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文明的历史溯源及其当代启示

法治文明,是一个国家实行法治的状态和程度所体现的文明,法治的发展史就是法治不断趋向文明的历史过程。从法治的历史演进分析,中国与西方的法治产生的文化背景和基本涵义有着根本区别,目前。我国社会主义依法治国道路,只能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之路。只能建立在中国国情之上．借鉴人类法治文明的优秀成果．走循序发展的渐进之路。     

论国际政治权力的目的性与工具性

本论文剖析了国家政治权力概念、权力来源、权力目的性与工具性。除了传统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界定的权力来源外,"软实力"和"政治行为体的叛逆行为"也是权力的重要来源。国际政治权力的本质即是国家利益,而国家利益的维护工具即是国际政治权力。国际政治权力具有目的性和工具性双重特征。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主人地位和作用的实现形式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劳动者还只能在总体意义上行使所有者主权。劳动者在与生产资料结合时,并不是主人与其所支配客体的结合关系,而仅是以企业劳动者身份实现与生产资料的结合。劳动者对生产的具体管理,主人权力的行使,只能通过间接的形式实现。     

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反思与前瞻

我国建设生态文明必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这就需要对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生态文明发展道路进行反思与前瞻。文章分析现行发展道路的地位与价值,重点剖析现行发展道路的问题与不足,最后提出我国必须走生态良好、生产发展、生活幸福的生态文明新型发展道路,以期为我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理论与实践探索提供一些有益参考。     

关于建构我国新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

关于建构我国新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的思考马振凤，鄂淑芬权力作为一种政治现象，随着社会与政治的发展而处于不断的运行之中，具有推动或阻碍社会发展的正向和反向的重大作用。权力腐败是权力运行中的一大瘤疾。它不仅是人类社会在文明进程中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更是发展...     

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思考

适应引领经济新常态、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两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建设生态文明的现代化中国必须走生态文明道路,经济新常态是探索中国特色生态文明道路的大背景,需要我们正确把握由此带来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文章在分析中国特色生态文明道路内涵与地位的基础上,重点分析经济新常态对生态文明道路产生的有利影响和不利影响,进而提出从建设绿色生态、发展绿色生产和培养绿色生活等三个方面应对新机遇和新挑战。     

SPECIAL ISSUE： EXAMINING THE DEATH PENALTY IN CHINA Abolishing the death penalty：the logical necessity of the irrationality of the death penalty

死刑渐废论者的逻辑是：死刑不合理、不人道,但是在当前中国,由于国情、文明程度的特定性,又具有合理性,这是一个矛盾的结论。不合理的就应该摒弃。将传统文化、文明现状以及民众的态度与死刑的废止结合起来是知识者的精神自虐。正如死刑存在的原因从来不是民意一样,死刑废止的阻力也从来不是来自于民意。哲学家并不掌握死刑存废的政治权力,正如死刑的存在最有利于政治权力的贯彻一样,终结的动力来源于国家政治权力,来源于国家政治权力的代表者——政治家。     

实现政治问责的三条道路(英文)

建立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府是现代国家治理的核心问题。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解决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谁来使用权力？如何使用权力？选举制度是解决前一问题相对较好的制度，而预算制度是解决第二个问题最好的制度。通过历史比较分析，可以总结出三条实现政治问责的道路：19世纪的欧洲道路、从建国到进步时代改革的美国道路以及雏形初现的中国道路。这意味着，西方经验并不是唯一的实现政治问责的道路。相对于西方经验来说，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国家转型具有极大的特殊性。尽管面临各种挑战，但一条政治问责的中国道路正在形成。     

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海权战略选择——海权与大国兴衰的经验教训及其启示

本文从四个方面分析了世界海权兴衰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海洋强国建设的启示。第一,世界海权兴衰交替的历史表明,海权建设是以资本和制度创新为核心的综合性过程,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社会发展各领域,中国海洋强国建设应走综合性海权的发展道路。第二,陆海复合国家的海权战略深受其地缘政治缺陷的制约,其成败在根本上取决于国家的陆海统筹和平衡能力,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应走陆海统筹的复合型海权发展道路。第三,陆海复合国家的海权建设必须选择合适的限度和区域,中国的海洋强国建设应走有限性、区域性海权的发展道路。第四,新兴海权的成败取决于新兴海权国家如何处理与既有海洋霸权的关系,在建设海洋强国的进程中,中国应妥善处理与美国海洋霸权的关系,走和平式海权的发展道路。     

深化改革与建立权力制约新机制

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通过深化改革，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按照这一思路，今后反腐保廉的一项重要治本之策，就是要深化体制改革，构造一种真正能够对权力进行制约的新体制。一、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以权力制约权力从反腐保廉的角度来讲政治体制改革，关键是要落实对权力的制约，而制约权力最有效的工具就是权力本身。也就是说，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构造一种新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体制格局。首先，要巩固人大作为权力机关的法定地位，全面落实人大的立法、选举和监督职能。人大作为权力机关，其地位已经由宪…     

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

中国为什么没有经济学家?关键是体制，是强势政府、强势政治所致。要改变这一现状，政府必须进行政治改革，中国必须走真正的市场经济道路。     

论西方权力文明思想中的制度设计

西方经历了比较完整的社会发展形态,在权力领域积累了一定的制度成果,这些成果是人类在政治活动中智慧结晶的一部分,反映了现代民主权力及其政权运作的一些特有规律,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在这些权力文明思想中,主要包括政党制度与选举制度、权力控制与权力监督制度、代议制度与文官制度、正当法律程序制度与违宪审查制度、宪政制度与开放制度等。但我们也不能原样照搬这些,结合中国国情有选择地进行借鉴与吸收当是中国权力文明发展的真正归宿。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视阈中公共权力制约的困境

实现公共权力的科学运行是一个历史过程,它受到传统政治文化中诸多因素的影响而表现出明显的民族性特征.从权力的官僚化、伦理政治化和民本的虚位性的视角,反思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与公共权力制约的内在联系,对传统中国社会公共权力制约的现代转型,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论当代政治文化发展中的七大关系

政治文化是一种特殊的政治取向，对政治生活有着重要的影响，是政治现代化的基本内容之一。我国当代政治文化在某些方面还有不尽人意之处，正面临着发展的要求。为充分发挥政治文化的功能，当代政治文化的发展应注意处理好两个文明建设、目标与起点及传统、政治认知与认同、政治参与与理性、法治与民主意识、政治文化与政治制度、民族性与世界性等七个方面的关系     

论分权与权力制约

分权与权力制约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分权的学说与权力本身一样古老，而有分权就有权力制约。我国的权力分工与制约体制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权力制约制度，在本质上带有调整和探索的性质。与实行多党制的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工和制约只能是相对的，而分权与权力制约的变革实际上面临的是一个国家权力如何民主化的问题。     

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矛盾是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

《社会科学报》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三十日登载万高潮的撰文提出: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矛盾是现实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首先,经济现代化与政治民主化的矛盾是现实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之间对立统一的客观表现。由于现实社会主义社会无一例外地都是在落后国家产生的,支配生产资料的权力与作为生产资料所有者的劳动者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脱离;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与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群众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脱离。     

始终不渝坚持和平发展是当代中国的必然选择

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这是中国共产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根据时代发展潮流和自身根本利益作出的战略抉择。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有着历史与现实的必然性,是全球化时代的必然要求,是透析世界历史发展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而作出的明智选择。     

中国政治学变革的理路与指向探析

回顾总结改革开放30年来政治学的发展历程,最重要的是在借鉴历史的基础上,寻求这一学科未来的发展理路与指向.与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发展需求相呼应,政治学也面临新的拐点:一要关注市场化进展,追寻破解市场发展阻力的良方,向权力阐明真理,为市场清理道路;二要关注法治化进程,探索建立民主、宪政、法治三位一体的现代政治体制;三要坚持理性化方向,保持独立的学术立场,客观冷静地进行政治解释与政治阐述;四要倡导科学化,不断更新自己的方法工具,以开放的胸怀对待和接纳来自各方面的知识体系,促进学科的持续发展.     

论技术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共在与互动

权力始终贯穿于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中，成为人们分析当代相关领域活动的重要对象。技术权力与政治权力的共在与互动，已成为当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座架”。政治权力具有显著的序惯性与继承性，在很长时期之内部表现为强者恒强；与之相较，技术权力的序惯性较弱，但技术权力具能动性与活跃性。技术权力与政治权力有序合理的巨动是增强综合国力、促进我国和平崛起的重要路径。     

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的原点——日本型现实主义析论

战后日本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思想,有别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日本型现实主义萌芽于1945—1960年的外交论争中,当时日本国内的"保守派"重视权力政治、担忧苏联威胁、反感舆论界的不良氛围,采取支持单独媾和、再军备与《日美安全条约》等做法,促成了"现实主义"的诞生。进入20世纪60年代,高坂正尧等学者提出了权力与价值并存的新的"现实主义",从而引领了日本型现实主义的崛起。新的"现实主义"承认权力的多样性,提倡渐进的和平路线,建议日本走"海洋国家"道路、宣布无核化、尽早恢复日中邦交。日本型现实主义的权力观与问题意识,给非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构筑带来了丰富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