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基督论概貌

如何对中国人传扬基督论是晓明来华的耶稣会士面临的最困难的神学问题.柯毅霖的《晚明基督论》表明,他们采取了适应中国的方式,全面而正确地宣扬基督论:在利玛窦阶段,耶稣会士小心翼翼地宣扬福音,向基督徒传达了耶稣受难及其救赎的教义;在艾儒略阶段,他们除了全面介绍基督的种种奥秘外,还特别强调十字架上的耶稣及其救赎意义,并对当时中国人有关耶稣的许多疑问作了回应.     

本土化:晚明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方法

耶稣会是天主教改革中出现的一个宗教会众。耶稣会士本质上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本土化是耶稣会士,从圣方济沙忽略、范礼安、罗明坚到利玛窦等传教士们在中国进行传教的重要方法之一。本文试着从历史、文化、思想与宗教的角度对这一现象作了具体阐述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社会历史原因分析

中国传统文化与外国文化的大规模接触在历史上有两次：第一次是两汉、魏晋、隋唐时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它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便是宋明理学;第二次是明末清初利玛窦、汤若望等欧洲耶稣会士的东来。这次中西文化交流的意义在于：中国人第一次直接了解到水平已超过自己的外来文化。西学东渐产生的国际背景主要是由于早期欧洲殖民主义者的扩张,宗教改革及随之出现的耶稣会士东来。由于耶稣会士的活动,同时也由于当时特定的国内外的社会历史背景,造就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流,这是一次中西方文化平等的交流,…     

晚明基督论概貌

如何对中国人传扬基督论是晚明来华的耶稣会士面临的最困难的神学问题。柯毅霖的《晚明基督论》表明,他们采取了适应中国的方式,全面而正确地宣扬基督论:在利玛窦阶段,耶稣会士小心翼翼地宣扬福音,向基督徒传达了耶稣受难及其救赎的教义;在艾儒略阶段,他们除了全面介绍基督的种种奥秘外,还特别强调十字架上的耶稣及其救赎意义,并对当时中国人有关耶稣的许多疑问作了回应。     

利玛窦的《畸人十篇》与道家思想

以耶稣会士在华的传教策略为切入点,追溯耶稣会的历史和特性;以<道德经>的思想为参照,分析利玛窦的<畸人十篇>的主旨和意义,换一个角度深入探讨利玛窦之传教策略之所以独特而有效的因素.作者认为推动了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事业的利玛窦之适应性传教策略恰与"无为而无不为"的精深睿智的道家思想相契合.     

《童幼教育》与明清之际西方儿童教育思想的导入

明清之际,西方的宗教文化和科技知识等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浪潮和耶稣会士的来华而传入中国,这一时期以耶稣会学校为代表的西方教育也随之被导入,艾儒略撰写的《西学凡》和《职方外纪》就是两部众所周知的代表作.相比之下,高一志撰写的《童幼教育》却鲜为人知,也未经学界充分研讨.从历史上看,它标志着西方教育思想传入中国之始,也堪称中国古代儿童教育论著百花园中的奇葩.     

明清入华耶稣会士科学译介活动新论

本研究以科学译介为主线,以人物活动为中心,以标志性事件而非朝代更迭为界线,对明末清初入华耶稣会士的科学翻译活动进行了全新的分期,提出以1687年为耶稣会士科学译介活动的分水岭这一全新命题,强调了法国耶稣会士在此之后确立的优势地位,并且论述了他们取得的突出成就及其对中西文化科技交流的重要影响。     

法国耶稣会士夏鸣雷与中西历转换表

早期西方传教士和汉学家对中国年代学尤感兴趣,这主要源于来华耶稣会士对中国上古编年史问题的分歧,并引发了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的争论。在这些争论中,西方学者对中国编年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研究,其中首要的一步便是设法将中国编年史中的年代记载和西方的儒略历对应起来。19世纪末期法国来华耶稣会士夏鸣雷对中西历相互转换进行出色的研究,他的转换表简单巧妙、通俗易行,是当时汉学研究的得力工具,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耶稣会的性质及其在中国传教的特点。     

晚明士大夫党派分野与其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无关论

以晚明士大夫对耶稣会士交往态度的具体情况进行的分类排比和统计分析,可得出这样的结论,东林、阉党及无党派中绝大多数与耶稣会士有交往的士大夫都对耶稣会士及其传入的"天学"持有肯定的态度,没有任何一个党派的士大夫从整体上因其政治派别而对耶稣会士持友好或拒斥攻击态度.这说明各党派士大夫对耶稣会士的交往态度与他们在晚明党争中所属的政治派别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利玛窦的宗教传播与中西文化交往的实现

宗教传播是文化交往的重要实现机制。明末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宗教传播活动,不仅在形式上认同了中华文化,而且在内容上会通了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中西文化,促成了中西文化交往的实现。这一史实为全球化时代的文化交往实践提供了一面“历史之镜”。     

佛经翻译与耶酥会士翻译中的格义法

佛经翻译与耶稣会士翻译是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事件,为能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宗教传入初期大量采用了格义法,即附会融通本土宗教文本和宗教思想的方法。本文旨在通过分析格义法的使用及其影响,阐述宗教翻译的特点以及文本、文化的嫁接中体现出的翻译的文化人格。     

清初耶稣会士巴多明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活动述评

清初来华的法国耶稣会士巴多明,以其渊博的学识促进了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对于近代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进步以及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的认识与了解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长期以来,巴多明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中的地位和作用却未得到应有的认识和重视.本文通过对耶稣会士中国书简等史料的考察,对巴多明在中西文化科技交流方面做出的诸多贡献进行了相关研究.     

中国对近代西方科学书籍的翻译

西方自然科学书籍翻译成汉语始于16世纪的耶稣会士,但他们的影响到19世纪衰落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运动重新激起了中国人对西方军事技术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自然科学的兴趣.清政府机构于19世纪60年代末开始系统地翻译西方科学书籍.同时,西方传教士也在做着他们自己的翻译工作.科学翻译当时产生的直接影响比较小,但它对下个世纪学术界、政治界的风云变幻却起到了催化作用.     

“科学传教”及其对中国近代科学的影响

明末清初,受政治背景、文化前提等因素的制约,耶稣会士采取了“科学传教”的在华传教策略。他们的“科学传教”活动历时200余年,其间经历了初始、兴盛、衰落三个阶段的起伏变化,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使他们的传教活动达到其前辈们所无法企及的高度,而且在客观上对中国近代科学的产生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儒家与宗教——论西方的儒教观念及相关的问题

中国儒家为先秦诸家学派之一。自西汉以来中国历代王朝皆以儒家学说作为社会政治伦理的理论基础。自佛教的传入与道教的兴起,中国始有宗教观念。西方学者将儒家或儒家学说译为"儒教",以为是中国三大教派之一,但入华耶稣会士及古典哲学家却发现它是无神主义,而在关于对超自然力的崇拜和对人的终极价值的追求,以及是否存在特殊的宗教仪式等方面,他们仍断定儒家不具宗教性质。现代西方一些学者则从泛宗教观念肯定儒家为中国国教。西方学者的认识存在某些困惑和误解,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与精深的见解。这有助于我们对儒家性质的深入探讨。     

明末澳门葡商对日贸易的若干问题

明末澳门葡商的对日贸易具有大航海时代典型的多元特质:它是由澳门葡萄牙商人的商业行会在广州的外贸易集市上统一购入以生丝为主的中国商品,用定期商船的形式输往日本;由于葡萄牙王国实行"为了胡椒与灵魂的拯救"的海外政策,澳日贸易与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密切相关,并成为后 者的主要经费来源与换取传教许可的政治筹码.因此,当贸易与政治情境发生变化时,澳日贸易便与宗教传播同归于尽了.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对开封犹太人古教古经的追寻

1605年,开封犹太人艾田前往北京拜会利玛窦,利玛窦随后派遣使者到开封实地调查.之后至开封进行考察的耶稣会士还有艾儒略和龙华民,他们坚信能够归化开封犹太人.真正实施归化开封犹太人夙愿的人,是后来首位来豫开教的意大利教士毕方济;延续其事业的人,主要是葡萄牙教士费乐德、奥地利教士恩理格;真正完成对犹太人古教古经系统考察、撰写出最有价值著述的人,是清初葡萄牙教士骆保禄、法国教士孟正气和宋君荣.明清之际,耶稣会士关于中国开封犹太人古教古经的追寻,是为其在华传教活动寻找提高权威性的重要依据.可以说,耶稣会士早期在河南的地方性传教活动,是与寻找开封的犹太历史追忆相呼应的.     

明清之际耶稣会士翻译活动、翻译观与翻译策略刍议

明清之际的200余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翻译高潮,也是第一个科学翻译高潮。遵循适应性传教路线,来华耶稣会士纷纷投入到了＂西学东渐＂和＂中学西传＂译介活动之中。他们以及与其合作的一些中国士大夫虽然未能建立系统的翻译方法和理论,但是开创了＂洋译华述＂的翻译模式,而且还通过大量的翻译实践活动,对翻译观和翻译策略进行了初步探索,其翻译策略尝试了目的论翻译法,至今不失其借鉴意义。本文在全方位总结耶稣会士翻译活动的基础上就他们的翻译活动特点、翻译观和翻译策略及其现代意义进行了述评。     

晚明入华耶稣会士艾儒略对福音书的译介

艾儒略是晚明第一代入华耶稣会士,在中西文化交流中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首次翻译了福音书。与耶稣会在华的传教方针一致,艾儒略在译介福音书时也采取适应的政策,对耶稣的生平事迹进行改写,把福音书从欧洲文化语境中转移出来,放到了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     

《孔夫子》:最初西文翻译的儒家经典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中,经典翻译扮演了很突出的角色.明末清初,来华传教士把大量西方科学、哲学、宗教经典译成中文.同时,他们还把中国哲学经典翻译成西文.儒家经典在西方的第一个译本是<孔夫子>,文章第一部分简略地介绍文本翻译的历史背景,第二部分着重分析传教士对<四书>的特别定义,第三部分试图考察耶稣会士的译文与新儒家对<四书>的诠释之间的关系,第四部分是对全文所作的一个总结.另外,文章对西方传教士所做的诠释选择跟他们本身思想和传教策略的联系,也给予了适当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