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的"被歧视"问题研究——基于一项对北京城中村的调查

基于一项对北京城中村流动人口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流动人口在工作生活中"被歧视"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表明:劳动获得较低、有拖欠工资等经历的流动人口更易感到"被歧视";签订劳动合同但实际劳动过程中难以保障的流动人口反而容易感到"被歧视";城市生活年限越长,流动人口越容易感受到"被歧视",与本地人交往增多并不会对"被歧视"弱化产生显著影响;与传统媒介相比,生活中使用互联网的流动人口不易感到"被歧视".可以看出,在当前的特大城市北京,脱离流动人口自身能力品质的歧视问题依然存在.一方面,保障社会报酬非差别性获得的制度完善依然重要;另一方面,通过改善"非表层"的社会交往关系、使用大众传媒等方式推进流动人口融入城市,是在制度完善之外解决歧视问题的重要路径.     

日本的"赶超后"现象: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自 2 0世纪 80年代末 ,日本经济一直陷于战后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目前日本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在实现经济赶超的过程中积累而成的。赶超经济既可以促进后发展国家工业经济的生成和发展 ,也可以为其工业经济的未来发展留下许多难解的“两难”问题。笔者将这些问题称为“赶超后”现象。加强对“赶超后”现象的研究 ,是一个十分迫切的课题     

城中村改造工作中的疑难法律问题研究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加快转变超大特大城市发展方式,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国务院文件明确指出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由于城中村改造工作缺乏国家层面专门的法律法规,各地在改造条件、改造方式、改造程序和改造补偿标准上存在差异,争议和矛盾积累较多。本文通过对城中村改造工作中疑难法律问题的梳理和分析,以期为推进城中村改造工作提出有益解决建议,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     

试论城中村改造中的利益冲突与协调问题

城中村的改造过程,本质上就是政府、开发商和村民间的利益博弈过程。应在科学分析三方利益冲突的基础上,及时构建相应的利益协调机制,这是顺利推进城中村改造、最终实现三方共赢的根本举措。     

广西城中村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简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农民工群体已成为进城务工人员的主力军,他们的生存状况及城市融入问题已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本文从农民工的社会融入现状出发,分析广西城中村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及其主要成因,并根据社会工作理论在制度和非制度方面为农民工设计相关的城市融入对策,以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并非问题的"斯密问题"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在经济进步、社会前进的过程中伴生着诸多不可持续性发展问题,而这些问题往往是由人类的自利心理与社会道德规范的冲突所导致的。这种冲突就是人们所说的"斯密问题"。"斯密问题"是德国历史学派对斯密的理论体系的质疑,百余年来人们一直为"斯密问题"的存在与否争论不休。笔者认为"斯密问题"是一个伪问题。它并非是斯密理论体系的内在矛盾,而是演化为市场经济中个人的自利心理的膨胀与社会道德规范冲突的一个代名词。在斯密的理论体系中无论是其理论基础还是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都是统一的,因此所谓的"斯密问题"在其理论体系中并不存在。     

新文化运动对女性问题的关注

新文化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次伟大的思想文化运动。这一运动从一开始就将女性问题纳入其关注的重要内容,从而催生了女性主义思潮。     

"生态危机":不是问题的问题

自然人以及他们为了自身生存所创造的人为条件之间的不协调问题 ,在文献中被称之为“生态问题” ,而由此所造成的局面则被冠以“生态危机”。人们为了解决并消除这种危机 ,建立了许多国际性组织 ,出版了数千种期刊 ,召开会议并起草各种呼吁书和宣言。然而 ,迄今为止 ,生态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 ,甚至可以说它尚未得到充分的认识。而今天 ,生态危机的消除与 2 0世纪 60～ 70年代开始认识到它的那一时刻相比 ,则显得更加“遥远”。我们认为 ,面对这种形势 ,哲学的作用不应再局限于编写大量的“拯救自然”的呼吁书 ,而应对已发现问题的起因与后…     

"基本的哲学问题"与"哲学的基本问题"

“哲学问题”是一个属概念 ,“基本的哲学问题”是一个种概念。在一定的哲学问题系统中 ,判断某一哲学问题是否为“基本的哲学问题”应有一个标准 ,这就是对“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元哲学观和哲学观问题的具体回答。     

关注初始条件差异与史学研究的新视野——以"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研究的反思为例

当代中国史学界,史学理论体系的构建以及在某种理论体系下对历史进行解释,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外史学界的影响.如何借鉴国外史学界的相关研究理论、概念或方法甚至是其他学科的相关理论解决中国史学研究的问题,如何注意借用的理论、模式等与所研究对象之间是否存在着理论的适应性问题,不仅是每个史学研究工作者必须注意的问题,也是史学研究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而对于中国历史发展道路独特性的探讨来说,它也是必须注意的.关注史学研究中的初始条件差异,就是这样的一个尝试.     

村落纠纷中的“外人”

本文通过对一个村落中关于“外人”的纠纷的全面考察，发现村落社区中存在着事实上的“外人”，他们受到了村落共同体特定的歧视性待遇，而村民对此习以为常，并认为这样是合理的。基于这种生活逻辑，在纠纷中，“外人”常常作为一个符号被人为地建构出来，这是因为在特定的村落文化中，符号是同力量和可利用的资源相联系的。     

农民“种房”的行动理性——对W市S村的个案研究

本研究考察郊区城市化过程中的“种房风”现象，选取了W市近郊一个行政村为个案，进行田野调查，主要以访谈法，辅之以观察法和文献法来收集资料；从“种房”现象主体主观的角度，考察农民“种房”成风的原因。研究发现：农民“种房”是非现实需要的行动选择；选择“种房”主要是基于超额补偿效用，也有经营和增加收入效用、心理平衡效用、情感归属效用；农民“种房”行动是主观上的目的理性行动，且有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的特征；而农民“种房”行动理性的诱因是种种政府因素，这是种房现象成风的根本内在原因。本研究的结论认为，更深层关注和研究的问题是政府应如何调整自身的行为。     

社区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两种形态比较--比较分析『浙江村』和『超级村庄』

在马林诺夫斯基开设了社区研究之后,得到了1930年代中国学术界的回应,吴文藻、费孝通为后来的学者奠定了基础。而中国在30年代后不断变化着,社会中的不同组织也随之发生着变化,曾经被定义为社区的对象同样在改变,变化之     

选聘大学生村官工作存在的问题及建议

选聘高校毕业生到村任职,是加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现实需要.面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重大历史任务,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取得了很大成效,同时也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学生村官身份不明确、思想不稳定、出口不明确、融入农村难专业不对口对于大学生而言,应当摆正价值观,加强自己的兴趣素质和知识技能的培养,做好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贡献的各项准备;对于全社会而言,在正确认识和定位大学生村官的同时,配套推出相应的方针、政策,如提高财政补贴、拓展成才出路等,为大学生村官计划的实施营造更好的环境氛围.     

性别视角下的"慰安妇"问题

"慰安妇"问题的实质是日本政府及其军队有组织地实施了性暴力,是一种"反人类"的罪行。在研究"慰安妇"问题上,性别是继历史、政治、国际关系、国际法等视角之外的一个新的也是重要的切入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国家的女性研究者、女性社会活动家和民间妇女团体跨越国境对"慰安妇"幸存者的调查、采访以及由女性主导的"关于妇女的国际战犯法庭"活动,使得"慰安妇"问题在性别意义上超越了国家主义的藩篱,成为一个东亚和世界的问题。本文是从性别视角对"慰安妇"问题的探索性思考。     

韩国驻青总领事镜头里的“帆都”

青岛的美景如画,青岛的风情似歌,青岛的韵律如诗——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金善兴先生用镜头这样阐释着青岛。在青岛将近两年的时间里.金善兴先生时而行走在青岛古老     

《丁约剑解》与传奇文体问题

自鲁迅以来,传奇作为中国古代文言小说文体之一种,历来为学界所公认。而牛津大学杜德桥的《〈丁约剑解〉:唐代叙事作品分类的一个难题》一文,通过对《唐阙史.丁约剑解》的分析,对传奇这一分类的意义、明确性及其在阅读和批评过程中的实际效果都提出了质疑。文章追溯了鲁迅对唐传奇问题的论述,针对杜氏的文章,结合对《丁约剑解》的评议,讨论了传奇文标准,区别了“传奇文”与“传奇集”在分类上的不同情况,论述了传奇分类的合理性,提出了把握古代文言小说分类应注意的问题。     

三寺村“快活”民俗的伦理性探析

“快活”民俗被认为是社火游艺中颇为特殊的种类,属于以视觉装扮为传播方式的哑戏艺术形态。此类民俗与大多数社火事像在文化功能上具有根本性的不同,它主要是借助迷幻的化妆手段造成血腥暴力的展现效果,并以善恶报应、惩恶扬善的道德伦理为其文化内核,具有较强的社会规范和教化性特征。从陕西省宝鸡市陈仓区赤沙镇三寺村的“快活”民俗事像中可以看到其道德伦理的潜在因素。     

关于广州“城中村“改造的思路

“城中村”问题是城市化进程和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现象。改造“城中村”,对广州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对改造广州“城中村”问题提出了体制改革、环境改造、人的发展三条思路。     

城里的“飘飘”：成都本地同性恋身份的形成和变迁

中国当代社会和经济的变迁，促进了同性恋身份及其身份社区的出现。本文根据在成都市所进行的田野调查，从建构主义的视角，考察了本地语境下三种男同性恋身份——“飘飘”、“同志”和gay的形成和变迁。尽管今天成都的男同性恋者在日常生活中交替使用上述三个身份称谓，但是三个称谓隐含了不同的文化参照和政治内涵。笔者认为“飘飘”身份在本地的同性恋历史传统和现代同性恋身份之间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而“同志”身份则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当代同性恋者的表现形式从行为向身份的转变，促进了同性恋社区的形成和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