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魏碑书体的特点与渊源

书法学研究是继承发扬传统文化的一项课题。从现代书法学现象入手,切入古代文化的脉络。提出魏碑是我国书法学史上第一座高峰,为新魏碑体正本清源找到合理的归宿。      

论锺繇“三体书”及其影响

研究前期书法史时,书家在书体演进中的作用容易被忽略。文章对锺繇"三体书"及其影响的研究,从锺繇所处时代文化背景、书法发展的实际情况及书家的历史地位等方面进行了较详细的考察,发现锺繇"三体书"是当时实用而流行的书体,"皆为世人所善"与其政治生涯紧密相系,是由实用而上升到艺术层次的,并对书体演进起了重要作用。"三体书"中的"铭石书"因处于书体演进趋于结束时期,其魅力犹如天边的晚霞夕阳,虽行将逝去仍发出绚烂耀眼的光芒,为人们赞叹、留恋。"章程书"虽处于小楷草创阶段,却因锺王并举而构成了中国书法特有的"魏晋现象"。"行狎书"是"三体书"中最短寿的书体,因特点不够明显很快被王羲之行书所取代。"三体书"只有楷书以锺王并存的形式贯穿始终。     

六朝“引”体考辨——以《文心雕龙》为中心

《文心雕龙·论说篇》之“序”“引”是否为同一文体,曾经引发海内外文论家的关注.诸家常为“引”体“别成一体”张目,但由于论据没有效力,其结论不能成立.其实,“引”与“序”在六朝时期本是互为代称的同一文体.结合《文心雕龙》“序引”的文体阐释与陆云《与兄平原书》“引”体的叙述语境,六朝“引”体与史传文学密切相关,其文体内涵指向史书列传篇首之“序论”.“序论”在“次事”之外兼又“析理”,故而刘勰《文心雕龙》将“序引”列入“论”体.“引”与“序”在六朝以后发生了文体衍变,“引”体的“随依性”增强,并与诗赋之“序”的文体同一性更为紧密     

读书札记五则

一、“新体”的概念 “新”本意为初，见《广雅·释言》记，《淮南子·齐俗》：“而刀如新剖硎”，注：“新剖，始制也”。再为更旧日新，修旧日新。“体”的本意为身体，形状也。易系辞日：“故神无方易无体”，注曰：“方体者，皆系于形器”。又为规制格式日体，如云国体、政体、文体、字体。又为成形也，《诗经·大雅·行苇》曰：“方苞方体”，笺日：“成形也”。体在几何学上具有长阔厚三度者谓之体。而“新体”者，为修旧体而为新范式。出于旧式，而又有别于旧体，是前不见古人的新范式书法。无论是结构体式还是笔画形态、体势，都继承古人书法之源，综合古人书写规律，得其本质又有区别。     

从“金陵怀古”与“长安古意”看文学的地域性差异

长安与金陵同为千年古都,诸多历史遗迹与名胜风景,吸引历代文人骚客登临凭吊,感慨系之,发为诗文,表现出鲜明的地域文学色彩。本文以“金陵怀古”与“长安古意”这一题材为研究对象,试图从文化地理、自然景观、文学传承与积淀、审美崇尚等方面揭示这一现象及其深层原因。     

论书法美学尚“趣”思想的历史嬗变

“趣”是中国书法理论批评视野的重要审美范畴,书“趣”论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作为书法审美概念,它在汉魏六朝被引入书学批评中;唐宋时期得到充实和发展,并逐渐升格为一个书法审美批评范畴;明清时期,论家对“趣”作为书法艺术的本质、特征及其来源、生成等予以了深化论述,“尚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盛兴局面,体现为一种时代艺术精神和一股艺术审美思潮相别于前朝。     

"圣性"与儒家传统

“圣性”是儒家用来指称成就超越人格即圣人的内在根据 ,虽然“圣性”这个概念在儒家的概念系统中始终没有正式提出过 ,但是对它的探讨却与儒学史相始终 ,与“圣人”一起构成儒家价值观的核心所在。儒家对圣性的探讨经历了一个长时期同时是充满了不同见解与矛盾的过程 ,心体与性体的纠葛是儒家对圣性理解的最终关枢。     

书法审美中的人本倾向初探

尊重人的生命,重视人的生理、精神的健康,提升人的内在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协调发展是以人为本理念的基本内容。文章试图通过从“书以人构”“书如其人”传统书法审美的角度,对上述人本思想在书法审美中的表现作以初步探索。     

浅析北魏时期南北书风融合

从书体的角度看,南方楷法得力于行、草颇多.楷法既成,反过来再促进新体行书、草书、今草进一步完善与发展,各种书体都能风流潇洒.魏碑体以蜕化的八分铭石书为基础,倾斜其体势,加上有"刻风"的渲染,遂成稚拙开张,倔强刻厉的面目.北朝碑版中工美而古质、与魏碑体有所差距的风格,融合南方流美书风后来演化成隋与初唐楷书的主流.楷法弃质而就文,的确是艺术规律和人心所向的结果.     

晚明狂草到清代碑学书法之审美变迁研究

晚明到清末社会剧烈变动,书法风格变迁明显:从晚明行草的狂放到清前期赵董的柔媚、馆阁体的板滞僵化,到清朝中后期碑学复古。晚明狂草书风形成主要受思想解放思潮影响,清代赵董书风和馆阁体与政治专制影响关系密切,清代中后期碑学大兴是帖学式微的产物。晚明到清末书法审美的变迁原因有不少相同之处,也有一些差异。晚明到清末书法风格变迁植根于社会与文化发展变化,与时代思想、书家个性、社会变动等相契合。     

中唐之后的长安与江南

中晚唐时期,南方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超过北方,长安逐渐以江南为根本。历史上的“江南”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富有伸缩性的地域概念,较确切的江南概念到唐代才最终形成。唐代中后期的“江南”有广狭两层含义,广义指贞观十道中的江南道;狭义的“江南”,即唐中叶的“江南东道”,以今苏南、浙北为中心。富庶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生存粮仓,“军国费用,取资江淮”;美丽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避难港湾,“天下衣冠士庶,避地东吴”;文化的江南是中晚唐时期长安的人才摇篮,“当时东南多才子”,即所谓“风流吴中客,佳丽江南人”。     

洛阳新出唐《樊骧墓志》及相关问题考释

洛阳新出唐《樊骧墓志》,详细记载了志主生卒、籍贯、科弟、历官、交游等情况,可补《全唐诗》诗人生平不详之遗憾。志文中樊骧及第事,涉及到长庆至会昌间科举士庶之争,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温庭筠“花间”词的性别审美

晚唐诗人温庭筠被誉为“花间鼻祖”,其“花间”词的艺术创作在文学史上取得了重要的艺术成就。从性别审美的维度探究温庭筠“花间”词的艺术创作,不仅探析温庭筠“花间”词女性的审美特征,并且揭示影响晚唐女性生存状况的文化因素,以及“花间”词女性的社会身份地位,而且进一步地分析温庭筠“男子作闺音”即以男儿身写女儿情的文化性别观,从而拓展“花间”词的审美视野。从性别审美的维度展开研究,以期为“花间鼻祖”温庭筠传统的诗歌研究提供一个崭新的切入点,为反思与重估古典诗歌研究提供一种契机。     

“雍”作为西安简称的合理性

在梳理古代雍州历史沿革的基础上,结合现今西安市的地理区位与国家政策层面的战略预期,探讨了雍州与西安在政治地位、地理区位等方面的耦合度;同时,参考“雍”字的字义、唐长安城的平面布局、当前西安积极构建和谐社会和拓展水域环境的举措等因素,认为“雍”作为西安的简称,有较大程度的合理性。     

汉末士人政治困境中的突围——从《中论》、《昌言》中作者的“介入”谈起

汉末政论文集《中论》、《昌言》因作者“介入”方式与程度的不同而分别彰显出浓厚的“君子”风范与强烈的“自我”意识,作者徐干、仲长统各自气质、学术思想和所处政治环境的不同是形成这两种不同特质的主要原因。对君子之道的推崇与对个体价值的认同是汉末士人突围政治困境的两种路径,即趋于上的道德精英路线和趋于内的自然名士路线;这两种路径都体现了汉末士人疏离皇权,欲以更高的姿态及更独立的精神参与政治的深层内涵。     

李评本《西游记》评点的“心学”阐释

李评本《西游记》是至今保存最完整的明刊本,是明代《西游记》评点的成熟之作。评点者叶昼其人生平、思想深受当时的＂心学＂思潮影响,在对全书的具体内容评点中渗透着＂心学＂大旨。分析挖掘评点者和评点内容,其中隐含的＂心学＂思想,对《西游记》研究和当时的社会思潮研究都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唐代的家族、地域与国家认同——唐代“归葬”现象考察

出土的唐代墓志中出现了较多的归葬现象:从唐帝国的边缘地区归葬于国家的中心长安、洛阳。唐代国家观念中的天下观与家国观,蕴含着地域观念和家族观念:地域上是对天下中心的王朝核心区的归属与认同,家族上以忠孝方式表达对家国的忠诚。这为分析唐代的国家认同提供了理路。迁葬或归葬这种耗资巨大的行为仪式即唐代士大夫阶层朴素的国家认同的表达方式。分析唐人的国家认同与唐代社会的互动,有助于吸取历史养分,理解影响国家认同的因素,促进现代的国家认同。     

试论宋初谏诤的修己观——以《太平御览》的“谏诤”门为例

《太平御览》的"人事"部,分设有多达7卷的"谏诤"门,主要摘录先秦至五代典籍中有关"谏诤"的言行。"谏诤"门的设置,可看出宋初统治者对"谏诤"的重视和开国时推崇儒教、施行仁政的统治策略。尽管在宋代后来的政治中,受政治模式衰落的影响,谏诤的政治功能日益衰微,然而"谏诤"事例中体现的修己、内省的思想,能发现宋初文臣对统治者提高个人修养的刻意要求,有一定的道德借鉴意义。     

长安形象在韩国汉诗中的接受与嬗变

定义超越城市实体的文学、文化背景中的长安形象,将其视为东亚汉字文明圈内的共同文化符号。通过考察朝鲜半岛历代汉诗中的长安形象,明确了韩国汉诗中用＂长安＂指代本国首都的用法始于高丽中期,揭示了韩国汉诗对长安形象的接受过程,并指出这种接受与高丽对唐宋＂中华意识＂的继承有着深刻的联系。     

论浙江海洋民间宗教信仰中的“人造神”现象

浙江海域（主要以舟山群岛为代表）处于东海的中心,是中国海洋文化最丰富的地区之一。在宗教信仰方面,拥有自己的众多“人造神”。这些“人造神”的原型,基本上都是在浙江海域的文明演变过程中,各朝各代所涌现出来的各种具有杰出贡献的人物,他们都受到民间敬仰和祭祀,进而集体组成了浙江海域的“祖先神群”。这些“祖先神群”的出现,深刻地反映了浙江海洋社会各个阶层复杂的心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