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的农村高等教育

本文从解决农村贫困的核心战略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农村人力资源的开发呼唤农村教育改革;农村经济社会发展呼唤农村高等教育发展;发展农村高等教育不是梦;发展农村高等教育的对策五个方面,论述了发展农村高等教育是开发农村人力资源的必由之路的新观点。     

推进农村现代化进程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目标

党的十六大确立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 ,农村现代化是实现小康的必由之路。本文认为农村现代化包括农村工业化 ;农村产业宏观多样化、微观专业化 ;农村城镇化 ;体制市场化 ;社会组织化、协调化 ;人的现代化。实现农村现代化的难点是农村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农村城镇化、农村社会发展的协调发展问题。最后本文提出了实现农村现代化和小康目标的战略选择。     

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受种种因素制约,形势严峻:一是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多,转移任务重;二是农村劳动力素质较低,转移难度大;三是城市经济人口承载力严重超载,拉力小、辐射力弱,转移空间小;四是农村劳动力城镇生活压力大,转移能力弱;五是相关制度建设明显滞后,转移阻力多。要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必须采取相应的对策:第一,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是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根本出路;第二,发展中原城市群,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第三,扩大劳务输出规模,拓展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外部空间;第四,大力发展农村第三产业,扩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容量;第五,改革户籍管理、健全保障制度,解除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阻力;第六,提高农村人口素质和农村人力资本水平,突破制约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瓶颈。     

国外农村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国外农村教育的发展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主要内容包括:实施全民教育,提高农村人口的整体素质;通过立法和政策保证农村教育的发展;政府提供农村教育的经费支持;农村基础教育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农村非正规教育促进农村社区发展等.     

城镇化进程中河南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路径探析

河南省农村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存在办学条件差、师资队伍水平不高、教育资金不足、学生现实问题多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改变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现状,必须帮助农村贫困地区搞好经济建设,提高经济实力;加大对农村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的投资力度;合理、均衡配置教育资源,加强农村贫困地区教师队伍建设;建立健全农村贫困地区中小学学生奖励制度;继续完善农民工子女上学政策;保障农村贫困地区学生的安全;加强立法,切实保证各项政策的有效施行.     

农村小城镇化战略的六大误区

中国之所以选择了主要靠发展农村小城镇来推进中国农村城市化的战略 ,甚至以农村小城镇化代替农村城市化 ,是由于人们在对城市和城市化性质和功能的认识上存在着许多偏差并对农村小城镇在城市化过程中的作用作了过高的估计。概括起来有 6个误区 :认为农村小城镇是城市 ;认为只有靠发展农村小城镇才能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 ;认为农村小城镇的发展可促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实现 ;认为农村第二、三产业的发展应依托农村小城镇 ;认为农民渴望进入农村小城镇创业和生活 ;认为“城市病”限制了大城市的发展。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面临的问题

我国农村人力资源开发中面临的问题主要是:国家和个人对农村人力资源开发的投入严重不足;农村人口受教育程度、文化素质偏低;农村劳动力科技素质整体水平不高;农民和乡镇基层人员经营管理素质不高;农村人口的思想观念比较落后;市场意识比较薄弱;法律意识淡薄。     

当前农村义务教育发展若干问题及解决对策

农村义务教育发展存在着发展基础还相对薄弱,城乡差别较大;质量不高,课程改革滞后;师资力量薄弱,教师待遇较差;财政经费普遍短缺;留守儿童教育问题和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急需解决。在归因的基础上,提出相关对策,即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进一步健全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保障机制;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深化农村教育改革;建立健全农村学校校长遴选机制、教师补充机制和教师交流机制;建立城市教育资源为农村服务的体制;努力推进农村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     

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及其构建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基本内涵是指:满足农村公民公共文化需求,保障农村公民基本文化权利的公共文化产品生产和服务体系.其构成内容主要包括: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主体和对象;农村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内容和提供方式;农村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人才队伍;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资金投入机制.完善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需要合理的制度、健全的政策法规和有效的监督机制的支持和保障.     

“零零后”谁去农村幼儿园任教？

通过对1186名农村幼儿园顶岗支教实习生的调查发现：农村生源,父母职业为农民,家庭收入低的学生更愿意留在农村任教;职业认知较好的学生更愿意去农村任教;对农村幼儿园环境感知较好的学生更愿意去农村任教。离家近,农村幼儿园人际环境好,在农村幼儿园任教能实现自我价值是学生选择农村幼儿园的主要原因;实习生认为优先为农村幼儿园教师分配编制,提高工资待遇,改善生活环境是吸引更多人才去农村任教的重要条件。为吸引更多高素质人才到农村幼儿园园任教,未来应从与本地高校合作,实行农村幼儿园教师本土化定向培养;优化国家农村幼儿园教师支持政策,切实增大其吸引力;培养改造乡村教育的能手三个方面进行改善。     

“任务型乡贤”与乡村振兴中的精英再造

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之中,地方政府面临着治理任务加重与治理主体缺失的双重难题,H县打造了以“任务型乡贤”为主体的“321治理模式”,吸纳农村党员、人大代表以及中心户长多元主体参与到国家任务的完成过程之中,并采用精细化、网格化、任务化以及平台化的运作机制与技术治理策略,实现了对于农村精英的整合与再造。不同于传统乡贤与新乡贤,“任务型乡贤”的运作是一种半正式化的吸纳性治理模式,在参与乡村治理的过程之中不仅有助于上级治理任务的完成,而且还从某种程度上激活了乡村社会中的村民自治,提高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热情。这种将先进治理方法技术与传统治理经验相结合的社会治理创新模式,促进了“自治、法治、德治”三者相结合,有助于乡村振兴“治理有效”目标的实现。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

回顾乡村治理结构变化的历史过程,农村社会结构以及不同治理主体间关系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目前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协调不同治理主体关系、实现村民利益有效表达、推动农村社区民主意识形成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作用。由于自然嵌入农村社会结构,农村社会组织通过组织运作实现了不同治理主体的广泛参与,这与目前乡村多中心治理格局目标相得益彰。乡村治理过程显然需要组织运作机制与传统村民自治机制有机结合。因此,农村社会组织充分发挥其社会功能,并与农村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相互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农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路径构建

乡村治理的效度是衡量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程度的重要标尺,事关社会稳定、国家发展和中华民族复兴之大计。以基层政府、村“两委”、乡村精英和普通村民等为代表的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是实现乡村治理有效的治本之策。对当前乡村多元主体在合作共治中所面临的现实困境加以聚焦,以参与能力提升、共同利益塑造、治理制度建设和治理技术优化四大抓手为举措推进乡村善治进程,成为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多元主体协同共治的基本路径。     

我国乡村治理发展趋势初探

农村发展历来是影响我国国家发展的重要因素,尤其是新中国成立以后,乡村治理得到党中央的高度重视。经过半个世纪的不断探索,乡村治理工作获得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摸清乡村治理的变迁逻辑,洞悉乡村治理的发展方向,有助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工作的顺利推进。在我国复杂的乡土社会中,还无法找到一种具有普遍适应性的乡村治理模式。然而,将来我国乡村管理工作的去向应具有转变政府职能、优化治理结构、重构农村金融体系和提升农民公共意识的朝向。     

乡村治理变迁下的农村社会组织功能研究——基于甘肃省Z县X村扶贫互助合作组织的个案

改革开放30年,在市场经济不断渗入和农村土地制度调整的背景下,农村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多中心的乡村治理格局正在成为中国农村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主要方式。农村社会组织作为治理活动中的重要主体,在推动农民集体行动和孕育基层民主等方面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在简要回顾乡村治理变迁历史过程的基础上,结合西北地区一个典型的乡村组织个案,具体阐释农村社会组织在当代乡村治理过程中的社会功能。各类农村社会组织与农村党组织、村民个体等治理主体间合作协商是解决目前乡村社会治理困境的主要出路。     

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基于贵州省M县S村的考察

乡村振兴背景下,“抓党建促振兴”成为推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一种可行路径。通过对贵州省M县S村的案例考察发现,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之所以成可能,原因在于21世纪以来乡村社会变迁、基层治理模式转型以及新时期农村党的建设新要求。基层党建嵌入之所以能够优化乡村治理,关键在于基层党建通过组织嵌入乡村治理夯实了治理基础,通过行动嵌入乡村治理优化了治理方式,通过职能嵌入乡村治理重塑了治理属性;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之所以能够有为,重点在于基层党建与乡村治理能够在组织结构、治理目标上实现耦合,并形成互动。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中,要进一步优化基层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路径,推进乡村治理有效实现,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乡村振兴视域下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研究

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既是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农村基层社会治理层面的具体实践,也是支撑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助力实现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和重要举措,其生成逻辑具有多重向度。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面临着经济基础薄弱、法律制度不健全、农民群体法治意识淡薄、司法资源供给不足等诸多障碍。应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上,以权力规制、权利保障为核心,夯实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的制度基础,构建多元化解矛盾纠纷机制,加强农村基层法治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农村基层法治理念培塑,籍以助推农村基层治理法治化向纵深发展。     

乡村振兴背景下的乡村治理路径研究 ——基于安徽省大圩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的考察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乡村治理作为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长期以 来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安徽省大圩镇在乡村治理路径的探索过程中，形成了富有特色的乡村治理“五合模式”。大圩 镇乡村治理“五合模式”是指以农村基层党建“聚合”为引领、以乡村治理空间“融合”为平台、以乡村治理主体“联合”为依托、以 乡村治理方式“结合”为抓手，以回迁村社居民“和合”为目标的乡村治理实践创新，解决了基层党组织弱化、党委政府权威和公 信力降低、居民参与不积极、社区建设不完善等问题，极大地促进了大圩镇乡村治理现代化建设。     

西南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的复合型治权结构及行动逻辑:历史底色与现代启示

乡村治权结构的优化与转型,深刻影响着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乡村振兴目标的实现。边疆民族地区乡村社会的治权结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形态。既有研究对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权结构的认识,强调从精英/能人的能动性出发,或是侧重于精英权力存在的社会组织土壤。然而这样认识路径,既弱化了传统共同体内涵的整体性权力面向,也遮蔽了边疆乡村社会复杂而又特殊的治权结构事实。通过中国西南区域农村深度调查材料发现,传统时期的治权结构表现为整体性权力与个体性权力的复合支配,具有三层逻辑意涵:一是作为权力化身的整体对个体的支配,二是拥有权力的个体对处于服从地位的个体的支配,三是整体性权力支配往往优先于个体性权力支配。民主改革以后,复合型治权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但是历史的底色尚未完全褪去。在当今社会,探析复合型的治权结构及其嬗变进路,促进治权结构的现代化,最终转向整合式的治理图景,无疑对于提升边疆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能力、加快乡村治理体系现代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与建设路径

乡村振兴是破解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重要战略部署。从分析乡贤文化和乡村治理关系变迁入手,阐述了乡贤文化的时代价值,即有助于重塑乡村治理主体、营造文明乡风、提升公共服务质量、引导资金技术回流。在分析新时代乡贤文化建设的实践样态和误区的基础上,提出了乡贤文化的建设路径,即明确乡贤群体的身份界定归类、构建多元协作的乡村治理主体、建立人本亲善的配套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