象范围是出于自利动机以筹集工作经费,除了以上三种逻辑外,政策变通延续还有一个重要逻辑,即基层政府面临对象要求兑现知情选择法定权利的压力。这些多元复合逻辑驱动的政策变通不仅没有偏离政策目标,反而使取得良好的政策预期效果。     

辽宁省出生人口萎缩与生育政策调整研究

辽宁省育龄妇女数量和出生人口数量多年来一直呈减少趋势,生育水平已经进入超低状态,尽管面临新的生育高峰,但由于生育旺盛期育龄妇女人数的减少,也不会引起出生人口的较大反弹.因此,必须在适当的时候调整生育政策,将总和生育率提高到一定的水平,以维持合理的人口再生产.     

论独生子女政策的社会起源

通过理论梳理和史料分析,独生子女政策的出现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某个政党或某些精英的所为,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独生子女政策旨在对国家的人口进行计划控制,这种试图使人口变化遵循人类计划的努力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理性化逻辑,因此,现代性才是独生子女政策的根源;第二,近现代中国社会形成的对科学宗教般虔诚的态度也是独生子女政策获得精英和普通民众支持的动力来源,独生子女政策的整个论证过程都在科学的名义之下;精英们之所以相信独生子女政策能够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长,因为此时我们已经掌握了使人口清晰化的人口统计技术和对人们的微观生育过程实施控制的避孕节育医学技术。     

放开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

通过描述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低惯性增长以及人口变化趋势,讨论了人口结构严重失衡对我国经济社会国防国力的消极影响。同时指出,新形势下,完善人口政策必须从改变思想观念开始;必须从放开生育政策,废除现行计划生育政策开始。唯有这样才能实现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