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佛教寺院赋役的演变

元朝时期,佛教兴盛,元朝诸帝,为尊崇佛教,采取了多种措施,如建造大量皇家佛寺,向寺院赏赐巨额田土和其他财产,封藏传佛教领袖为帝师、国师,减轻甚至豁免佛教寺院的各种赋役负担等.有元一代,围绕僧人、佛寺的纳税、免税和当役、免役问题,一直存在争论.帝师、宣政院要为僧人、佛寺争取尽可能多的利益;中书省则为了保证财政收入和统治机构的运转,对僧人、佛寺的经济活动加以必要的限制.元朝诸帝经常依违于两者之间,既要给佛教寺院种种优遇,又要使国家机器能够运转,于是有关僧人、佛寺赋役的政策,便不断改变,多次反复,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罕见的.从僧人、佛寺赋役的前后演变,可以说明佛教在元代的特殊地位.     

浅谈隋唐佛教寺院的公益活动

隋唐时期佛教兴盛,寺院和佛教僧人在社会上的活动也比较活跃,他们参加到世俗的社会生活当中,救灾济贫、行医施药、保护生态、关心行旅,为当时的社会公益事业做出了很多独有的贡献,对当时的社会风气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佛教寺院收藏述论

［摘要］佛教寺院收藏活动起于汉晋，绵延于今。其藏品数量既大，类型亦丰，档次且高，不同于一般的收藏。寺院收藏常常是与膜拜、礼敬等等宗教行为连在一起，焦点与散点两种陈列方式是其主要陈列方式，具有现代博物馆的种种功能。佛教寺院之能成为古代的文化娱乐中心，收藏习俗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明季佛教寺院遍布黔中原因探赜

明季贵州佛教鼎盛,佛教寺院遍布黔中,其之众多、之宏盛、之布广,元明以来,未之有也。考其原因,主要有三：一、南明君臣承明朝遗规,对滇黔之地的佛教寺院更是注意保护和修建。二、佛门僧徒以超尘出世的宗教精神,刻苦习劳冒险的习惯,广事拓殖,建寺造庵。三、明朝遗民逃禅辟建,黔中明朝遗民为全其志节,多逃禅出家,其中很多人把精力倾注于佛教兴盛的事业上,他们或创佛寺,或建梵林,或兴名山,遂使黔中寺院更增其盛。     

略谈福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的价值和地位

福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以深厚珍贵的佛教历史文化艺术著称于世,具有相当高的文物价值,均被列为各级文物保护单位.随着旅游业的发展,其作为风景名胜、旅游资源的价值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成为福建省多元宗教旅游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详细地介绍了福建佛教全国重点寺院作为宗教活动场所、文物保护单位和风景名胜、旅游资源等方面的价值和地位.     

南传佛教寺院经济略论

南传佛教是我国云南地区以傣族为主的一些少数民族的一种宗教信仰,在历史上和现今都有着深刻的影响。南传佛教寺院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现象,是我国寺庙经济和民族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历史上的与现今的寺院经济有着本质的不同,本文对此进行了对比考察和分析。     

渤海国佛教遗迹发掘及其佛教的传布考

在渤海遗址发现了大量的佛教遗迹,证明渤海国在盛唐文化的影响下,佛教非常发达。渤海遗址的佛教遗迹也说明了渤海佛教的传布和发展情况。     

战后台湾佛教寺院经济及其变革

［摘要］本文探讨1945年以后的台湾佛教寺院经济，全文从台湾佛教寺院经济背景分析、由收入面看台湾寺院经费的筹措、由支出面看台湾寺院经费的运用、台湾寺院经济隐含的一些问题四个面向进行论析。经过研究后，作者认为，经济实非宗教本质，佛教团体如若过分重视表面，容易招来负面批评。台湾各佛教道场，常各自为政，致资源分散，难以统合，强调接棒者应加强经论研究，因道场若无正法引导，很容易偏离正轨。     

“三武废佛”与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的发展

汉传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至隋唐时期，它的发展经历了无数次的曲折与反复。本文就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与世族大土地所有制、封建国家所有制的关系及动态变化，以及“三武废佛”与佛教寺院地主所有制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并力图从理论上探讨二者的辩证关系。     

禅宗清规与中国佛教寺院僧团管理制度

从对<百丈清规>的创制及其基本内容、<敕修百丈清规>的出现及其中的寺院僧团管理制度、管理特点的分析,揭示出禅宗清规与中国佛教寺院僧团管理制度发展的基本关系<百丈清规>的创制标志着中国化佛教僧团管理制度的初步确立,<敕修百丈清规>的颁行则标志着中国佛教寺院僧团管理制度的最终确立.     

长安文化和唐诗中以长安为主题的诗

长安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长安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感召力以其深厚的人文内涵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地域文化所不可企及的。在这块土地上所演绎的无数次盛衰更替以及所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人。同时,长安作为帝都,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不已的题材;唐代诗人以长安为主题的诗歌内容丰富,充分体现了长安文化所独有的本源性、悠久性、系统性和历史传承性。     

长安学研究述评

新世纪伊始中国学人所倡导的长安学,是对长期以来有关长安文化、长安文明研究的学科概括、定位与升华,其缘起有“陕”、“京”两“源”,并非某一个人的创立、创建.2009年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长安学研究中心的成立及所推出的《长安学丛书》和北京出版的《唐研究》“长安学”研究专号,掀起了长安学研究的高潮.北京的长安学研究扎实、细致,并完全按纯学术的路径一步一个脚印前进,陕西的研究则声势浩大、迅速快捷并具有浓重的组织、行政色彩.2013年,陕西组建了国际长安学研究院,为长安学的未来发展勾画了蓝图,世人乐见其成,应仿效《唐研究》,创办长安学研究专刊,以扩展影响,发现、培养、团结人才,积累学术成果.展望长安学研究,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关于汉唐文化的几个问题

汉唐文化历史成就博大恢宏,具有开创性、集大成性、包容性、辐射性诸多特点,与外部世界交流交往广泛,影响深远,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历史启示,是长安学最基本、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     

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与长安学

源远流长的长安文化为灿烂辉煌的华夏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今又为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所关注，其形成的原因、历史客观规律及发展前途非常值得探析。分析认为，周、秦、汉、唐等十三朝古都所在地的长安在中国的历史上有着极为重要的学术地位；特殊的地理位置、悠久的传统文化、频繁的中外文学艺术交流等因素，促使长安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宗教、艺术等领域，在全国。乃至世界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唐长安城坊市与雩禜空间

借助坊市南北门开、阖来求、止雨,是唐长安城内部雩禜祭祀的重要外在表现形式。考古已证实皇城南所对36坊无南北坊门,故相对于他坊属于特殊的祭祀空间。由于朱雀街作为“御路”所发挥的内聚作用,此36坊的祭祀性质主要通过京兆尹组织朱雀街求雨徙市,以及止雨时太社、朱雀街、明德门一线上相应活动的展开作为主要体现,一定程度上更应视作皇城区祭祀空间的外延。长安城内此二类外部形态不同、祭祀性质相异的坊,共同组成雩禜祭祀之完整格局。     

环境心理学视域下的佛寺建筑布局——以中国汉传佛寺为例

环境心理学主要研究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与人的心理状态、思维活动及生产行为等之间的关系。人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决定论、相互作用论和相互渗透论分别解释了人的心理与环境的关系。佛寺选址、佛殿布局和佛像布局的最终意义是为了烘托出佛的威力，使佛在信奉者心中具有高大、威严、慈悲的形象。对信奉者而言，佛寺的一切布局都是外在于他的环境因素，这个外在的环境结合文化因素组成特定的心理场从而影响信奉者的心理和行为；而对佛寺选址、佛殿布局和佛像布局而言，同样也受到建造者社会文化心理与行为的影响。佛寺建筑布局体现出人的心理与环境关系的复杂性。     

唐都长安市法述论

从法与社会相互作用的法律社会学之视角对唐代长安市法进行梳理。分析认为,公元7世纪前后的唐都长安,已经具备了相当完备的对城市市场和贸易进行管理的市法规范,使得市场的设置,货物的价格、质量,商税等莫不有法式,从而推动了市场规模的发展和繁荣。同时认为,长安市法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市场管理、规范的作用,但是封建制度下国家的过分介入和干预导致市场主体自由的缺失,使长安市法也成为商品经济发展的障碍。     

长安文化的发端及其影响

为纠正目前长安文化研究中的某些偏见甚至错误，通过历史溯源和文献解读，提出长安文化应该是自古以来发生在汉、唐等朝代称之为“长安”的这块地方及其附近地区的历代各种文化的总称，以周、秦文化尤其是西周礼乐文化和秦代制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长安文化，是整个长安文化奠基、形成和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是长安文化的渊源和根本，绝不能将其排除在长安文化的范围之外。     

长安为花间词始地探论

西蜀花间词派的形成,是受长安花间词创作影响的结果。长安的花间词创作,以温庭筠、裴等词人为代表,在前后长达约七十年左右的时间里,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个花间词派,并对当时与后世词文学的繁荣与发展,产生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和影响。同时,这一词派也有着自身的特色和成就,如以情胜理的艺术精神,等等。     

中唐之后的长安与江南

中晚唐时期,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北方,长安逐渐以江南为根本。历史上的“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代中后期的“江南”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指贞观十道中的江南道;狭义的“江南”,即唐中叶的“江南东道”,以今苏南、浙北为中心。富庶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生存粮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美丽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避难港湾,“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文化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人才摇篮,“当时东南多才子”,即所谓“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