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朱熹“心统性情”哲学思想统摄下的文学观

朱熹继承了中国古典诗学中的“缘情”发生学观念,发展了儒家“诗言志”的诗学思想,他从“心统性情”的哲学思想出发,肯定了诗歌创作源于诗人的情感体验,在“得其性情之正”的前提下“感物道情”,“涵咏自得”.“感物道情”是文学本质,主要体现在朱熹对《诗经》和《楚辞》的评价中;文学“感物道情”通过“涵泳”得以实现,最终达到“至圣”“至乐”的崇高精神境界.     

朱熹理学世界中的性情论

朱熹注《中庸》时,追求义理上的贯通,发明“中和新说”,明确指出“中和”乃兼言性情,“喜、怒、哀、乐,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朱子在贯释孟子“四端”、“四德”说时,也依循伊川的思路,作出了性情论的理解。朱熹的性情论说解,是针对佛禅的“反情”、“恶情”说,李翱等人的“灭情”说而提出的重情的主张;而其“心统性情”论中的“心”,则为一种“有限心”,须“持敬”、“格物致知”,才可达于“理”,这也同佛禅之“心”及受佛禅影响之“心即理”说划清了界线。     

也论张载的“心统性情”

张载提出的“心统性情”一语经朱熹阐释、发挥后成为宋明理学的重要命题,但张载此语的本意却一直隐而不明。在破除此语是“孤语”的成见后,在张载思想体系大背景下进行分析可以得出：张载“心统性情’’所强调指出的是心包含性情二者。此语是张载心性论的重要命题,与其工夫修养论相关,但不能称其为工夫修养论命题。     

权变: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经学阐释的特点是通经以明理。中国传统经学的“权变”思想是朱熹注重义理阐释的经学依据 ,朱熹正是以此为思想基础 ,综合汉学与宋学 ,创新儒家经典 ,从而形成了新儒学———理学。     

论朱熹的“心之本体”与未发已发说

以知觉论心是考量"心之本体"问题的发端,但重点在心本体发用的正与不正。"心统性情"的意义,在于全面解释从体到用、从本然到端绪的心性情的整体。心体的"自明"将映照得真与成就其善融为一体。从未发到已发,修养的水准最终影响着心本体的存在价值。善心的圆满,是伴随性理的发用而走向"满腔子"的恻隐之情的。     

朱熹心统性情的心性论和涵养察识的修养方法

心统性情是朱熹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宇宙观和认识论相互渗透的新思想。朱熹心统性情思想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心体流行的“中和旧说”;思虑未萌为未发,思虑已萌为已发的“中和新说”;《太极图说解》、《仁说》和心主性情理论的系统化;朱陆之辨、“理在气先”与“心统性情”。     

南岳酬唱后的“诗禁”与朱熹“中和说”之变

朱熹与张栻、林用中在乾道三年的南岳酬唱之后,有一个禁诗之约,旋又解禁,体现了朱熹作诗与学道的矛盾态度,并带有中和思想转变的印记:其中和旧说以性为未发、心为已发,且从气化的层面上讨论心体的流动,不免造成情、气的放逸;而乾道三年前后朱熹逐渐关注的敬的工夫,则是对情、气的约束。而这两方面对诗的作用是相反的,也是朱熹作诗既忘情又警惕的矛盾症结之所在。随着其中和新说的形成,即以未发为性、已发为情,朱熹在情感控驭方面有了新的进境,如何使诗作富于生意而又情感平和成为他更高的诗学追求。     

中国语言文字学应回到“小学”

近十几年来中国语言文字学界或形成不求解决具体问题的大而空、空而无用的理论风气，或从文化学角度写语言文字学论著而形成空而浮、浮而浅的潮流等，应该恢复传统“小学”注重深入语言文字学原始资料、注重解决具体问题等优良精神。     

王夫之对朱熹性情论的反思及其“兴观群怨”新说

朱熹主张"四端皆情",提出中和新说,给情以适当地位.王夫之在反思朱子的性情论时,明确认定四端是性,七情是情;性为道心,情为人心,批评朱子走的是"以性为情,以情知性"的路子.王夫之的思想特点是"根据个人心性而推演出人文繁变",他将自己的性情论思考贯注到诗学领域,重申了"诗道性情"的诗学命题,并以之提举和改造传统的"兴观群怨"之说.     

从孔孟“仁者爱人”到朱熹“仁者,爱之理,心之德”

对于孔子讲"仁",朱熹发挥孟子所言"仁,人心也",认为"仁"是以仁之性为体,发用于爱之情,由内而外不断生发的动态过程,兼性情、体用、仁爱、内外于一体,既不是汉唐诸儒"以爱为仁",又不是二程门人"离爱而言仁",因而是"爱之理"。同时,仁又具"生意",而包"仁义礼智"四德,贯"恻隐、羞恶、辞让、是非"四端,因而是"心之德",是"人心之全德""本心之全德"。相对于今天对孔子"仁"的解读,或只讲"仁"为外在道德,或只讲"仁"为内在心性,将二者分别开来,朱熹把"仁"界定为"爱之理,心之德",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真德秀《诗经》评点的“性情之正”说

真德秀的《诗经》评点,以"性情之正"为价值核心,这种文学观渊源于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和"重质轻文"的文学功用理论,对南宋末年的文学产生了影响。     

马一浮、牟宗三对朱熹“性即理”的不同解读

现代对于朱学与陆王学的研究,大都以“性即理”与“心即理”区分朱学与陆王学,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把朱学界定为“理学”,把陆王学界定为“心学”.与此不同,一些学者反对把“性即理”与“心即理”对立起来,甚至通过强调二者的相互联系,把朱学与陆王学调和起来.马一浮虽强调“性即理”与“心即理”的不同,但是以朱熹“性即理”涵摄“心即理”.牟宗三则通过分析朱熹“性即理”与陆王“心即理”的截然不同,并以为“朱子实非孟子学”.这些莫衷一是的学术观点是进一步研究朱熹“性即理”及其与陆王“心即理”之关系的学术基础和可供参考的学术资源.     

从朱子的“已发未发说”看阳明的“无善无恶心之体”

阳明“无善无恶心之体”的提出,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在逻辑上与其多次强调“至善是心之本体”构成了矛盾。实际上,“无善无恶心之体”与儒家传统所讨论的“已发未发”问题有着内在的联系。阳明对“心体”的理解和对心、性、气的理解与朱子“喜怒哀乐未发谓之中”有着较大的不同,但也有相等同的一面,它凸显了心体与天理的一贯。阳明认为“无善无恶心之体”是和“至善”、“良知”、“天理流行”紧紧相关的,联系的中介即“未发之中”,而“无善无恶心之体”与“有善有恶意之动”则为一体之两面。     

风人之旨 谁可独得——略论毛奇龄对朱熹“淫诗”说的批评

毛奇龄极力反对朱熹的"淫诗"说,在其《西河合集》、《经问》、《国风省篇》、《白鹭洲主客说诗》等著作中对"淫诗"及其相关的学说进行了反驳,勾勒了《诗经》被误解或曲解的大致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对于如何解读《诗经》的看法。     

“义”“利”的对立与统一——朱熹的义利观辨析

朱熹释＂义＂为＂心之制,事之宜＂,并认为＂善善恶恶为义;＂其＂利＂则有＂自然之利＂与＂贪欲之私＂两个层面的涵义。在＂利＂的＂自然之利＂的意义上,＂义＂即＂利＂,两者有着高度的统一;在＂贪欲之私＂的层面上,＂义＂＂利＂的价值诉求则存在着尖锐的冲突。因此,＂义＂＂利＂之间乃一种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而就朱熹的义利观所具有的超越历史局限性的普遍意义而言,它对于今天的社会仍然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     

从“性又大于心”到“心能尽性”

心性大小之辨是张载心性思想的重要一环。程颐批评张载的“以体会为非心”是主张将见闻排斥在心之外,意味着“心小性大”、析心与理为二。据二程弟子时紫芝的注释,程颐的这一批评系针对张载的“心御见闻,不弘于性”而发。程颐的批评建立在将“御”字释为“扞格”“防御”之上,但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张载的本意：一方面,张载“心御见闻”中的“御”字当为“桎梏”“滞碍”之意,故不能从“心御见闻,不弘于性”中推出其主张析心与理为二的结论;另一方面,张载又确实有“心又大于心”的主张,但此论并不意味着完全排斥见闻。张载的心性大小之辨的本质是天人之辨,既包含天人、心性的本末源流、分合同异、主从关系之辨,具体涉及对于心与见闻、诚与心、道与身的关系之辨;又包含天人、心性的自在与自为之辨。由此,张载的天人、心性之辨就动态的展开为由本源层面的无分,到当前实际表现层面的有分,再到极致表现层面的重回无分的复杂过程,而人积极主动修养工夫是实现从天人、心性在实际表现上的相分重回极致表现上的无分的不二法门,此即“心能尽性”说。张载此论从万物一体的高度推进了儒学对于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是对孟子尽心尽性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朱熹审美阅读的“自得”说

朱熹继承了孟子在君子修身和为学两方面所提倡的“自得”说,并创造性地运用在审美阅读上,形成了他独特的审美阅读理论上的“自得”说。通过对朱熹审美阅读“自得”说的分析,揭示出其审美阅读“自得”说有两层含义,其一,对“本文”意义的认识和理解,要有“真识”或“真赏”,即对文本的反复吟哦讽咏;其二,在反复讽咏的基础上,“自得”作品的言外之意,即“妙悟”。在今天,朱熹的审美阅读“自得”说对人们的阅读仍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朱熹《诗经》诠释之“兴起”说浅论

兴起是朱熹诗经学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但长期以来并未引起足够重视。兴起本质上是理解主体与理解客体不断交融的意义生成过程,它作为一种有效的诠释机制和策略,使朱熹的以义理说《诗》合法性成为可能,为其通过《诗经》而更好地阐发理学思想做了基础性的铺垫,在《诗经》汉学向《诗经》宋学转变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与桥梁作用,其地位不容忽视。     

“理之尊严”与“理之无能”——论朱熹哲学的理气关系说

朱熹的理气关系说，虽然有明显的客观唯心主义倾向，但由于朱熹看到了“理”这一精神本体的既“尊严”又“无能”的二重性，因而在解决这二者之间的矛盾时所阐述的理气关系学说，无论从理论和方法、内容和形式上．都是对传统儒学的丰富、发展和更新，也是对人类认识的深化。     

略论朱熹“敬论”

朱熹"敬论"既继承了程颐主敬说,而又有全面的理论整合及发挥,是其整个理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熹由其"心是做功夫处"的心论立场出发,极力反对在心的操舍存亡的功夫论问题上预设"另有心之本体"的前提,与此相应,其主敬功夫也就不是道德本心的直接发动,而是对心的知觉意识等各种功能的控制调整,其云"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处"、"以敬为主而心自存"、"将个敬字收敛个身心"、都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然朱熹主敬自有一套理路,其核心关怀在于如何解决现实人心的障蔽问题,未尝不是儒学功夫论的一种理论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