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厚今薄古”与莎士比亚

前几天在复旦大学参加“厚今薄古”大辩论,听到这样一种意见:就是教莎士比亚这门课,怎样贯彻“厚今薄古”?这倒是个实际问题了。关于这类问题的怀疑,还不限于莎士比亚。在第一师范学院的一个会上就有人提出,在古典文学里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问题。除了“厚今薄古”之外,在文学教学上还有人提出“厚中薄外”的问题。有些人看来,凡是教古典文学的都是“厚古薄今派”,或至少是个“古今兼厚派”;凡是教外国文学的都是“厚外薄中派”,或至少是个“中外兼厚派”,这种看法恐怕太笼统,在专长古典文学与外国文学的朋友们听来,也恐怕未必服气。至于说从数量上看,多讲古代和外国,就是“厚古”和“厚外”,少讲或不讲现代和中国,就是“薄今”和“薄中”,这是严重的现象,必须     

为什么要“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

“厚今薄古”是“厚古薄今”的反面提法。为什么有些人要“厚古薄今”呢?主要是企图逃避现实。为什么要逃避现实呢?其中原因很多,最主要的是对现实缺乏热爱,害怕斗争。而对现实缺乏热爱,害怕斗争则是表现了人们的立场观点问题,世界观问题。所以要想从“厚古薄今”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必须改变自己的立场观点,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也就是说要把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改变成为工     

資产阶級学术思想在历史系教学、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几点表現

陈伯达同志关于“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講話,给我們历史科学工作者指出明确的工作方向,我們必须认真地加以研究。“厚今薄古”同“厚古薄今”是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中的两条道路問題,因此,我们在研究“厚今薄古”方針同时,必须用这一方针检     

“厚今薄古”与历史科学大跃进

自从陈伯达同志为了实现哲学、社会科学的大跃进,提出了“厚今薄古,边干边学”的方针后,全国各地史学工作者各抒己见,展开讨论。我曾参加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会联合会、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和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厚今薄古”座谈会,深受启发。对于历史科学如何贯彻“厚今薄古”的原则问题,我是同意范文澜同志的意见的:“厚今薄古”还是“厚古薄今”,是兴无灭资还是兴资灭无的两条道路的斗争,我们新史学工作者必须站在马克思主义者立场上,以厚今薄古、兴无灭资为己任,确实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研究,使历史科学真正为社会主义服务、为政治服务。在过去受到封建的、资产阶级的旧史学影响的     

“今”“古”杂谈

一“厚古”的根由我们科学界确实存在一种很不科学的事体,叫做“厚古薄今”。某些科学工作者,首先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一方面,感到现实生活的无限丰富,感到人民群众的无穷智能,感到生活在这样伟大的时代是最大的幸福,感到我们的同时代人,的的确确是正在从事前人所没有做过的光荣伟大的事业;另一方面,却又甘愿把自己关闭在“三代”的“象牙之塔”     

因思想而异乎?因“今”“古”而异乎?——关于“厚今薄古”方针的讨论

近年来,时常听到历史界的同志谈起研究现代史的“苦处”。他们,一方面认为,现代史材料丰富而分散,亟须整理,许多问题又是同现实密切相关的;另一方面,又有种种顾虑,如:搞现代史容易犯错误,不容易有成就等等。最近,上海有些高等学校展开了“厚今薄古”的辩论,我又不止一次地听到类似的看法。“研究现代或现实问题容易犯错误,研究古代问题不容易犯错误”似乎成了反对“厚今薄古”的一个振振有词的理由。姑且不论持这种见解的人有多少不必要的或不应有的个人考虑,不妨先就他们立论的是否正确,谈谈自已的看法。按逻辑推论,在这一派人看来,似乎现代或现实问题本身就包含着使人犯错误的因素,因而,人人避而远之,“厚古薄今”也就无可非议。但是,他们不能解释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许多人正是由于研究现代或现实问题对革命和建设作出贡献呢?陈伯达同志的“窃国大盗袁世凯”、“人民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和胡绳同志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等论著,在民主革命时期,起了揭露帝国主义、     

“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

一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在新中国的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表现为两条道路的斗争。解放前买办资产阶级的代表胡适别有用心地引导青年脱离革命,要他们全力钻进故纸堆中去,“整理国故”,胡适非常强调他的所谓考据学。据他看来,把一个古字考证出来,其功不在哥白尼之下。他这些花言巧语,确     

对于“厚今薄古”的几点体会

陈伯达副部长所作的厚今薄古和边干边学的指示,我认为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大跃进的一个重要方法之两个方面,愿意结合自己的研究专业——历史学来谈谈。厚今薄古与厚古薄今是史学界一向存在着的两条路线。整个史学界都贯穿着这两条路线的斗争。必须兴无灭资,彻底挖掉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的根,边干边学,力争红透专深,明确学习和研究的目的是为当前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服务,才能真正贯彻厚今薄古的方针。所以,厚今薄古不单纯是史学     

编者的话

本刊自1957年创刊以来,在党的正确领导、学术界人士的热心支持和广大读者的批评与鼓励之下,已经刊出八期了。有些读者提出意见,感到过去本刊在内容上考据资料的文章多了些,且有“厚古簿今”的现象,这是该应引起我们注意并大力改进的。今后,我们本着“厚今薄古”的方针,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结合社会主义建设实际,使本刊成为研讨目前历史、考古、语言、文学、教育等人文     

试论古为今用

(一)古为今用涉及的问题是相当复杂的。这里只就文化的革新和创造要不要古为今用,能不能古为今用以及怎样古为今用三个问题,略述几点粗浅意见。古与今的争论由来已久。在中国历史上早在秦代就有主张“法古无过”的大夫,商鞅不得不指出“便国不法古………反古者可非”;后来有反对“事不师古”的博士,李斯又不得不指出“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的危害。前些年在我们学术界和和文化教育界里,也发现有一种厚古薄今的现象,当时曾经受到一定的批判。但近来在历史人物的讨论中,在作家作品的评价中,是不是还存在些偏向呢?让我们再想想怎样正确地对待古与今的关系是有好处的。所谓厚今薄古,并非对于古一笔抹杀,而是要     

初步检查我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整风运动以来,通过教学整改、批判个人主义、批判厚古薄今等运动,同学、同志們都对我提了很多宝貴的意見,主要是批判我的厚古簿今思想和严重的资产阶級名利观点。在批判厚古薄今的思想时,同学們对我的学术观点和方法,曾全面的提出不少意見,这些意見中許多是正确的。經过激烈的自我思想斗爭和自我思想检查,找也发現我的学术观点和方法中有很多的問题,为了初步系統地整理一下自己的錯誤学术观点和方法,以便进一步自我批判、改造,我写出这篇自我检查。     

“回到民间”与“言文一致”：从歌谣运动到“民族形式论争”

“回到民间”是五四前后新文学倡导者喊出的口号,这一口号与晚近以来的白话文学运动寻求“言文一致”的语言、文学变革主张同声相应。就此而言,歌谣运动在北大的发生,虽是缘起于刘半农、沈尹默的一次“偶然”的雪后闲聊,但从参与其中的新文学家此前对民间文学的关注程度以及此后大约20年间歌谣运动持续发酵的状况来看,这种“偶然”实则暗合着文学革命的“必然”。而由歌谣运动引发的全国方言调查和自上世纪20年代中期一直潜滋暗长的文艺大众化和大众语运动,以及随之而来的“民族形式论争”,则进一步强化了一种“眼光向下”的民间立场。从歌谣运动到“民族形式论争”,其间一以贯之的对民间文学和民族语言形式等的重视,正是新文学要求“回到民间”和寻求“言文一致”的表征。     

“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讨论会观点简介

“诸葛大名垂宇宙”,从元代以来,三国时期蜀汉丞相诸葛亮躬耕于何地就存在着襄阳(今湖北襄樊)与南阳(今河南南阳)之争。1989年邮电部发行三国演义系列邮票,学术界围绕其中“三顾茅庐”、“隆中对”两枚邮票,对于诸葛亮究竟是在襄阳还是在南阳躬耕的论争再度激烈。最近,在四川大学三国史研究中心成立大会上,与会代表专题讨了“诸葛亮躬耕地”问题。     

“厚今薄古”辨

在文艺领域里,曾经流行着“厚今薄古”的口号。这个口号,以突出当前政治和为现实服务的名义而制造古今对立;以强调革新创造的姿态而篡改“古为今用”的正确原则。文化大革命前,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人们或由于对是非辨析不清,或由于追求安全系数,在考虑上演剧目的题材,制订文艺研究的选题,安排报刊杂志的篇幅时,都有意无意地要拿出“厚今薄古”这根尺子来量量。现在,公开宣传这个口号的现象已不常见。然而由于流毒未清,界线不明,它的阴影仍然投射在文艺创作、文艺研究的领域中。有的同志因上演传统剧目而担心,部分文艺刊物以不研究古典文学而安心,个别研究者对“大、洋、古”总     

从厚古薄今到厚今薄古是史学界的革命

解放以来,史学界在党的領导下,在马列主义学习和历史科学的研究的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到目前为止,历史学界还存在着严重的厚古薄今的傾向。为了使历史科学更好地为建設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服务,必須根据陈伯达同志的指示,进行一次革命,彻底肃清“厚古薄今”的傾向,坚决貫彻厚今薄古的方針,这里我們想結合山大历史系的情况,談談我們的看法,不妥当之处,希望指     

山大历史系在编制教学大纲中两种思想的斗争

近半年来,我系师生在党的領导下,通过教学整改,向党交心,拨白旗、插紅旗,以及关于厚今薄古和厚古薄今的辯论,思想上有了很大的提高,大家認識到我系厚古薄今的現象是十分严重的,它給教学上带来了很大的危害,要求貫彻厚今薄古的精神編写新的教学大綱,使历史科学更好地为政治服务,为生产服务。在編写大綱中首先碰到的一个問题是,教学大綱由誰來編写;是由某些教师包办編写呢?还是在党領导下发动羣众来写。这是无产阶級思想与資产阶级思想首先交鋒的一个問題。八月初,在党的領导下,发动同学推出代表,     

“问题与主义”之争对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启示

“问题与主义”之争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的一次重大论争。在这次论争中,李大钊有力地驳击了胡适的改良主义主张,指明了“问题与主义”的辩证统一关系。这场论争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示,在现代化建设中我党必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正确指导,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正确工作方针,切实解决好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中与人民群众密切相关的民生问题。     

山大中文系文学史教学中的“崇古非今”

我們系文学史教学中有在的突出问题,叫它“厚古薄今”还说得太輕了,应該叫它“崇古非今”更为恰当。下面我們就从几个方面来说明。 (一)教师的崇古非今思想在我系文学課程的设置和讲授內容上,崇古非今表現得非常严重,探源求本,是由于教师的可怕的崇古非今思想。我們要详細揭一揭。一、我們的老师对古人、古代作品常推崇备至,錯誤地把他們捧到不应有的高度。研究詩经的認为只有詩经才是真正的詩,新詩不屑一顾。研究     

教育科学工作者要种“试验田”

教育是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而服务的,所以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就会出现文化建设的高潮。现在正当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时候,教育工作必须符合生产的发展的要求,并担任起巩固新基础的伟大任务。教育科学中的“厚古薄今”不一定表现在“厚”一千几百年前的“古”,仅仅落后于目前生     

美是不是意识形态?——评朱光潜“论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及其他

一关于美学的讨论,自从李泽厚一面批评了朱光潜,一面又批评了蔡仪,而发展为美学上的“两条战线斗争”之后,朱光潜紧接着针对“美学怎样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辩证的”,提出了他的“新”看法,主张“美是客观与主观的统一”。虽然已经有人指出他的这种“新”见解,仍然是“既不唯物也不辩证的美学”,(曹景元)然亦有不少人附和,或不约而同地发表与他基本一致的主张。(包括许杰、叶秀山、孙潜等)他们主要的论点是:美是意识形态;美属于社会上层建筑,而不属于社会下层基础,不是“社会存在”。(后一点是专驳李泽厚的)尤其朱光潜特别强调他是根据马克思论艺术时所持的“生产观点”和“上层建筑性”的观点;看来到底美是不是意识形态这个问题,实已成为目前争论的焦点之焦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