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1855年间黄河决溢的时空分布规律初探

历史时期,黄河下游决溢泛滥造成的灾害影响巨大。清代黄河河工体系建立以后,黄河下游河道两岸的河防工程逐步完善,两岸河防工程对河道的控制作用非常明显。将黄河决溢位置与河防堤段联系在一起,在数量统计的基础上利用核密度分析方法研究决溢地点的时空分布过程,可以发现在1644—1855年间黄河下游河段决溢位置存在两次由上游向下游移动的变化。综合分析这一规律,黄河在自然河道被人工堤岸约束之后,河道边界处受到河防工程的显著影响;河道内的河流发育过程仍然遵循自然的规律,于是决溢位置的核心分布区在时空分布上呈现一定的规律性。     

略论中国古代毁坏河防堤坝犯罪

我国古代对堤防安全极为重视,国家张官设吏,严明法纪,并专设"盗决堤防"和"失时不修堤防"罪名,以惩罚犯罪,同时,也制定了严格的堤防维护保养制度。     

治盗之法尽而盗不止——中国古代"盗"罪之考论

中国古代多以严法治盗作为维持社会稳定的重要措施,不同的历史时期,治盗的效果也不相同.西周早期出现了"成康之际"、四十余年"刑错不用"的社会安宁状态.殷末则是"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农业经济发展较西周为快.却呈现出"王者之道莫急于盗贼"的社会混乱局面.秦代以坚实的经济基础,扫平六国一统天下,大力推行秦法,收到了"六亲相保,终无寇贼"的社会效果,却导致了"一夫作难而七庙坠,身死人手"的亡国下场.西周早期、西汉文景之治、唐贞观盛世、明朝初年等时代的社会安定,均采取了对庶民施行仁政德治、减轻负担的措施,并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庶民的生活、劳动以及参与政事的权利.但考察发现盗窃的发生与社会生产力、社会经济的盛衰不成比例关系.统治者在大力培养和提高社会道德素质的同时,严格公正执法,打击盗窃犯罪行为,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几千年封建社会以"私天下之利"为立法原则,从而出现"治盗之法尽而盗不止"的现象.     

赡思与《河防通议》

主要主字元代人们在黄河治理中的治理理论，河防制度和水工技术，是我国历史上对水利 首次详细，系统的主载，它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宋，金，元时期人们对黄河治理的技术水平，并且对现代黄河的治理有其重要的参考作用。     

北宋黄河河防中的官员奖惩机制

在黄河防治中,北宋王朝逐渐形成一套较为完整的官员奖惩机制。而在其运行中,宋廷通过行政升黜、经济赏罚乃至刑事制裁等多重手段的综合运用和实施,从而对激励和制约治河官员致力河政发挥了重要作用。     

赡思与《河防通议》

主要论述了元代人们在黄河治理中的治河理论、河防制度和水工技术 ,是我国历史上对水利工程技术的首次详细、系统的记载。它完整地反映了我国宋、金、元时期人们对黄河治理的技术水平 ,并且对现代黄河的治理有其重要的参考作用     

论既决事实

既决事实是法院确定的终局判决所确认的事实。既决事实 ,对于将来的相关案件具有预决效力 ,这种效力源于判决的效力。适用既决事实属于法院的职责 ,法院应主动查明适用 ;当事人或控辩双方也可以申请法院适用。在我国诉讼实践中 ,适用既决事实存在障碍 ,文中列举了主要障碍并提出了解决办法     

论秦始皇出行逢“盗”及秦代“盗”的法律身份

《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录秦始皇出行有博浪沙为盗所惊的经历,又有微行逢盗兰池,见窘的故事。二者均因盗遇险,但情形有所不同。秦史所见盗与群盗颠覆秦政的暴动,对秦王朝来说,与博浪沙事性质相同,也应当是政治犯罪。然而对照秦律中盗的身份,似乎只是指侵害他人财产所有权者,不涉及政治层面。社会下层的政治犯罪是专门罪名后出的情形,也许值得我们重视。关于以盗指称反秦政治运动,当与秦王朝执政者的盲目自信及舆论控制的忌讳之禁有关。     

论资本多数决中的“多数”和“范围”

资本多数决是现代各国公司法普遍采用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对于资本多数决原则,必须明确两个问题,一是＂多数＂是多少,二是＂什么范围内＂的多数。＂多数＂包括简单多数、比较多数和限定多数。＂简单多数规则＂既能防止少数人代表整体采取行动,也能防止少数阻碍整体采取行动,因而成为股东大会的普通决议规则＂;限定多数＂虽很不方便,但有很大的保护作用,成为公司股东大会的特殊决议规则。许多国家的公司立法规定了召开股东大会的法定最低股份数,并在此前提下采用＂实际投票者的＂多数决。     

汉初盗罪述论--以张家山汉简为中心

本文以张家山汉简为主要考察对象,结合传世文献,剖析了汉初盗罪的构成。与秦代盗罪比较,汉代关于盗罪的制度设计,与秦律既有沿袭关系,也有变革,并非“汉承秦制”四字所能囊括其意。     

清代贪污腐败犯罪成因分析

清代贪污腐败犯罪的成因可以归纳为五个方面:公权私化为腐败提供了丰厚的营养;行政的集权化、监督机制缺乏,为腐败提供了唾手可得的机会;行政过程的人治化为腐败提供了方便的路径;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催化了腐败的进程;反贪不力,导致官场腐败禁而不绝。     

清代新疆满城探析

清朝统一新疆后,为巩固统一、加强西北边防、保持社会稳定,从东北、热河、陕西、甘肃等地调拨满洲八旗等官兵驻防新疆,遂形成满城,主要分布在北疆的伊犁、乌鲁木齐、古城和巴里坤等地。自乾隆二十三年至四十八年(1758-1783)修建了大小城堡近四十座,新疆满城的建立,对巩固新疆的统一局面,加强清中央政权对新疆的统治,保持新疆社会的稳定,增强西北边疆的防务力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清末新小说兴起论略

清末新小说以表达政治—时事为能事,即以国家为叙事重心。由朝代国家向民族国家转型的政治观念变迁史,潜隐在新小说主旨的转换之中。其时小说地位的提升与清末新小说的兴起,实知识人危机意识的呈露。     

试论归降汉族知识分子与明清易代

清朝的建立者满族作为世居关外的少数民族,之所以能取代大明王朝,除了八旗劲旅的强大和无坚不摧外,大批汉族知识分子归降对明清易代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也正是因为这些汉族知识分子的参与,加速了明清更替的完成,缩短了明末清初的社会动荡时间,进一步促进了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继续发展。     

意识形态的操控：晚清翻译出版情况及特点分析

从晚清翻译出版机构和翻译出版内容着手,分析晚清翻译出版活动的特点,即翻译出版机构的性质、译书的人才结构、译书的内容以及原著的来源地等方面都呈现出其独特的发展变化形式。在此基础上,文章根据利弗威尔“意识形态”理论进一步探讨这些特点背后的深层原因,那就是意识形态（包括社会意识形态及翻译赞助人的意识形态等）通过出版流通对翻译活动的制约和操控。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真正理解晚清翻译高潮的意义。     

清代安徽名媛述论

清代安徽名媛数量分布遍及全省,但地域分布不均,形成了以皖南徽州府、皖中安庆府及庐州府为中心的核心区,名媛数量呈现出从南到北逐渐递减的趋势。从每个府名媛数量的分布来看,名媛数量在姓氏分布上极为均匀。以县为单位计,清代安徽名媛数量存在着县域分布上的不平衡。     

清末新式销售方式探析——基于清末各地官报等史料的分析

清末是中国社会发生剧变的时代,出现了一大批有别于传统商人的商人群体,一般我们称之为新式商人.事实上在新式商人发展的过程中,商品销售的方式也出现了新的模式,诸如拍卖、赛会、各类陈列所和销售所等等,在市场推广方面和宣传方面,清末的新式商业也开始重视报纸、招贴等广告宣传,销售手段呈多样化.文章通过整理和分析清末各地官报等相关史料,力图更真实地反映当时商业进步和发展的事实.     

清朝前期(1644-1839)湖南灾荒频仍的社会原因探析

清朝前期虽然政治相对清明，社会稳定，但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对山地和洞庭湖的过度围垦，降低了洞庭湖对洪水的调蓄作用，加之吏治腐败、清初的战乱及奸商囤积居奇、操纵粮价等社会原因，致使湖南地区灾荒频仍，民不聊生。     

清代湖南商贸问题浅析

清代湖南商贸有三个基本的表现形式:转口、过境与市肆,由此形成了湘潭、郴州、岳阳、常德等几个商品集散中心。明代以降的经济发展,是形成这种贸易与特征的社会背景。这种商贸一方面满足了清代湖南民间社会日常生活的需要,一定程度活跃了城乡经济,催生了一批市镇,在西南边境经济与内地经济之间起到了桥梁作用。同时商贸的发展又是单一的,带有政府强制性的行为。由于文化背景的差异,使得从事这种活动的人基本上为外省之人,本省之贾亦或难见方志史传。     

清刻李白集述要

清代对李白集的编刻情况相对简单,主要有明人编纂李集刊刻、清人注释李集、清人重编李集,以及据两种宋本覆刻。主要成就体现在王琦辑注《李太白全集》三十六卷及李调元、邓在珩编订《李太白全集》十六卷上。这些代表了清人李白研究的主要成绩。此外,因为宋版原刻本今已佚失,清代覆刻的两种宋版李白集对保存李白集文献起到了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