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唐传奇艺术创作的“自觉性”

唐传奇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小说艺术创作进入"自觉"时代。文章从唐传奇题材内容、唐传奇代表作者创作意识的觉醒和创作实践及社会氛围、唐传奇艺术成就与影响等方面,探讨唐传奇小说艺术创作的"自觉性",从而从一个侧面探讨唐传奇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散发的独特艺术魅力。     

“文备众体”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唐小说吸收某一文体、某一文体元素进行小说叙事,破"体"为文;唐小说还从前代作品中吸取"营养"进行创作。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某一种文体,与融入唐小说叙事中的其他文体元素及"营养"一样,以吸收和组合两种文本自合方式,成为小说文体结构的有机组成部分,由此而形成其"文备众体"的艺术特征:"吸收"就"形式"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形式"上吸收前代不同的文体或不同文体元素及其表现手法加以会通;"组合"就"内容"层面而言,指唐小说在"内容"上从前代作品中吸取相似或相近的"文本"加以融合。     

身体视域与莫言小说发生学

在以往研究中,域外视域（如福克纳与马尔克斯作品）和民间资源（农村生活与志怪传统）等因素对莫言小说的影响都得到重视和强调,然而艺术家创作状态有其微妙之处,仅仅依靠对作家的时代背景、阅读资源和生活经验的探讨,未必能解开莫言小说创作的独特奥秘。感官化与肉身性,是莫言小说在1985年前后表现出的个性化特征。本文以身体书写为视角对莫言小说初创期（1981—1984年）与1985年前后进行对比研究,探讨身体书写在莫言小说创作发生学中的表现、地位与影响。在对身体感觉的多重书写中,莫言突破了传统现实主义再现论思维方式对其的影响,实现了个人创作的“身体转向”。经由身体书写视角,我们可以对莫言小说生成的动态过程、内在动力和影响因素进行更加细致深入的透视。     

书牍文与唐小说的文体生成

书牍文亦是唐小说"文备众体"之一"体".它进入唐小说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直接使用完整的书信,另一种是以摘录书信的形式进行小说叙述.书牍文在体制和语体两个层面,影响了唐小说文体的生成:在体制上,书牍文介入唐小说故事的叙述,把小说文体构建成了一个多层面的开放性结构--召唤结构.在语体上,在特定言语环境中使用的书牍文体语言与唐小说中诗歌、骈赋、散文等语言的结合,丰富了唐小说的语言系统,孕育了唐小说的审美生成.     

论中唐叙事诗的小说史意义

中唐是叙事诗异军突起的时代.中唐叙事诗具有厚重的小说史意义.叙事诗的发展激发了中唐诗人关注"通俗"小说的兴趣,并为中晚唐小说创作的情节构设、故事叙述和人物塑造提供了经验和借鉴,从而促进了文言小说的兴盛成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小说没有叙事诗基础的现象,为一代小说的繁荣作出了贡献.     

京派乡土小说的浪漫寻梦与田园诗抒写

乌托邦式的审美理想决定了京派作家的文化价值立场,从反现代文明和反现代文化的角度出发,最终又部分复归于现代文化批判的视角.所以,京派乡土小说在其创作的理论和实践中呈现出的是"半叙景物,半涉人世"的书写状态,而风景画、风俗画与风情画的描写则成为他们田园诗的乡土抒情体式和小说修辞.     

宗教与死亡的文学对话———论石舒清小说创作中的死亡书写

回族作家石舒清继承了书写死亡的文学传统。在其小说创作中,死亡书写对象丰富,表现手法多样。风格特色鲜明。其小说创作以鲜明的民族个性表现了回族特有的生活风貌、独有的精神世界和心理素质,以及在传统文化熏染下与众不同的审美眼光和生活趣味,突出弘扬了宗教正面的精神与教义。     

论严歌苓小说的大众化艺术倾向

严歌苓在大众文化普及化和具体化时代,其小说创作以市场为导向,在坚持传统的文学审美观念的基础上,凸显大众文化的质素.小说以"快感式叙事"方式突出其故事性,并将故事作视觉化呈现;"电影化的想象"既为文字的小说寻找了附加值,也会使小说趋于平面化;面对消费时代的物质化和视觉化现象,严歌苓无法回避女性书写被大众文化"催眠"的效应;而小说的历史感表明了严歌苓以历史文化消费者态度对历史的观照和书写策略.严歌苓作品所昭示的日渐稀缺的理想主义精神品质,正是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联系和融合的体现.     

"百花时代"的浪漫主义涌动

1956年的"双百方针"在创作、批评层面所许诺的独立和自由,让小说创作暂时解除了束缚而跃跃欲试,其中浪漫主义的爱情主题书写让小说中被淹没和打压的"人"和"个体"重新浮出,链接起文学史上"人"的形象建构.     

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关于中国大自然小说的思考

"大自然文学"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全球化和现代性文学语境下产生的一种新的文学流派和形态.在中国,则是以儿童文学作家创作的大自然小说为雏形.由于社会历史文化的原因,中国古代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自然小说八十年代以"自然、土地与人"为题材、主题的"寻根小说"只能被视为准大自然小说.当代真正意义上的大自然小说脱胎于儿童小说.从儿童小说到大自然小说的演变、转换,其内在机制是儿童文学作家的传统儿童文学观向现代儿童文学观的嬗变.大自然小说开拓了当代小说创作新的领域,显示了新的小说美学原则.进一步培育、发展.可望在小说创作方面建立当代文学新的生长点.     

日常生活及其升华的向度——滕肖澜都市小说叙事主题简论

进入新世纪,信奉简单而不简陋创作理念的上海作家滕肖澜,创作了一系列表现沪上市民生存状态的都市小说,市民社会日常生活的诗学展示、心存怨恨地生抑或饱含爱意地活的市民生存哲学,与作为对抗都市物质主义异化的升华的爱情传奇书写,成为其小说主要的叙事主题。     

经验与记忆:莫言小说创作的三重变奏

莫言小说创作的文化特质和精神底蕴建立在其独特的个人经验和乡土记忆之上。童年时期的"创伤体验"是莫言成长记忆中的生命情结;从"诗书传家"的家族传统到"阶级成分论"的社会经验构成了莫言人生和创作中的历史记忆;以"高密东北乡"命名的故乡是作家莫言的精神寄托和灵魂的避难所。莫言小说创作是其童年经验与成长记忆、家族经验与历史记忆、乡土经验与感情记忆的三重变奏。     

论郁达夫早期小说创作中的死亡意识

郁达夫早期(1927年之前)的小说创作中,性观念上的矛盾与信仰的缺失凝聚为作家的死亡焦虑.他通过文学的想象暂时消解了这种焦虑,随之又在寻找英雄的过程中企图超越焦虑的威胁.这些对死亡的思考和书写形成了郁达夫在小说创作中独特的死亡意识.它不仅验证着"五四"启蒙语境中知识分子的某种困惑,而且也为郁达夫创作的转型指明了方向.     

论宋人对唐传奇名篇的接受——以《莺莺传》为中心

《莺莺传》中所体现出的宋人对唐传奇名篇的接受,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宋代的众多小说类书、选集对保存唐代小说做出了重要贡献;宋人对传奇作者、本事、创作动机等方面的考据较有参考价值;宋人对唐传奇名篇多有题咏,对其审美和情感意蕴有所阐发,更大量采用其中典故,促进了传奇名篇的广泛流传;宋人的文言小说创作,常常去模仿唐传奇的名篇佳作,白话小说和戏曲也从中取材。     

非理性世界中的疯癫图景——路翎小说中的疯癫人物透视

路翎小说中描述的疯癫诸相,如自虐、极端狂妄自大、虚妄的幻觉体验、道德上的自我惩罚、情欲绝望的兽性等,既是社会真实情状的书写,又是他的挖掘人物“原始强力”和发挥作家“主观战斗精神”文学观念的集中体现;这不但强化了作者对造成疯癫的黑暗丑恶社会愤怒的控诉,而且拓展了人性书写的空间。     

时代焦虑与都市憧憬——陆士谔小说的上海书写与想象

清末民初上海都市文化的多元性和异质性是近代小说书写的不尽源泉.陆士谔的上海书写与想象因其反映社会生活的深广度,揭露都市阴暗的犀利以及憧憬理想城邦的热烈而具有一定代表性.陆氏小说对城市化进程中东西方异质文明的冲突、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念的磨擦及城市恶之花的蔓延作了尽力摹写甚至夸张处理,充分折射出近代文人对上海都市文化的"非本土化"、非理想化所共有的屈辱与焦虑,以及对传统价值观和乡村文明如影随形的依恋.     

明清拟话本小说前世、转世叙事研究——以韦皋、韩滉为例

话本小说中涉及前世与转世的篇目甚多,尤其是《石点头》与《西湖二集》中有关韦皋、韩滉的两篇。"前世""转世"增加了小说的叙事长度和人物身世的奇异性,为其思想及命运的转变提供了潜在支撑,为"儿女情"中的"英雄气"书写作好了铺垫。更有价值的是,小说借转世的框架,表达了人们对类似人才的呼唤以及作者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的创作心理。     

论“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

史学家在编撰史籍的过程中,对历史事件的选择、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不可避免地受时代风尚、历史背景、史学家自身学识、素养等因素的影响.以这种“史识”来进行小说创作,逐渐演变成了作者对小说叙述的一种干预.“史识”对唐小说叙述的干预主要表现为“纪事实,探物理,辩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的话语和创作意识.干预是体现作者自主创作意识、完成小说文体叙事的重要手段,也是唐小说文体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     

新历史主义诗学与新历史主义小说

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精神有一定的相似性,体现在历史真实的个人化书写、历史必然性的质疑、大写历史的小写化、边缘历史抵抗主流历史等方面。但是,中国的新历史主义小说创作没有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的复杂的理论渊源和真正的滋生土壤,因而,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在对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嫁接”的同时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异”。中国新历史主义小说是当代中国复杂的社会和文化因素和西方新历史主义理论相作用的结果。     

当代西部乡土小说中伦理书写的变迁与转型

当代西部乡土小说中伦理书写无论是创作主题、作家伦理姿态表达,还是书写形式等方面都因社会背景、人文因素的变迁而发生较大的转变。论文从时代背景、意识形态、文艺观念、审美立场等社会形态的变化出发,对当代西部乡土小说伦理书写的变迁做整体性探讨。分别从三个方面来研究其转型:伦理主题表现为由宏大的革命伦理叙事转向日常生活世俗;作家伦理态度表达从充满忧国忧民和重国思家的厚重感转为客观中立地表达世俗人文关怀;书写的形态也从追求宏篇巨制到中短篇小说的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