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群体性上访的思考

群体性上访问题不是某一个部门能够解决的，也不是某一个学科可以解决的，它是一个综合的社会问题，要研究一整套的理论，要运用多元化的机制来解决。     

非正常上访问题研究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改革的不断深入,各类矛盾凸显,同时,群众的维权意识不断加强,通过信访渠道反映诉求成了群众维权的一个重要方式,信访过程中非正常上访的现象屡见报端,信访维稳成了基层政府维稳重点之一。本文试着从非正常上访的概念、表现形式、原因及解决建议等方面对非正常上访问题进行研究。     

且说农民上访被“示众”

报载：陕西富平县农民段定梅和乔转丽，因征地等问题多次赴京上访，被遣返回乡后，一人被警告，一人被行政拘留。     

农民上访调查

他们是一群乡村精英。不同于旧社会那些喊冤叫屈的“告状者”,也迥异于改革初期那些为冤假错案平反而上访者。他们的行为得到了特定人群的支持……而在一些地方官员眼里他们是“上访油子”、“痞子”等。不论这些上访精英的个人品行如何,他们在乡村社会中的影响力是值得关注的     

上访家庭的社会工作介入实践

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各种矛盾纠纷和利益冲突错综复杂。其中，群体上访现象也成为非常令人关注的社会问题。那么，社会工作如何发挥专业优势来帮助上访家庭走出困境？     

“社会精神病”孙东东之病理分析

“对那些老上访专业户，我负责任地说，不说100％吧，至少99％以上精神有问题——都是偏执型精神障碍”；“他们为了实现一个妄想症状可以抛家舍业，不惜一切代价上访。你们可以去调查那些很偏执地上访的人。他反映的问题实际上都解决了，甚至根本就没有问题”；“把他（们）送到医院就是（对他们人权的）最大的保障”。     

剖析分类上访老户心理在接访工作中的实践

当今社会,各种矛盾交织着凸现,信访化解难度越来越大,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上访老户"信访问题。"上访老户"活动能力强,持续时间久,社会影响广,化解难度大。根据工作中对上访老户的接访情况,本文通过梳理他们的心理特点,将上访老户心理归纳为七类,并提出针对性的措施方法,对做好接访工作的有关实践作出了初浅的探讨。     

如何在社区处理服务对象的上访问题

自2004年以来，上海宝山区张庙街道的矫正社工配合有关部门帮助解决过8名服务对象的上访问题，其中既有落户、就业问题，也有房屋纠纷问题，最终，这些服务对象反映的问题都得到了妥善的解决。问题的圆满解决，不但解了服务对象的生活之忧，也维护了社区和社会的稳定。作为在社区开展矫正工作的社工来说，服务对象要上访等事情是经常会碰到的，在帮助他们解决上访问题时，社工如何运用社会工作的手法和技巧，顺利将问题化解于无形呢？     

群众越级上访原因种种

江苏省淮阴县纪委曾对该县去年24起群众越级上访事件进行了调查分析,认为群众越级上访之所以时有发生,既有上访者动机、心态等主观因素,也有有关部门处理信访问题的态度、方法和力度等方面的客观原因。从客观因素分析,主要是: 处理不及时,拖出来的越级访。有些乡镇和部门对群众上访思想上不重视,常常以“忙”为借口,今日答应,明日点头, 但就是拖着不处理。还有少数干部因为群众反映问题比较棘手, 处理难度大,怕惹麻烦,能躲则躲,能拖则拖,结果,小问题拖成了大问题,正常访拖成了越级访。     

上访妈妈

6年前，唐慧的11岁幼女被绑架强迫卖淫，染上性病，落下终身不育的疾病。在延宕6年后，唐慧本人却因为多次上访“严重扰乱了单位秩序和社会秩序”而被劳教。虽已被释放，但网上民怨沸腾。     

干部当责己

讲执政为民，党员领导干部作风好不好。成为一块试金石。一些地方的群众上访．一查原因．就是这里的某些领导干部独断专横，错也是对，对也是错．干了许多失民心的坏事。     

越级上访违法吗？

据新华社报道,在河南省虞城县沙集乡的村头,随处可见“越级上访就是违法”的标语口号。由于上访的事情一般影响到地方或单位领导的利益,“损害了地方的形象,给领导脸上抹了黑”。所以,一旦有上访苗头出现时,地方或单位往往打着“维护稳定”的幌子去千方百计阻拦上访,甚至“治安拘留”上访者。像沙集乡那样大造声势说“越级上访就是违法”,就是别有用心地恐吓上访者。越级上访到底是不是违法行为?为弄清这个问题,我们不妨先来搞清什么是上访。     

浅谈集体上访的成因及对策

集体上访是群众信访举报行为中的一种特殊现象、特殊行为,也是有关问题积累到一定限度,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的一种表现形态。集体上访反映的问题呈各种各样,但绝大多数都与群众切身利益有关,且反映的问题范围广、内容复杂、影响面宽、解决难度大。因此,集体上访已成为各单位及信访部门亟待研究、探论和解决的重要课题。     

农民上访与政治信任的流失

本文探讨了农民上访与政府信任流失之间的关系。问卷调查数据的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对不同层次政府的信任可分为两个因子:农民对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信任的“高层政府信任因子”和对市委市政府、县委县政府以及乡党委乡政府信任的“基层政府信任因子”。农民对高层政府的信任度较高,但对基层政府的信任度却偏低。多元回归分析表明,除性别、年龄、政治效能感等因素对政治信任的影响具有显著性外,上访对政治信任的流失具有很大影响:上访者到达政府层次每提高一级,其对政府的信任就减少一个档次。作者认为,现有的信访制度有其根本的缺陷,但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改革不能仅限于信访制度本身,还应从更广的范围考虑解决问题的办法,即一方面要建立农民利益的有效表达机制,另一方面要有健全的制度切实保障农民的利益。     

如何运用社工理念处理上访问题

自2004年以来，笔者所在街道的矫正社工一直配合有关部门处理服务对象的上访事件，其中既有落户、就业问题，也有房屋纠纷问题。在碰到此类上访问题时，社工该如何处理才能体现社会工作的理念呢？     

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应对与处置问题研究

在我国深化改革和推动社会与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因经济发展不平衡、分配制度不完善、法律体系不健全等因素引发了各种利益矛盾冲突,群体上访事件时有发生。必须通过探究上访群体的利益诉求,明确造成上访事件的原因,从而对症下药,通过立法、制度等层面的完善和改革,使社会公众通过合法途径来维护个人权利。文章从群体上访事件的中主体的利益诉求、成因及处置问题、处置优化策略三方面,分析群体性上访事件的应对与处置问题。     

上访启示录——选出农民自己的“包青天”

农民解决问题的传统方式是,盼望有一个“包青天”替自己作主,政治诉求的方式大多限于上访,找大官管小官。吕邦列的故事告诉我们,在民主与法制进步到今天的中国,也可以通过村民自治和人大代表选出自己的“包青天”,用制度化的方式积极主动及时有效地反映民意,解决农民自己的问题     

拆迁可以很和谐

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自2006年来,累计完成征地2万余亩,城区房屋拆迁180万平方米,每年的拆迁量超过2006年之前的前十年的总和,其间没有出现因征地拆迁而引发群体性上访、赴省进京上访事件。     

当代中国城市业主的法权抗争——关于业主维权活动的一个分析框架

作为一种新兴的社会现象,城市业主维权运动主要形成于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并给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政治生态带来重大影响。本文试图基于对城市业主维权抗争实践的观察和研究,提出法权抗争这一分析范式,并将之具体化为上访维权、诉讼维权和立法维权三个基本类型;在此分析架构下,本文将为当代中国城市业主维权研究提供一个初步的描述类型学。     

文摘荟萃

广州市市长饿着肚子接待上访群众 “逼着我们了解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今天的摩天大厦可能成为城市“伤疤”；中央财政拨付一百九十八亿元确保成品油价改革顺利实施；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说解放思想要破除三种教条；李君如谈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