协商民主在城中村治理中的价值与实践

城市化加速发展和社会结构深刻变化,使城中村及村转居社区治理面临许多新挑战。一方面,该区域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呈集中多发态势,另一方面,城中村居民自主管理、民主法制意识和利益诉求在不断提升,而基层政府管理体制和工作方法却存在诸多不适应的地方,致使社区治理绩效难以达致理想状态。因此,探寻政府行政管理和基层群众自治衔接互动的最佳结合点,成为理论和实践的难题。协商民主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了城中村治理中实现政府与村(居)民良性互动的要求,同时也为城市基层治理提供了有效的利益整合机制、公共参与机制和协商沟通机制。鉴于目前基层协商机制运行尚处于实践探索阶段,故应着力于协商民主制度的完善和协商主体能力的培养,以切实推动城中村社会治理改革创新。     

协商民主与中国农村治理现代化

在中国广大农村实行协商民主既有必要又是可能的,因为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和文化都为此做好了准备。农村协商民主具有丰富性、复杂性、多样化的特点,也是一个不断演进和发展的过程,必须厘清其边界和范围,并实现不同层级的协同联动。农村协商民主的最大优势在于:有助于改变农村政治文化生态,提升广大干群的主体性与创造性。不过,目前,农村协商民主还处于起步阶段,有不少问题需要解决,其中最重要的是应注入现代思想意识,尤其是要强调法治思维。     

协商治理:农村自治转型之路

协商治理是一种以较低的成本实现较好治理效果的治理方式。乡村振兴背景下,村民多元化的利益偏好冲突很难整合,农村利益冲突更加复杂,农村治理陷入困境。搭建利益整合平台是农村治理转型的关键。充分利用协商机制对农村社会进行治理是影响农村发展的关键。新时代的协商治理呈现治理单元微小化、治理内容细碎化、治理手段灵活化等特点。作为一种治理手段,协商治理有自身的限度,需要在实践中加以优化,以促进协商治理在农村生根发芽。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协商资源及其现代价值

中国古代国家治理中的协商资源按其制度环境和实践特点可分为先秦和秦汉以后两个阶段。先秦时期的议事习惯是原始民主及其在早期国家的遗存,包括部落联盟的议事民主、君主重大决策中的咨询、国人议政、三询的制度设想和士人议政,秦汉以后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下,协商演变为权力体系内部决策过程中的朝议、谏议以及权力体系外自发形成的清议、乡约。在君主专制的制度安排下,中国古代有政治协商但无协商民主,古代协商实践的主要形式是政治过程中的重大决策的咨询和审议。历史上协商发挥了重要的国家治理功能,咨询和审议能够赋予决策以合理性和合法性,协商促进各方参与和达成共识,是专制政治的安全阀。健全人民民主制度,培养理性审议精神,鼓励形式多样的协商实践是古代协商资源,对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农村非政府组织在乡村协商民主中的价值意蕴

协商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促进乡村良善治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而农村非政府组织为发展乡村协商民主提供了社会基础,有利于乡村协商民主的完善和发展。具体说来,农村非政府组织可以提升农民的协商意识和协商能力,促进乡村协商民主的持续发展;农村非政府组织可以为乡村协商民主提供组织支持,提升乡村协商民主的成效;农村非政府组织可以培育充裕的社会资本,为乡村协商民主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和土壤。     

试论高校治理与协商民主

传统的高校管理体制始终未能解决好我国高校与政府、社会的关系,也未能处理好高校内部各方面之间的关系。从“公司治理”借鉴而来的“高校治理”是一种新的高校管理体制,协商民主是与选举民主相并列的一种民主制度。在高校管理体制创新中引进协商民主制度对于调整高校内外部之间的各种关系、构建高校治理结构具有重要的价值。     

论我国农村协商民主中的主体培育

农村协商民主的推进需要协商主体具备现代公民应该具备的政治德性、提出理由论证自己权益要求及进行理性探讨的参与能力。在我国大部分地区,基层政府、村民社会组织以及村民个人在政治德性和参与能力方面的欠缺已经成为制约农村协商民主发展的瓶颈。要突破这一瓶颈,需要政府转变观念,树立善治和共治思维,同时对村民社会组织进行法律、政策、资金方面的支持,鼓励和支持村民社会组织的发展,积极培育合格的农村协商民主的协商主体。     

协商民主视域中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治理

近年来,我国环境群体性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在于公众参与不足导致的环境决策异化。协商民主强调公民平等参与,在理性协商的基础上形成环境决策,增强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互信,在治理环境群体性事件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以协商民主的方式预防环境群体性事件需要推动政府从"统治型"向"治理型"的转变,加强协商平台建设,公开环境信息,培育和引导环保组织积极参与协商。     

协商治理: 一个成长中的新公共治理范式

公民治理通过引入公民参与,构建多元治理体系,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途径。从行政生态视角出发,我国公民治理发展中存在着平衡性差、互动性弱、复杂性高、联结性低、理念缺失的现实困顿。对此,在探求公民治理系统与政治系统、经济系统、社会系统、沟通网络系统、符号系统互动的基础上构建公民治理系统分析模型,提出公民治理发展的优化路径。     

农村新社区治理创新研究

三农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行乡村振兴战略,并对基层社区治理提出了新要求。但当前农村新社区治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官本位意识的不良影响、部分社区党组织功能弱化、部分社区自治流于形式、部分社区矛盾出现激化、行政执法存在利益化倾向等。针对创新农村新社区治理路径,提出提高村民自治意识、加强社区党组织建设、健全社区自治体系、推动建立“五社联动”治理模式、不断完善执法机制的对策。     

新乡贤治村研究:文献回顾与探索展望

新乡贤治村研究是近年兴起的一个重要议题。回顾文献发现,现有文献集中关注新乡贤治村何以提出、何以可能、何以必要、何以可为、何以推进等方面,聚焦于生发依据、内外条件、功能意义、方式逻辑、问题对策等内容。总体上,研究内容的幅度和深度不够,研究方法缺少有深度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探索和思考,研究理论的原创性和贡献度还有待提升是现有文献存在的问题。未来研究应该不断拓展和深化关于新乡贤治村的研究内容,坚持研究方法多元化,着力构建和形成新乡贤治村研究的本土理论话语体系。研究对于新时代深入探索新乡贤治村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农村“留守儿童”问题及其治理对策研究

中国农村“留守儿童”问题逐步严峻,受到社会高度重视.文章通过文献分析与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揭示出农村“留守儿童”在学习成长、品行塑造、心理健康等诸多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及其原因,在此基础上根据公共治理理论的思想,提出了从政府、学校、社会、家庭四个层面有效解决农村“留守儿童”问题的系统治理对策.     

善治视阈下和谐农村权力格局的蕴涵

构建和谐农村权力格局是有效农村治理的关键环节。作为一种理论架构,善治理论打破了"国家-社会"两分法的传统思维,追求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耦合。以"善治"为分析框架和目标追求,从价值性、目的性、战略性三个维度厘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和谐农村权力格局的内涵,可以为实现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提供理念支撑和价值取向。     

农村基层治理的技术契合与创新进路

党的二十大就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作出重要部署。利用先进的技术手段推进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既是社会治理的重要范畴，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和根本保障。在推进农村基层社会治理的进程中由权威治理方式向技术治理转变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趋势，而技术可以或正在成功解决基层治理中一些长久积累的困境。由传统权威治理到现代技术治理再到整体性治理，农村基层治理模式并非一个固化的理论和实践体系，尤其是在物联网、大数据、智能技术等推动下，信息技术不断提升治理效率、重塑治理格局、破解治理难题。借助现代化的技术和创新模式，信息技术具有的显著特征与基层治理存在诸多内在契合，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都在影响和改变着基层治理，并引起基层治理目标、决策、收益等内部治理机制的变革。信息技术创新与农村治理的紧密契合、渗透，将推进农村信息化，转变农村治理范式，为农村治理增添新的活力和动力。利用大数据技术、智能技术、物联网技术等对农村现存数据进行快速收集、挖掘、分析、研判、预测以及共享，为农村基层治理精确预判和科学决策提供常态数据和信息，从而让农村基层治理更加精细化、智能化，推动基层治理的精确化进程。村民依靠自身力量，借助科技力量重新塑...     

农村基础设施养护机制研究

采用比较分析等方法探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这一新农村建设的重点,认为目前农村基础设施养护机制的不健全已严重影响了农村基础设施作用的发挥.农村基础设施养护机制不健全的主要原因在于农村基础设施养护上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存在,只有克服这种双重失灵,才能建立符合新农村建设需求的农村基础设施养护机制.     

NGO农村发展项目干预下的乡村治理

通过对NGO组织Y在G村与L村两个项目点的实证研究,试图厘清NGO农村发展项目在乡村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及其介入乡村治理的条件和实践逻辑。分析认为,NGO农村发展项目在乡村治理中扮演了干预者的角色;NGO农村发展项目的介入是解决当前乡村治理中诸问题的一种新路径,是实现“乡村善治”的有效外源动力。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我国农业现代化治理的重要性及推动进路

我国是农业大国,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水平影响着国民经济的发展。在新时代,实现农业现代化治理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由之路,是构建现代化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客观要求。当前,我国农业现代化治理中还存在着许多突出问题,如农业经济管理模式落后于发展需要,具体表现为：一是管理理念比较落后;二是农业经济管理体系创新力不足;三是重产轻质问题突出;四是工作职能边界不够清晰。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落后现象没有得到根本扭转,主要表现为：一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相对落后,投入标准低、配套设施不完善;二是农村公共服务相对于城市还有较大差距;三是在农村教育方面,区域之间教育发展水平仍不平衡。小农户难以嵌入现代化农业进程,主要源于：一是经营规模小;二是资金短缺且借贷困难;三是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够健全。农业从业人员素质偏低制约了农业发展,表现在：一是传统农作物种植方式导致农业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不高;二是年老的农民缺乏农业科技知识和技能,且精力有限,导致农业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状况非常不理想;三是农村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现状难以满足农民美好生活需求。面对以上突出现状,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宏大背景下,实现农业现代化治理需要优化农业经济管理体系,一要提升相关领导重视程度,二要健全管理体系,三要加强对农村经济管理工作的指导和监督,四要提高工作人员综合素质。在补齐农村基础设施短板上,一要加强公共基础设施建设,二要加强公共服务的相关设备设施、场地等建设,三要创新农村基础设施管护机制。在推进农业科技应用方面,一要重视科研体系构建,二要加快推进科技创新供给侧改革,三要加快创新人才队伍建设。在当前,要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发展的有机衔接,一要加强制度保障,二要鼓励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大力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为了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一要抓牢教育环节,二要创新新型职业农民的职业教育机制,三要构建优秀人才回流的动力机制。     

多元共治:乡村振兴战略视域下的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创新模式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与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互促共进，前者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题中的应有之义，也是实施该战略的助推器，后者为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农村生态环境问题可归因于相关主体责任缺失，既有地方政府"主导者"角色缺位，也有部分地方企业不重视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甚至污染或破坏环境的因素。另外，农民环保意识淡薄，非政府组织参与治理的能力有限等因素亦不容忽视。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实现乡村社会的全方位振兴，亟待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地方企业、农民、非政府组织、农村社区等"利益攸关者"各司其责，且"多元共治"。其中，地方政府切实承担起"主导者"责任；地方企业需强化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的社会责任；农民应增强治理主体意识；非政府组织需提升参与农村生态环境治理的能力；农村社区则应发挥生态环境治理的"主场"优势。     

农村现代化中的社会转型和农民观念转变

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农村社会发生了深刻变革,农民的观念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但权力崇拜意识、平均主义、家族观念还有一定影响,从而制约着农村现代化和农民创造性发挥。因而,必须引导农民树立现代市场经济观念、法制观念、科学观念,使农民实现从传统人格向现代人格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