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安国《春秋传》义利之辨的展开及其影响

义利之辨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论题。胡安国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吸收前儒的义利之辨思想,将义、利作为《春秋》的权衡标准。在《春秋传》中,义利之辨的展开以天理人欲之辨作为理论依据,以公、私作为义、利的现实判断标准,义利之辨在民族文化和治国方式上分别体现为华夷之辨和王霸之辨。《春秋传》的义利之辨对 “春秋学”及后儒义利观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社会政治实践上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湖湘学派朝鲜传播的内在逻辑——以胡安国《春秋传》为中心

胡安国所撰《春秋传》是南宋时期湖湘学派最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文本之一,不仅在宋元明时期被封为科举官方定本,在朝鲜也广为传播,至今仍能找到当时刊行、收藏的诸多版本。南宋以后,华夏各族交融,东亚诸国加速了深度融合的进程,这为春秋学的繁荣提供了历史契机。中古以后的朝鲜,佛教影响力式微,儒学的重要性不断提升。胡氏《春秋传》上承汉儒王官之学,废考据训诂之途,对华夷之辨、经世致用的强调,进一步推动了春秋学的理论转向;朝鲜地缘政治之现实,惟吸纳《春秋》“尊王”要义,坚守“夷夏”之辨,方有利于其在宋、辽、元、清等强势政权的威压下强化自我身份建构。     

胡安国对程颐《春秋传》的继承与发展

在宋代《春秋》学中,程颐承上启下,对胡安国影响甚深。通过对两部《春秋传》的比较,可见胡著对程著存在继承关系;特别是在天理、义利、夷夏、君臣等方面,胡安国对程颐多有引申和发挥。胡氏《春秋》学 大纲本诸程氏,在其基础上又有所深化,义理愈加精微严密,实有后出转精之意。     

胡安国《春秋传》的礼学观

<春秋>与礼关系密切,礼的本末、常变关系,历来是<春秋>学讨论的热点.礼有本末之分、文实之别,礼有常亦有变.胡安国的<春秋传>提出了"正身治人礼之本、威仪文辞礼之末"的思想,强调"礼以敬为本"观点.胡安国认为,礼之"本"与"实"是不可更改的"礼之常";而礼之"末"与"文"则是可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调整的"礼之变".在"礼之常"与"礼之变"之间,有一个基本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那就是"变而不失礼之正,则犹可矣"、"变而不越乎道之中".     

胡安国《春秋传》宗庙礼制之经世功用

宗庙是承载庙祭教化的祭享之所,宗庙文化是儒家学者研究的重要内容,《春秋》向来尊严庙制,胡安国在《春秋传》中对宗庙有一系列的解读,凸显出鲜明的经世价值。主要体现在：第一,传承二程义理之学,以“理”释礼,因象明礼,使《春秋传》成为宋代春秋学由神秘思维转向义理解经的关键著作;第二,扬《春秋》万世之法,正君臣父子夫妇之名;第三,秉《春秋》大义,全君臣恩礼,在尊君抑臣的思想中并非一味压制臣下而讲恩义;第四,彰圣王之道,以民为本,提醒君主勤政修德。其精心诠释的理学思想、正名思想、尊君思想、民本思想对南宋走向中兴之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先《传》后《经》辨--论《左传》与孔子《春秋》之关系

《左传》与孔子《春秋》的关系,是学术史上一桩难以解决的公案。探讨《左传》的身世来历, 理清《左传》与《春秋》的关系,证明左丘明《左传》先于孔子《春秋》而成书,孔子《春秋》依据《左传》而撰 成,提出先《传》后《经》的新见解。     

司马迁与《春秋》学之关系论

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之间的关系是《史记》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内容。《春秋》是司马迁撰写《史记》的文化范本,两者之间的关系集中在四个方面:其一,司马迁与《春秋》学的关系;其二,《史记》与“春秋三传”的关系;其三,孔子获麟一事对司马迁撰写《史记》有启示作用;其四,司马迁与“春秋笔法”的关系。上述四个方面拧结在一起,遂构成了司马迁与《春秋》以及《春秋》学的关系。     

《文心雕龙》的《春秋》经、传批评

<春秋>经、传是儒家最重要的典籍,其对后世经学、文学、哲学、史学等所产生的影响无与伦比.<文心雕龙>将经传视为"原始以表末"的最重要依据和"选文以定篇"的首要范本,并从文学角度深刻论述了其意义和价值:经"举得失以表黜陟,征存亡以标劝戒",传乃"记籍之冠冕",二者共同树立起了文章立论之规范;经传俱隐义藏用,于文为约,吐纳自深,是后世箴、颂、议对、史传等诸体文学创作的光辉典范.     

试论朱舜水与胡安国的《春秋》观之异同

朱舜水的《春秋》观对《大日本史》编史意识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春秋》观又深受胡安国《春秋传》的影响。比较分析二人《春秋》观,对于《春秋》学史和《大日本史》史观的理解都很有价值。我们认为,二人的《春秋》观之间虽有渊源关系,但学术重点不同,学术风格各异。胡安国意在“尊王”之统绪,以谨始通贯他旨;朱舜水意在通过“尊王”之阶序,以虚君敬奉天命。胡安国的《春秋传》作为科举定本一直影响了元明清三朝,在政治上强化了“尊王”的论述;朱舜水指导编纂《大日本史》对德川日本的体制和儒学话语变迁都有所影响,其“虚君”问题一直延续到明治时期。二人在《春秋》观上的差别有身份、地域及历史境况的原因。胡安国的《春秋》观作为朱舜水《春秋》观的重要来源是需要加以说明的,但更重要的是揭示二人《春秋》观之“异”的《春秋》学意义。     

"孔子作《春秋传》说"辨议

“孔子作《春秋传》说”首见于清人张沐《春秋疏略》 ,再见于清人许伯政《春秋深》 ,三见于近人毛起《春秋总论初稿》 ,非始于姚曼波女士。姚曼波女士《春秋考论》的考证推论充斥着穿凿附会、武断臆测。     

《春秋》"三传"同异离合关系论略

汉代经学兴起以后,学者们围绕《春秋》和“三传”发生多次大的争议。除“三传”来历及其与《春秋》关系等基本问题之外,有关“三传”间异同、优劣的纷争更成为久而难决的议题。作者针对《春秋》与“三传”、“三传”（尤其《左氏》与《公》、《毂》）之间的关系问题,梳理了宋代以前的主要观点,认为“三传”同根于《春秋》,“三传”体制不同且大义有别,因而既不宜彼此优劣,更不能互相取代。     

王安石《春秋》学思想探究——以《春秋》公案考辨为中心

"断烂朝报""不列《春秋》于学官"是《春秋》学史上的两大公案。王安石所谓《春秋》"断烂朝报"指《春秋》注解之书,并以《春秋》经发展的特点而确有"不列《春秋》于学官"之意。王安石以其经学思想区分《春秋》经与传,视《春秋》经为"难知"但"可知",对《春秋》传则由"取"到"疑"以至"不足信"。针对《春秋》中天人关系、伦理等级等问题,王安石提出"任理而无情""以道进退"。王安石在北宋《春秋》学进程中间接为《春秋》学发展指明了新的致思方向,有一定的学术地位。     

佛经与《列仙传》之关系辨

《列仙传》是释道合流的产物。中土文学对佛典散韵结合形式的模仿并非始于唐代之变文,应言《列仙传》首肇其端。我们试从佛道二教渊源、《列仙传》内容、结构体制与佛经的种种微妙关系角度阐释佛经对《列仙传》的深层影响。     

《左传》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

中国长期农耕经济的熏陶,造就了中国人"依圣托古"的文化心理,这使得经典诠释在社会变迁与文化创新中扮演了特别重要的角色,也直接引发了中国经典诠释实践的早熟。历史上,在标志着中国诠释实践开端的三传对《春秋》的诠释中,人们对《左传》的诠释,多肯定其"传事"而批判其"不传义"。事实上,《左传》对《春秋》的诠释,是兼具"传事"和"传义"的。在战国社会由贵族政治向君主政治过渡的大背景下,《左传》作者通过从"尊君"到"重礼"的重建,从"尊王"到"民本"的辩证,以及从"灾异"到"尚巫"的复归等对《春秋》的创造性诠释,承担起了社会转型下思想转承和观念重塑的历史使命,也因此而成功地展现了其兼具"传事"与"传义"的创造性诠释风格。     

论黄震的《春秋》学思想

黄震是南宋末年一位博学通儒,其为学反对空言心性,主张躬行实践。其主张体现在治《春秋》上,即将《春秋》视作史书,反对《春秋》学上的褒贬凡例之说,力图以史事为根据来注解《春秋》,反对没有根据的臆度和猜测;在《春秋》经传关系上,绝对信经疑传,但又反对时人将"三传"束之高阁,而是有所取舍,并且尤重《左传》;重视训诂之学,反对空言《春秋》大义,尤其注重结合社会现实阐发《春秋》经义,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     

朱熹理学化的帝学思想——以《经筵讲义》为中心的考察

《经筵讲义》是朱熹为引导宋宁宗成君德立圣治,建构其理想的帝王之学而作。为此,他紧扣《大学》三纲领,以“天理”所赋之“明德”作为人的本质属性,诠释了尧舜可学而至的理论依据及工夫进路,从而将帝王纳入了“天理”所规范的范围,要求他与普通人一样按照理学的标准修身,成就盛德至善的圣王功业,寄寓了朱熹以学术影响政治,以理学建构帝学,致君尧舜的理想,客观上促进了理学的社会化。     

从《左传》看嫡长子继承制与春秋动乱之关系

周代基于商王朝传弟制度的弊端确立嫡长子继承制,却并未真正避免争位之乱,除了复杂的社会政治原因外,这种制度并未彻底实施也是引起动乱的一个重要因素。导致这种制度未彻底实施的原因有三：嫡长子继承制本身的逻辑漏洞;该制度与人情人性相违背;该制度与现实政治相脱节。     

柳宗元论左氏与《左传》、《国语》及《春秋》之关系

通过对<柳宗元集>中相关内容的整理,可以得出以下结论:首先,鲁人左丘明,曾言事孔子,稍先于或稍晚于孔子或与孔子同时,为<国语>的作者;其次,<国语>总体上文胜而道蔽;再次,<春秋>为经,<左传>为<春秋内传>、<国语>为<春秋外传>,左氏为<国语>、<左传>二书的作者;最后,孔子根据左丘明之<左传>、<国语>中的鲁史删定而成<春秋>,而在孔子之后的一位姓左的史官又通过对<春秋>经的训诂疏解而作<春秋左传>.     

论《史记》"虽背《春秋》之义"

鲁迅在其所著《汉文学史纲要》第十篇《司马相如与司马迁》中 ,盛赞司马迁《史记》为“史家之绝唱 ,无韵之《离骚》”。这个评语 ,精湛切要 ,得到广泛认同和传诵。但史迁之著 ,在动机、效果、笔法诸方面 ,都涉及一系列深刻的矛盾。只有正确地分析和解决这些矛盾 ,才能有效地探求《史记》的著述目的和“一家之言”的确切内涵。而要探究这个问题 ,鲁迅所云“虽背《春秋》之义” ,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前提。本文试以《春秋》笔法为参照 ,稽诸前修时贤所论 ,对《史记》作一个特定角度的再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