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新生代”诗歌综论

本文对中国 4 0年代“新生代”诗歌的成因、嬗变、美学倾向、历史贡献及其局限进行了全面分析。作者认为 ,“新生代”诗歌冲破了外部环境的压迫和内部的限制 ,进行了大胆探索和创新 ,在“新诗现代化”进程中迈出了一大步。这既表现在与世界现代主义潮流的贯通上 ,又表现在与中国社会现实和诗歌传统的紧密结合上。可以说 ,“新生代”诗歌是中国新诗在艰难曲折中深入发展的标志 ,是中国现代主义诗歌总体上实现突破和走向成熟的标志。其价值意义不可低估     

建构现代汉语的诗意空间

上世纪最后20年,随着对中国新诗近百年发展状况的不满和对新诗的宏大叙事与意识形态的清理,“回归诗歌本体”的声音开始出现,诗歌和语言之间的关系重新被诗人和理论界所重视,语言工具论思想在符号学和语言哲学的理论中受到强烈质疑。“回到诗歌本体”在很大程度上被置换为“回到语言的路上去”,所谓“诗到语言为止”便是一种极端的口号。诗歌对语言的觉识显示了中国新诗的巨大进步。由此,理论界开始关注诗歌文本分析,强调诗歌文本之间语词的张力与修辞策略,试图勾勒中国新诗精神现象学谱系,拓展了巨大的学术研究空间,获得新的学术增长点。然…     

毛泽东的“新体诗歌”观

毛泽东的“新体诗歌”观 ,对当下新诗的文体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他提出的新诗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的意见 ,他概括的民歌和古典诗歌在形式上“精炼 ,大体整齐 ,押韵”的特征 ,都是我们倡导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新诗的再次复兴的旗帜。     

徘徊于理性与审美之间——谈西方诗歌影响下的中国新诗发展之路

中国新诗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特别是西方诗歌的直接作用下发生的。仔细回顾中国新诗的发展之路,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新诗对西方诗歌并非只是一味地认同与追崇,特别是在具体创作实践中,它既表现出了对西方诗歌在观念上的理性认同,又在审美上常常流露出犹豫与徘徊。这种犹豫和徘徊使得中国新诗不可能踏着西方诗歌的老路大踏步前行,而是经历了异常曲折的发展道路,但同时也保证了中国现代新诗成为“中国的”新诗。     

吸纳与继承:百年新诗诗学理论建构

中国新诗的理论建构有两个重要的资源:西方诗学理论和古典诗歌理论.当新诗完成白话语言和自由体形式的“革命性”创造之后,着力进行诗歌艺术方面的规范化建设.象征、暗示、戏剧化、通感、蒙太奇等西方诗歌艺术手段被新诗广泛吸收、借鉴;同时也继承了中国古典诗歌中的意境、格律、神韵等诗学理论.新诗在吸收西方诗学资源和继承古典诗歌理论进行自身诗学建构的同时,也保持着对极端“西化”和片面“复古”的警惕.     

现代诗学史上的“为诗而诗”论

“为诗而诗”论是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诗歌观念。其主要内容有 :诗的最根本特征就是本质的纯正 ;诗要与“政治”、“教化”等划清界限 ,诗与种种非诗体式要有所区别 ,诗歌文本应是一个有机体 ;诗歌艺术只有在表现上才存在。它实际上是对中国现代诗学史上“纯诗”观念的概括与总结 ,它使中国新诗从“散文化”阶段跨越到了“纯诗化”阶段 ,标志着中国新诗观念的一次重要转折。在现代诗学史上 ,这也是一股可贵的、产生了历史进步作用的诗歌美学潮流。它对现代诗人的创作实践和诗歌的接受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重提新诗的格律问题

在汉语语境里 ,诗歌的格律问题有其特殊的地位。对于新诗格律的倡导者来说 ,新诗只有在具备了自己的形式之后 ,才能与古典诗歌彻底划清界限 ,因而发掘现代汉语的音乐性就成了新诗格律建设者的重要追求 ;与此同时 ,诗人们也尝试着从语言的视觉形象上(如“具象诗”和“意象”)来增加词语的吸引力。但事实上 ,相对于古典汉语而言 ,现代汉语无论在听觉上还是在视觉上的优势都不再明显 ,因而 ,单纯外在形式上的新诗格律势必难以形成定论 ,新诗的格律只能趋于内在化     

论汉语新诗发展格局中的香港新诗

汉语新诗的成功,香港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因为香港新诗界经过数十年的探索与实践,建立了迄今最为完备的新诗运作机制.西方现代主义诗歌在汉语新诗领域的真正定型,也是在20世纪50年代以后开放的香港.香港新诗通过对香港这个特殊的区域诗兴情感的抒写,为汉语世界保存了卓然独异的都市诗歌和南国情愫.只有在世界化的格局中审视,汉语新文学和汉语新诗才有了新的价值体系,才有了新的传统内涵.香港始终处在面向世界的开放状态,它应该而且能够承担起汉语文学和汉语诗歌走向世界文学的重大历史责任.     

新时期诗歌的戏剧化特质

由于诗歌写作者诗学观念的“断裂”,新时期诗歌与此前q-国新诗相比,发生了明显“转型”。戏剧化特质,正是这种转型的表征之一。戏剧化特质把现代汉语诗歌引向了现代性的轨道,因而具有其“合理性”和“时效性”。新时期诗歌的戏剧化特质具体体现在戏剧化诗学观念、戏剧化诗思结构和戏剧化表意策略诸方面。     

现代时间与新诗

现代时间及其所引致的现代价值观念的融入是新诗现代性认识的重要纬度,它是新诗从思潮到语言表述发展演变的内在根本动力,并在很大程度上,是新诗在面对域外诗歌和传统汉语诗歌的厚重传统压力下获得自我认知的重要尺度。但同时,以“新”为价值取向的现代价值观念也给新诗带来了空前的窘境,限制了新诗从审美规范到语言表达的积累。     

巴人的诗论

巴人在从事新诗创作的同时,也坚持从事新诗理论批评工作。二十年代后期,他刚开始从事理论批评,就写下了《新诗漫谈》;三十年代,他写下了带有新诗史略性质的长篇论文《新诗的踪迹与其出路》;五十年代后期,他写下了《也谈徐志摩的诗》、《争论之外》等参与当代诗坛争鸣的文章。综观巴人一生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我们清楚地看到,他对诗歌的本质、新诗的语言、形式、风格以及新诗史等理论问题,都发表了独特的见解。 巴人论诗,注重诗意与诗的意境的创造。他在《新诗漫谈》一文中曾批评二十年代中后期新月诗派注重新诗的格律而“把新诗的灵魂——诗意——撇开一边,把新诗的衣服拼命讲究。”与此同时,他称赞英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诗人雪莱的《云雀》“诗意丰富”。在更多的场合,巴人更注重诗歌意境的创造。1959年,在《争论之外》一文中,他指出:“做诗就得有‘诗的意境’”。可见,巴人是将创造意境视为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的。     

自由诗与中国新诗

自由诗是中国新诗的主要体式 ,中国新诗的研究和批评经常使用自由诗这个诗体概念 ,却未加以历史和理论的检讨。本文从中国早期自由诗理论的反思出发 ,联系新诗接受自由诗的过程 ,认为中国新诗在语言与形式“求解放”的进程中 ,精神与内容的考虑显然优先于美学的考虑 ,存在着把自由诗浪漫化和简单化的现象。自由诗有存在的合理性 ,但它仍应遵循诗歌运用语言的基本规律 ,不宜将自由诗看成新诗的至尊形式 ,以至于代替其它形式的探索。必须打破“新诗应该是自由诗”的绝对观念 ,形成格律诗和自由诗并存、对话与互动的诗歌生态 ,以便在诗歌内部形成竞争机制和参照体系 ,获得自我反思和自我调节的能力。     

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

以胡适、俞平伯、康白情、刘半农、刘大白、周作人为代表的白话新诗派为早期白话新诗的理论建设和文学实践开辟了一条“真实”的道路。白话新诗派在内容写实、情感真挚、艺术真实三个层面对新诗进行了积极的理论探讨和创作尝试。“真实”作为诗歌创作的美学原则，同时也成为诗歌价值的评判标准。在“真实”诗学观的引导下，白话新诗派开拓了新诗的题材和类型，丰富了新诗的文化资源，积累了新诗的创作经验。总结归纳白话新诗派的“真实”诗学观，对厘清白话新诗派的诗学理论，梳理新诗理论的发展脉络，探索具有时代特色的当代诗歌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科学思潮与中国现代诗歌思维方式的转换

科学思潮是中国现代诗歌思维方式转换的时代因素.在科学思潮的影响下,中国现代诗歌诗思由重直觉性向情与理相结合转变,由倾“虚”向倾“实”转变,由偏于“字”思维向偏于“句”思维转变.探究科学思潮对新诗的影响也有助于我们对当下诗歌的理解,因为科学思潮对诗歌的影响并不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汉语诗歌又面临着科学的再一次冲击.现代科技对诗歌创作又提出了新的挑战.通过对历史语境中科学思潮与现代诗歌密切关系的分析,不仅能从发生学的角度上探究到新诗在思维方式上的变化,洞察到这种变化对新诗形式选择的直接影响,而且对于理解当下诗歌的流变及其形式选择也是有现实意义的.     

“用东方的声音唱东方的歌曲”——朱湘诗歌论

1 有人说新诗是“泊来品”,这话并不确切。固然,产生于“五四”前后的中国新诗“别求新声于异邦”,①诗人们从西方借鉴,不但引进西方的诗歌形式,西方诗歌的思想内容、生活感受、意境、情绪等,也引起过“五四”以后中国诗人心灵上的共鸣,触发过他们的创作灵感,甚至被明显地“引进”到中国诗歌作品中来。但是,这一切,都还只是中国新诗产生和发展的外来因素,中国诗歌随着时代而变革的主观条件和内     

词文体的演进和新诗形的诞生

词文体离新诗最近,其“弱德之美”蕴涵着问题意识和批判力,其独立于集体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之外的自由精神和原始的民间品格吻合了现代艺术所期待的“体”,“长短句”、“自度曲”与新诗的形式和创作理念遥相呼应,其脱胎于音乐和格律诗的形式原则包含着我们民族诗学乐感的精髓。当代旧体词现代性的发育正促进着使新诗区别于西方诗歌的“现代民族诗形”的诞生,诗体多元化是诗歌发展的历史真相。也是现实选择。     

就雅与从俗的冲突与和谐——中国新诗现代性的思考之一

在中国新诗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就雅”与“从俗”这一对矛盾。这既导致了诗歌大众化或者纯粹化都不可能一蹴而就,也造成了新诗在文体形式建构上的艰难。本文不在于简单地判定“雅”与“俗”之间究竞孰是孰非,而在于强调二者从冲突与走向和谐,从矛盾达至融合、共赏。     

倡导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华文诗歌的全球整合——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综述

由西南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新诗研究所主办的首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于2004年9月19至23日在西南师范大学隆重举行。来自亚洲、欧洲、美洲、澳洲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余位华文诗学名家出席了本次论坛 ,围绕“倡导中国新诗的二次革命 ,推动中国新诗的再次复兴”和“华文诗歌在全世界的整合与繁荣问题”两大主题 ,开展了自由、活跃、科学的对话与研讨 ,并取得了广泛的共识。“新诗二次革命”的理念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反响。本届论坛学术委员会主席吕进的主题报告《三大重建 :新诗 ,二次革命与复兴》和骆寒超、陈玉兰联袂发表…     

诗歌的困境

时下,诗坛内部明显地呈示一种分化状态,我们姑且将其界定和归纳为常态新诗、非常态新诗和旧体诗。可以肯定地说,这三派诗人各自都写出了好诗,也都为诗坛的繁荣兴旺做出了贡献。但毋庸讳言,又都各自存在着不足,面临着矛盾和困境。本来,创作观念和方法上的差别、对立乃至适当的反拨都是很正常的,它所带来的必然张力是激发和推动创作繁荣的重要前提。因此,我们才不讲所谓“一元”而赞成“多元”。但我以为,目前诗坛表面上的“多元”实际上掩盖了本质上的“一元”,即掩盖了线性思维下狭隘的诗歌观念,使诗歌的道路越走越窄。     

新诗要革命

新诗的发展道路问题,是毛主席早已解决了的。毛主席曾一再强调:要在民歌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新诗。在给陈毅同志的信里,毛主席则又明确指出:“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