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晚唐文士隐居江南之风及其影响

安史之乱之后的中晚唐,江南因北方动乱吸引了大量士人避乱隐居.造成这种现象的社会文化原因,一方面是唐代江南经济繁荣富庶,社会相对安定,山水优美;另一方面是江南具有悠久深厚的隐逸文化传统.江南隐逸生活激发了唐代诗人的创作灵感,促进了山水诗的兴盛,同时又使清丽圆熟的诗风在中晚唐流行.     

唐音乐文化影响下的中晚唐传奇

唐代音乐文化尤为繁盛。唐音乐在立足汉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少数民族及外来音乐的精华,形成了辉煌的燕乐系统。唐代各艺术部类都受到音乐的润染。该文以中晚唐时期的传奇小说为切入点,探讨其中蕴涵的深厚的音乐文化。并且从中发掘音乐的永恒魅力,体味中晚唐传奇独特的音乐内涵。     

从白门到紫陌：“地”在文化史中的隐显与浮沉

从南朝到唐代,建康/金陵和“江南”在话语层次上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建构过程。南朝诗歌通过对“金陵帝王州”的想象和对“江南佳丽地”的再现,逐渐把建康从偏安王朝的行政总部改变为帝国名都,经过唐代诗人的继承和发展,从而把建康写入文化版图,而“江南”的文化意义也逐渐和它的地理意义出现张力,甚至颠覆了它的地理意义。最后,通过对“紫陌”作出的词语考古,展示一个在南北朝时期曾真实存在的地点如何从文化版图上消失,从反面说明一个地方的文化历史和地理历史、社会历史的不同,以及它对文本特别是某些文本和某些体裁的依赖。     

杨氏家族与中晚唐文学生态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政治、社会、经济与文化等方面都呈现出许多新的变化。这些变化构成了文学发展丰富而复杂的生态环境。中晚唐时期颇盛的杨氏家族,与文学发展的政治背景、社会因缘、地域环境等有着紧密的联系,加以该家族成员文学名家甚多,集中体现了对文学发展颇有影响的多方面因素。以杨氏家族为切入点,以文学发展为指归,关涉地缘、党争、科举、婚姻等诸多方面而考察中晚唐文学的生态环境,是唐代文学研究的一个新视角。     

长安文化的发端及其影响

为纠正目前长安文化研究中的某些偏见甚至错误，通过历史溯源和文献解读，提出长安文化应该是自古以来发生在汉、唐等朝代称之为“长安”的这块地方及其附近地区的历代各种文化的总称，以周、秦文化尤其是西周礼乐文化和秦代制度文化为代表的早期长安文化，是整个长安文化奠基、形成和发展的极为重要的时期，是长安文化的渊源和根本，绝不能将其排除在长安文化的范围之外。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唐代佛道关系——以唐代长安为中心

多元文化背景下的唐代社会,是佛教、道教兴盛发展的重要时期.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亦是全国佛教、道教活动的中心.唐代长安佛教寺庙、道教官观大量设置,各名山的高僧、高道汇聚长安,积极介入社会政治文化活动.在唐代三教鼎立的社会氛围下,长安僧人、道士皆注重传法弘道,努力扩大佛道二教在社会生活的影响.从唐代长安僧人、道士的三教论衡,僧人道士为弘道宣教的俗讲,唐诗中所见名僧高道的酬答唱和等活动,可以真实地反映出佛教、道教和谐相处的历史实况.     

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的嬗变

为研究唐宋关中政治变迁与感觉地理意象地嬗变,运用文献分析法,对唐宋诗歌中关中及秦岭文化意象地变迁进行系统研究。研究认为,唐宋时期的关中地区经历了从帝都到“故都”的巨大政治变迁,唐宋诗歌中的关中地理意象也表露出迥然不同的文化感知:唐都长安既是帝国的国都所在,又是无数文人士子实现政治梦想的目标之地,因此有唐一代题咏长安的诗歌俯拾皆是,长安、关中题材的诗歌占有相当份量,以讴歌长安及关中平原“帝王州”恢弘气象、寄托举子科举入仕的政治梦想居多;宋代国都东迁,长安关中失去了全国政治中心的地位,关中平原周秦汉唐时代的大量历史遗迹每每触发宋代士人伤时感世的心灵,宋代的长安访古诗,总有麦秀黍离的历史沧桑感。研究还认为,在唐宋诗中,秦岭在唐代是士大夫政治顺达或困顿的分水岭,在北宋是隐士文化的象征,到了南宋,则成为爱国人士北伐抗战、恢复中原的地理象征。分析,对于认识一个具有重要政治地理意义的传统政治中心地区历史地位与文化意义的嬗变无疑有重要意义。     

唐代江南的渔业经济及社会

江南素有"鱼米之乡"的美誉,唐代江南渔业得到空前发展,出现以捕捞为生的专业渔民,捕捞活动从湖泊延伸至近海,家养鱼的种类变得更加丰富。唐代江南兴盛的渔业促进渔村和鱼市的发展,以"沪"(即上海)为代表的江南渔村开始兴起,江南各州遍布大大小小的鱼市,与之相应的渔文化得到长足发展。     

试论唐代江南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

“江南”一词的涵义古今多异,本文鉴于地理上的完整性和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水平的一致性,也鉴于本文论述的主要对象是“粮食生产”,这里“江南”所指的地域范围主要包括今安徽、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即唐开元时的江南东道的润、常、苏、杭、越、明等州以太湖平原为核心的地区。江南地区经过秦汉以至于隋劳动人民的辛勤开发,到唐代,粮食生产有重大发展,最终改变了全国的经济格局。本文仅就唐代江南地区粮食生产发展的原因作些探讨。     

遣唐使和中日文化交流

中日友谊,源远流长。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指出:“日木人民同中国人民是好朋友。”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两千年友好交往的历史。唐代是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发展的重要时期。唐代高度发展的封建经济和封建文化曾给予周围各国以积极的影响,同时它还广泛地吸收外国文化的优秀成果,互相交流,取长补短,共同提高。首都长安成为亚洲和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之一。这一时期,以遣唐使为标志,揭开了中日友好往来和文化交流的新的篇章。     

试论中晚唐时期的"銮舆播迁"

中晚唐时期,屡次出现皇帝因为各种危机而逃离长安即所谓"銮舆播迁"的现象.笔者通过具体分析指出,统治者素质的严重退化导致军事防御中一系列战略战术上的失误,而长安危急时的仓皇逃离又充分显示出其无能与怯懦;另一方面,统治者在仓皇逃离长安后却力求速为收复,其重要出发点是对长安财富与宫室的贪恋.正是基于这样的主观原因,统治者不顾关中经济残破、强敌侵逼的事实,继续定都长安并以政治权力维持其稳定与繁荣.这种定都格局,导致一系列连锁反应,对唐的灭亡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长安文化和唐诗中以长安为主题的诗

长安文化孕育了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积极向上的民族精神。长安文化所具有的凝聚力、感召力以其深厚的人文内涵对中国传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是其他任何地域文化所不可企及的。在这块土地上所演绎的无数次盛衰更替以及所形成的历史文化积淀深深地吸引了历代文人。同时,长安作为帝都,成为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不已的题材;唐代诗人以长安为主题的诗歌内容丰富,充分体现了长安文化所独有的本源性、悠久性、系统性和历史传承性。     

浅析大历山水诗的主要艺术特色

我国的诗歌发展到盛唐之后在题材内容和艺术风格上发生了较大变化。大历诗歌,是诗歌发展中一个承前启后的过渡时期,是联结盛唐和中晚唐诗歌的重要纽带。活跃在大历诗坛上的主要有以下一些诗人:其一是以“大历十才子”为主体的一部分诗人。主要有钱起、卢纶、韩翃、司空曙、苗发、崔峒、耿炜、夏侯审、李端、郎士元、吉中孚、畅当等。他们的活动范围主要是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其二是江南吴越地区的如刘长卿、李嘉祐、严羽、朱放、秦系、张继等。其三是韦应物、顾     

论唐代士人的恋京心态

唐代士人有着普遍而强烈的恋京心态,当时的诗人甚至说“生作长安草,胜为边地花”。在这一心态制动下,不仅有大量士子为了科举功名久寄长安,身不在长安的唐代士人们也参与创作了大量以望京、忆京、梦京、思京、归阙等为主题的诗歌。其中,贬谪文人和动乱流寓文人的思京恋阙情绪尤为强烈。流贬士人从离京赴任开始,眷念京城的“强烈情感”便主导着他们的意志,构成其被贬后意识的“主要内容”。因社会动乱流寓在外的文人如杜甫、韦庄等,他们思念长安的精神内涵,除了对个人生活和政治归属的诉求,还有对国事民生的忧虑和社会现实的关注,其家国同一精神与屈原一脉相承,在思京诗中显示出更丰富的情感内容和更高的思想境界。与前后朝的士人相比,唐人强烈的恋京心态具有鲜明的时代独特性,因之所创作的恋京诗也蔚为大观。这一现象在本质上缘于唐人对儒家经世致用思想的信守和执着的事功精神。即使在政局紊乱、救时无方的中晚唐,士人们无奈退避,对长安表现出一定程度的疏离,也未曾真正放弃对事功的追求和长安的眷恋。此外,这一心态还与唐人心中的长安情结与盛世情结、唐代官僚对君主的强烈依附以及唐人重内轻外的任职观念诸时代因素密切相关。     

乐府江南诗中“江南”意象的形塑及其流变简

乐府诗对“江南”的展现经历了汉末古辞奠定基调、萧梁文人雅化与唐代重回现实风俗三个阶段,形成了以采莲与采莲女为基本要素的经典“江南意象”,这一意象的提炼形成与继承转变体现着一定时期内创作者的文化意图,也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这个时期的社会风貌：汉代古辞《江南》是后世江南乐府诗的起点,它本身的叙事策略使有限的文字提供了风情无限的情境。如何在表达文人理念、创造新的写作传统、表达旧有的江南主题间寻求一种平衡,梁代诗人雅化的《江南弄》即是一种回答。从这些浓郁文人风的乐府诗里,很容易捕捉到粱代文人与民间对江南不同认识的微妙差异。梁代江南乐府诗开创了一个描写江南的新经典,它构成了粱式的江南中心和主要意象。关于江南,唐代诗人的意图与其说是塑造一个符合现实理念的形象,不如说是一种体现作者官方职责的诗歌表达。文人利用诗文等进行社会教化,拯弊匡俗的心理甚于以往。而另一类诗人选择江南某些地区进行追慕式的述怀,略带夸张的描述连同诗人的过于浓重的情感,或许是一种避开朝廷党争纠缠、偏居一方乐山乐水的说辞。     

从唐代游侠诗看唐代游侠及侠文化的新变

从创作的文化背景来考察,唐代游侠诗主要表现为两大特点:一是游侠大量聚集于都城长安,这体现了长安都城文化对侠文化的包容;二是游侠与边塞战争的结合,这表现了侠文化对儒家文化的互补与回归;这些特点均体现了侠文化在唐代文化影响下表现出的独特魅力。     

何处是“江浙”:中国古代“江浙”地理概念的建构与演变

“江浙”这一地理概念，在历史时期经历了一个不断建构和演变的过程。南朝至元，“江浙”多被用来指代北起太湖流域、南至钱塘江流域的传统吴越地区。入明以后，“江浙”在时人认知中有了三重地理标识涵义。尤其在明代江西省政治、文化地位平稳上升的时代背景下，以“江浙”指代江西、浙江两省的说法占据了社会舆论的主流。至清顺治二年(1645)江南省建立后，其与江西在“江浙”概念的博弈中占据了绝对优势地位，朝野舆论转以“江浙”指称江南、浙江两省。清中期以降，伴随着江南分省后“名”“实”转变的基本完成，江苏遂取代了江南在原“江浙”称呼中的位置，“江浙”地理概念最终成型。以上现象表明，地理概念的建构和衍变有其固有的规则，行政区划、历史渊源乃至地域人群的主观意愿皆会影响时人之于特定地理概念的判读。     

仕宦文化与隐逸文化的双重文化体系——唐长安文化管窥

在中华文明体系中，儒释道文化一直伴随始终，在儒释道精神之下派生的仕宦文化与隐逸文化相互对立又相互融合，在唐代长安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长安文化是厚重的，有着丰厚的底蕴。以帝都文化为主流的长安文化有着多样性和丰富性，仕宦文化、隐逸文化就是长安文化这条大河派生的支流。     

文儒之士复变之诗:论唐初江南文人的群体特征

江南文化和文学的发展与嬗变是唐代江南文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作为唐代第一代的江南文人,以虞世南、许敬宗为代表的文人延续了陈隋以来江南文人的宫廷文学之士的政治身份,同时又因家族文化和师学传承等因素影响呈现出学行兼备的文儒特征,从而展现出江南文人在唐初的变迁。受其影响,唐初江南文人的诗歌表现出复变相交的创作特征。     

中晚唐社会城市结构的演变和晚唐词的关系

唐代社会生活尤其是中晚唐社会的城市生活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社会转型的特色。唐代社会城市生活的开放性和多元性无疑为其文化的多样性和世俗化趋向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生长土壤。“词”这一文学样式的起源、发展直至定型的演变历程,可以说是当时社会城市生活的最佳诠释方式之一。晚唐词尤其是温庭筠的词则可说是晚唐社会城市生活的一面镜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