符号学视野下的翻译研究

从符号学的角度开展翻译研究,有利于揭示语言符号的指称意义、言内意义和语用意义,也有助于译者在翻译中有效地运用这三种符号学意义,提高翻译质量.符号学理论背景下的翻译过程是一个典型的解码过程,解码又是一个意指过程,翻译的最高标准即再现源语符号系统的全部信息,全部信息既包括形式也包括意义.     

批判立场陈述与多元方法整合——论斯图亚特·霍尔的符号学观及符号学实践

英国文化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将其对遵循不同传统的符号学的理解应用于诸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霍尔对结构主义符号学、后结构主义符号学及再现理论等符号学的阐释和应用,体现出对符号学方法应用的多元性及态度的复杂性.梳理霍尔符号学思想,并对其符号学实践进行分析,对于阐明符号学在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与文化研究中的方法论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符号学与人文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

符号学虽然是现代哲学社会科学中成形较晚的学科,但中国古代哲学中已有较为丰富的符号学思想。加强符号学研究,有助于推进中国哲学研究的精确化和科学化。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可以广泛运用于人文社会科学的跨学科研究与跨文化研究,同时符号学研究也有助于促进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     

作为文学研究者的尤里·洛特曼

尤里·洛特曼是享誉世界的符号学大师,也是一位以俄罗斯文学史为专业的语文学家,主要研究兴趣在18世纪和19世纪俄罗斯文学。本文尝试重新界定洛特曼的学术生产力,进而重新评估他在国际学术图谱,尤其在文学研究图谱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文章从六个方面探讨洛特曼学术生涯中文学研究和符号学研究的内在联系：1.协同效应、综合知识和模式的影响力;2.文化史的灵活语境;3.方法论意义的部分-整体关系：渐进螺旋式阅读;4.文学符号学的内在开放性;5.跨界的创造本质;6.文本边界倍增和描写。总体看来,洛特曼的比较文学学与符号学相互促进。应重建洛特曼学术影响的国际接受史,展示其学术影响在不同的地理区域表现出的受限性和不均匀性。     

建筑符号学的研究范围、理论基础和学科定位

作为一种新型研究工具，20世纪50年代符号学研究被引入建筑领域，形成了探讨建筑问题的建筑符号学。本文试图对建筑符号学的研究范围、理论基础和学科定位提出自己的看法：建筑符号学是研究建筑符号的语构、语义和语用功能的一门学科；语言学和逻辑学构成了建筑符号学的首要理论基础；建筑符号学既是应用符号学又是部门符号学，既可以对建筑领域内的一般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形成理论的部门符号学，又可以应用一般性建筑符号学概念对具体的建筑进行分析，形成应用的部门符号学。     

捷克斯洛伐克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转向

捷克斯洛伐克最早在世界范围内开启马克思主义的符号学研究之路,并在研究上呈现两种不同的研究维度:"从结构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和"从马克思主义关注结构主义"。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穆卡若夫斯基为代表的捷克布拉格学派,利用马克思主义方法论改造形式主义和结构主义,开启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研究的先声,走出了一条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之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施陶尔、科西克、斯维塔克、希穆涅克为代表的新一代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学者,立足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提出一系列具有原创性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思想,再度开启捷克斯洛伐克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新一轮转向,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研究之路。     

论新闻符号学的理论建构

时至今日,新闻学理论对自身性质、范畴等相关的基础理论因素尚无清晰认识,而符号学方法和形式革命性的创新,使新闻学具备独立自足的人文科学或门类学科所需的充足理论基础在今日成为可能.但是,"新闻符号学"混沌不清的研究现状,既模糊了新闻符号学本身的定性和路径,又模糊了新闻学基础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发展方向.因此,新闻符号学的建构将具有重大意义.其研究部类,主要包括"(新闻)一般符号学"研究、"新闻符号学基本概念"研究、"新闻意识形态学"研究、"新闻叙事学"研究、"新闻修辞学"研究、"新闻形式分析和内容分析"等六大部分.     

《枫桥夜泊》的模糊性及其多译本现象探究——基于文学符号学的重新阐释

运用文学语言符号学原理对《枫挤夜泊》一诗的模糊性美学从语义模糊、句法模糊和意象模糊三个主要方面进行了符号学的重新阐释。针对该诗翻译研究的多译本现象，着重分析比较其中六个译本的模糊性处理方法，最后根据文学符号翻译过程的本质简要分析该诗多译本现象的原因。     

历史符号学和古代历史——在第九届国际符号学大会上的讲演

历史理论是符号学的第三理论来源。符号学在文本话语语义分析和文本形成制度分析的两大课题方面均与历史学发生密切关系。对历史的认知,尽管存在认识论上的可能性,却受到主客观技术性条件的限制。如何在限定的对象范围和方法论的条件内最大限度地增加科学认知的程度,是历史理论研究者的目的所在。在认识论模式H和史学实践论h之间的互动关系中,担负着异质性文本之间语义学沟通任务的符号学,将发挥重要的协调作用。符号学将根据跨学科和跨文化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对其语义学构成最为混乱的历史话语,进行无比重要的语义学整理工作。人们虽难以在历史话语中实证地考察历史信念的社会动态机制和功能,却可以将其置入近现代历史环境中来进行解释学的考察,历史话语成为人们了解人性、行为倾向、信念方式、信仰系统的书写文本资源。文化符号学一方面从社会性、历史性的事件描述形态中识别其真实的信念和信仰的存在本身;另一方面将此信念话语系统从其自行表述的历史关系中分离出来,瓦解其自行宣表的历史制约关系。符号学对于清理人类不同历史信念之间的语义学分歧来说,将发挥重要的启示作用。     

从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的角度淡英语借词的翻译

随着中国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来自英语的借词日益增多。借词俗称外来词。它对汉语言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好的外来词不仅可增加译文的可读性,使译文贴近原文,而且是翻译理论和词汇学不可缺少的一部分。社会符号学翻译法作为比较科学、全面的方法应用到借词的翻译中,可以为新的外来词译名的规范化提供依据。好的借词的译名应与源词在功能上相似,在指称,言内,语用意义上相符。     

苏俄文艺符号学在中国的接受与变形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中国学术思想的不断解放,苏俄文艺符号学在文学、语言学、哲学、符号学等领域对中国学术界产生了越来越重要的影响,并出现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种具有选择性的接受与变形有着意识形态、宗教文化、艺术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原因.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出于社会背景等原因,中国学者在对巴赫金、洛特曼、乌斯宾斯基等人符号学思想的研究中,很自然地会从意识形态视角去解读.俄罗斯民族宗教的“聚和”传统和中国文化的“聚合”思想所产生的差异导致了中国学界强调苏俄文艺符号学各流派之间的统一性.中国传统艺术思想对“整体性”的把握也使得学界对苏俄文艺符号学的理解出现了强化规律性、消解多元性的变形.然而,随着苏俄文艺符号学研究的不断深化以及国际学术视野的逐渐拓宽,中国学者不再一味地被动阐释和接受,转而在方法论方面创造性地做出了自己的改造.     

论小说翻译的符号学途径

符号学的翻译观为语用意义的理解和再现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理论基础。皮尔士的符号三分法将解释项引入翻译过程,与其相对应的语用意义就成为翻译中意义转换的首要任务。在小说翻译中,翻译者应该分析原作语言符号,主要是句法结构所蕴含的丰富的语用意义,并在译作中忠实地再现出来,从而再现原作的社会历史现实和艺术意境。     

符号学与辩证法

20世纪中叶,黑格尔辩证法既在纯哲学思考中,也在以符号意指为对象的具体理论建构中遭遇批判性重申。在苏联,辩证法曾被视为官方意识形态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这也影响了它在一些苏联学者心目中的威信。尤里·洛特曼却认真对待辩证法并努力予以践行。他创建了在文化符号学中运用的辩证法实践版本。洛特曼所征用的辩证法,与其说是指发展的动态过程与矛盾的扬弃,不如说是指所考察对象本身的静态张力。洛特曼在后期著作中不再使用“辩证法”一词,而是试图提出一种文化理论,将之作为一个流动的系统,转变是基于内部矛盾和竞争发展的潜能。本文旨在梳理洛特曼的一些见解,将其置于世界思想智识运动的语境,以期确定辩证法可以被应用于符号学的总体框架。思想史和阐释学应有助于对人文研究方法论的自由反思。     

传统工艺典籍中的设计符号学思想

通过归纳和研究传统工艺典籍中符号学思想的相关理论,可以总结出在产品制造行为中的设计符号学指导原则.这些思想体现了现代符号学的关联性(共时性)原则、历时性原则、切分性原则与替换性原则.通过分析古人对"文"与"质"之间关系的思辨,可以看到古人对待产品外延意义和内涵意义的态度,即"饰不可过,亦不可缺,唯取实宜耳"是古人对待文质关系的根本原则.     

语言文化研究的符号学观照

以符号学的观点观照,一切人类的文化现象和精神活动都是在运用符号的方式来表达人类的各种成果及人类存在的意义。语言文化研究与符号学密不可分,二者的接缘和碰撞是一种趋势,以文本研究为基础,以信息的传递过程为关注点,以两个模式化体系的同构性特征为参照,以广泛的对话为立场,以符号域的动态平衡观为依托,寻求符号学切入语言文化研究的契合点,进而从符号学的角度探索语言文化研究,必然会使语言文化研究获得理论支撑和视域拓展。     

从符号学角度看语际翻译中的不可译性问题

本文拟从符号学的角度对语际翻译中的不可译性问题加以探讨。     

试论陶艺符号学体系的构建

符号学是人文学科中的数学,它提供了一系列关于符号的基本概念和能用于各种符号系统的分析方法。陶艺设计从本质上讲就是通过陶艺符号来传达信息,促进陶艺与符号学的交融,建立陶艺符号学是现代陶艺发展的要求,为此,构建陶艺符号学的理论体系,可以为陶艺符号学发展做必要的铺垫。     

近四十年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及理论贡献

国外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的本土化四十年经历了从附带引介、重点研究、全面关注、对话反思和自觉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等多个发展阶段,提出了异常丰富复杂的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理论命题,呈现出动态与静态关注结合,结构、文本与文化兼顾,符号政治、经济与文化并重等本土化线索,促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展开符号学维度的理论审思,为全球化、信息化、符号化时代背景下建设中国马克思主义符号学提供了理论借鉴与参照。     

从符号学角度看视觉诗翻译——以《l(a》两个译本为例

视觉诗是非常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其语言意象建立在两级符号系统上,有两套能指＋所指关系。除了语言的翻译,视觉形式的转换往往影响到它的译文的成功与否,因而也常常成为翻译中的一个难点。本文通过对《l（a）》与它的两个译本进行分析比较,从符号学角度考察原语文本与译本之间的信息差,初步分析翻译中的信息差产生的原因。     

运用巴氏翻译学说评价鲁迅小说杨译本的得失——以《祝福》和《药》为例

以鲁迅小说《祝福》和《药》的英译本为例,用巴尔胡达罗夫的符号学翻译理论从指称意义、语用意义和言内意义三个方面分析和评价杨宪益、载乃迭两位翻译家的翻译实践——通过对原文一些细微之处的深层涵义的分析,与学界同仁共同探讨如何争取翻译的最大程度的等值,从而达到译文的“功能相似,意义相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