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有特色的思想史新著

新春伊始,张岂之教授的新著《儒学·理学·实学·新学》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儒学·理学·实学·新学》是一本论文集,但和普通论文集的不同之处在于,她有着一种整体构思。从形式上看,她按照历史顺序,分为“儒学篇”、“理学篇”、“实学篇”、“新学篇”,实际上,这些部分正是思想史研究的“热点”或“关节点”,从这些肯綮下手去把握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就犹如解牛的庖丁,“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在各个关节点上,作者都提出了有创见性的观点,例如对儒学“人学”思想体系的剖析、论儒学的理性自觉与独断主义、关于宋明理学的研究方法论,清初三大家(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的各自特点和贡献,中国近代哲学的主线、内容和特点,等等。在这些“点”上,特别可以表现作者的理论思维深度,这也是本书的第一个特点,     

明代乡贤祭祀中的“公论”——以陈亮的“罢而复祀”为中心

“公论”贯穿于明代乡贤祭祀之中,并影响着乡贤的去取.儒学师生、地方士人作为“推贤”主体,以“公论”为乡贤去取的依据.乡贤去取中,“公论”还包含着对入祀者“贤”的评定标准,也即“崇理学、树名节、扶植教化、羽翼正道”.正嘉时期,王湛之学的传播,程朱理学的独尊地位动摇,王湛“实学”兴起又使浙东“求实致用”的传统得以复苏,“崇理学”的祀法原则被士人以“公论”的名义重新厘定.“公论”的变化表明,明代士人试图突破“祀法”,即程朱理学的“一律”解读,以使乡贤崇祀真正起到轨范乡里的作用.     

关学、实学与心学

:广义的关学指从宋代张载到清末刘古愚的关中理学 ,主要特点是注重实践。关学由张载奠基 ,李二曲将其发展到理学与实学想结合的新阶段 ,刘古愚在实学精神的指导下 ,将近代科学技术及相关思想引入关中 ,传统意义上的关学即告终结。清代关学的独特之处在于实学与心学的结合     

清初名儒李Yong的治学之道

李Yong对理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为清初理学的治学之道开辟一条新思路,这个新思路由“明体适用”开始,由“悔过自新”入手,并坚持传统理学的为学之道和为学之义,在“明道”“体道”的不断探索中,进而去“行道”和“达道”,最终进入学的最高境界,实现“弘道”的目的。而这一切都不能背离“经济实学”的儒学初衷。这既是宋明理学偏重心学和性理空谈的一种纠正,也是向原始儒学的一种复归,是对理学的一种发展。     

清初名儒李颙的治学之道

李颙对理学的重要贡献在于他为清初理学的治学之道开辟了一条新思路．这个新思路由“明体适用”开始,由“悔过自新”入手,并坚持传统理学的为学之道和为学之义,在“明道”“体道”的不断探索中,进而去“行道”和“达道”,最终进入学的最高境界,实现“弘道’的目的。而这一切都不能背离“经济实学”的儒学初哀。这既是对宋明理学偏重心学和性理空谈的一种纠正,也是向原始儒学的一种复归,是对理学的一种发展。     

“关陇理学”传承流变研究

关陇理学和关陇文化一样,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严格地讲,关学应当称之为关陇理学.因为脱开陇人学术,关学在理论、师承和实践方面,均显得支离、无序和单薄.明代陇人段坚、周蕙取洛学入陇,糅合关学之精华,成为一代名师,并将其理学思想传于关中薛敬之,薛敬之再传于吕枏,吕枏与王阳明、湛若水齐名,陇人胡缵宗与此三人亦师亦友,推动了关陇理学的发展.唐枢师承湛若水,许孚远师承唐枢,冯从吾师承许孚远.冯从吾创立关中书院,与陇中崇羲书院同“祖伏羲之圣,宗横渠之贤”,为关陇理学培养了大量人才.清代李二曲“年十七,得《冯少墟先生集》,恍然悟圣学渊源”,与冯从吾渊源颇深.李二曲离世后,关学逐渐走向式微,但是,陇人巩建丰、李南晖、牛树梅、安维峻继续扛着关陇理学的旗帜,阐述易理,洗心退藏,倡导仁学,实学实践,成果丰硕,延续了关陇理学近百年发展的余脉.     

叶适的虚实观及其对理学的批评

虚实关系是宋代哲学的重要理论课题。理学家曾以自己的实学对佛老的空虚观展开深入的批判。但在叶适眼中,理学之实实际是虚。叶适通过对《易传》文本的梳理和观点的重新阐释,否定《彖》、《象》以外其他各篇为孔子所作,认为从根本上支撑起理学理论的《易传》诸说,实际与佛老的专以心性为宗主走到了一起,从而泯灭了尧舜以来作为学术正途的内外交相成之道。叶适的揭示和批评对实学和理学本身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理学知行观与明清实学

明清实学思潮的产生，就其思想渊源来说，是来自于宋明理学而又 对立于宋明理学，是理学中所包含的实学思想的继承、改造与发展，二者既有密切的联系， 又有严格的区别。本文从剖析理学知行观这一角度，揭示理学，尤其是王守仁的“心学” 与明清实学的关系，进一步透视明清实学的渊源、演变及其特征。     

论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

新安理学作为产生于古徽州地区,以弘扬儒学传统、传承程朱理学为宗旨的理学派别,具有鲜明的个性特征,这就是深具实践理性精神。表现在:首先,新安理学虽宗儒崇朱,却并不盲目,表现出“求真”、“求实”的实践理性精神;其次,新安理学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轻商观念有所超越,表现出儒商结合的实践理性精神;再次,新安理学对儒家传统的义利观有所超越,表现出义利统一的实践理性精神;最后,新安理学关心社稷民生,表现出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精神。新安理学的实践理性精神不仅在历史上对徽商的形成产生了推动作用,而且在现代化建设中也不失其积极意义,值得我们继承和弘扬。     

洪大容的实学的学问结构

到了朝鲜朝后期，朝鲜的有识之士为了弥补性理学（朱子学）的弱点和克服其弊端，在“经世致用”、“利用厚生”和“实事求是”的旗帜下，兴起了一种新的学潮，后人们把这一新兴的学问称为“实学”或“后期实学”。大体说来，朝鲜朝的实学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其中，...     

论中国实学范畴内涵的历史演变

“实学”本义为切实有用之学。中国实学可溯诸汉代儒学以经学兴起之时，然作为概括一种学术本质特色的特指范畴，则始于北宋。宋儒视先秦孔孟儒学为崇实黜虚，修己以治人的实学。程、朱宣称“惟理为实”，学者泛观博览，格、致、正、诚，穷理、尽性，进而修、齐、治、平的功夫，就是圣门实学；陆王则宣称“心即理”，心学即实学。明清之际，实学表现为一股具有忧患意识、经世意识、批判意识、启蒙和改良意识、实证科学意识和哲学唯物论意识的批判现实主义思潮。近代实学表现出了重振儒学经世传统、救亡图存、中体西用和趋时更新等新的理论特色。     

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吗?——"桐城派与汉宋学之争"札记之一

有学者认为:方苞是“汉学”的对立面,是桐城派与“汉学”交恶的肇始者。针对这一论断,提出:汉宋学之争的框架不适合于方苞,方苞没有也不可能反对“汉学”。方苞的学术思想是在明清之际“实学”思潮的背景下形成的,他深受“实学”思潮的影响,这一影响不仅表现于方苞前期的学术取向,也表现于他对程朱理学的选择,即重在程朱理学的经世方面,而不是本体论方面;从方苞最为致力的礼学研究中也不难看出“实学”思潮的影响,他的礼学思想从渊源上可以说是与“汉学”同源的,他的“理寓于礼”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还为“汉学”家“以礼代理”思想的形成开拓了道路。     

论毛泽东的实学思维及其意义

毛泽东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产物，他的哲学观点，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发展，又是中国哲学的继续，其实学思维就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文通过两方面的阐述，一方面通过毛泽东论实与质、实与中庸及实事求是，说明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与方法，继承与发扬中国实学的哲学传统；一方面又通过毛泽东实学思维与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特征及中国近代思维，说明毛泽东的实学思维具有重要理论与实践意义。本文还着重指出，毛泽东实学思维值得重视的原因，不仅在于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而且在于它是中国哲学新发展的一个基础。     

陆世仪对传统理学的改造

在明清之际学术思想发生根本性转向,实学思潮蔚然兴起的时代背景下,敦守传统理学的陆世仪不满传统理学的迂腐、不切实用,而不遗余力地以实学融铸理学。文章从本体论、人性论和认识论三个方面说明了陆世仪对传统理学的修正与改造     

论清末民初陕西的三大学术思潮及其影响

公元1865至1915年间,陕西的泾阳、三原两县先后出现了理学、实学和新学三种比较大的学术思潮。理学思潮以贺瑞麟为代表,讲学独尊程朱理学;实学思潮以刘光蕡为代表,提倡学习西方的富强之术,但反对西方的政教思想;新学思潮以朱先照为代表,宣传西方的民主革命思想。这三大学术思潮以泾阳和三原两县为发源地,迅速向陕西境内其他地区传播,并且波及陕西的周边省份,从而对陕西乃至中国西北地区的社会和思想发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三原学派的理学思想

本文从学术史的角度指出三原学派是关学在明代的重要理论代表 ,分析了该学派的思想渊源和会通求实的理论特色 ,通过对程朱理学的继承和改造 ,他们发展出性理不二、尽心穷究的本体论体系和躬行义理、本于慎独的道德修养论 ,在实学思维方式中包含着明清之际“走出理学”的可贵萌芽。     

真德秀学术思想及其价值指向

真德秀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他融合了二程、朱子、象山以来理学的精髓,吸收了佛学等思想的成分,形成了以“参取”为核心的价值观,以及心性论、修养论构成的内圣之学和资治论、实学论构成的经世之学的思想体系。     

继承与突破--试论颜元实学教育思想对宋明理学的反动

颜元在继承传统的同时与理学教育思想对立,在对立中构建其实学思想.他提倡培养"实德"、"实干"的实干家,重视"实学"和"实用",推行"实习"和"实行"的教育方法.实学教育思想突破传统理学的桎梏,具有近代启蒙意义,对今天的教育仍可资借鉴.     

从主体道德自觉到集体道德理性——论朱熹"修、齐、治、平"的社会控制与整合思想

朱熹以《四书》中《大学》为经本的“修、齐、治、平”思想,是以理学理论对传统儒家学说的改造与演进。其目的在于以理学“内圣”心性之学去收拾官、民之心,统一对封建“治道”的认识,进而达到封建国家的长治久安。     

论曾国藩的理学创新与湘军的军事伦理建设

曾国藩理学思想的形成有其时代背景、社会思想背景和个人哲学背景,并表现出三个方面的特征:义理在于经世,纳"经济"入理学;理学即是礼学,发礼学之新意;"内仁外礼",拓宽道德修养论.曾国藩将其新理学应用于军事建设中,形成了湘军独特的以"忠"为最高价值目标、以"仁"为内在的道德标准、以"勇"为基本道德品质、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军事伦理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