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朝鲜通讯权之争与清朝外交政策的转变

中国和朝鲜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受到日本等国愈来愈严重的挑战,清朝传统的宗属模式的外交政策也随之产生了转变。在中日争夺朝鲜通讯权这一外交交涉问题上,清政府的外交政策就表现得相当灵活,既充分利用了中朝之间传统的宗属关系,又吸收了近代外交的条约形式,从而挫败了日本的挑战,实现了对朝鲜通讯权的控制,并成功维护了与朝鲜的宗属关系。而这种宗属关系又是以新的形式和内容出现的,即传统宗属体制与近代条约体制相结合的新东亚宗属关系,体现了清末“传统外交”与“近代条约外交”并用的二重外交方式,这是清朝外交政策转变的重要趋势。     

异乡人的命运轮盘：社会决定论视角下的《柏青哥》解读

《柏青哥》以20世纪初的社会背景为起点,讲述了日本殖民者在朝鲜贵族无能、统治者腐败的前提下,普通人如何生存与反抗的故事。小说中共涉及到四代人长达百年的移民生活,展现了日本吞并朝鲜后,被迫流亡到日本的朝鲜人,与出生成长在日本的朝鲜人,对抗或是顺从社会的内心斗争。从社会决定论视角下解读该小说,研究大时代和移民者之间的关系,发现移民者如何接受自己,并被社会接受的心理活动,以及一系列与人性、名利、社会现实相关的矛盾,阐释了在民族精神与自我认同不可兼容的条件下,受社会支配的个体应当反抗还是顺从的问题。     

从社会关系角度看中国与朝鲜历史关系的整体性

学术界在朝鲜历史研究上有个框框是三个没关系,即主张高句丽与高丽政权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与当前朝鲜政权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高句丽与当前韩国政权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目的还是重在现在的中朝关系。然而历史关系是社会关系的历史性表达,它不仅具有社会关系的广泛性、长期性,而且更突出了社会关系的政治性、民族性。本文试图对中国与朝鲜半岛历史关系中的两位著名将领的史料性的历史回顾,从社会学上梳理这个关系的整体性。     

日本儒学的朝鲜渊源

在儒学始传日本及日本儒学独立发展的过程中，东渡日本的朝鲜儒生均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鉴于日本儒学与朝鲜儒学这种深远的渊源关系，我们只有首先弄清朝鲜儒学的发展史，才能明了日本儒学的来龙去脉。     

万历二十一年潜入日本的明朝间谍

明万历二十年,日本丰臣秀吉突发大军侵犯朝鲜.应濒临亡国的朝贡属国朝鲜的请求,明朝政府作出了出兵救援的决定.战争后来以明朝、朝鲜、日本在朝鲜半岛的对峙与讲和为主要形式而持续七年之久,最后以丰臣秀吉痛死、日军撤退而告终.这场以朝鲜为战场,以明朝、朝鲜、日本三个主要东亚国家为参战对象的战争,给东亚世界各个相关国家之间的交流注入了新的内容.战争期间参战方之间的人员往来,比以往时段变得更为频繁,随之而来的则是迅速膨胀的信息流通.出于战争的需要,明朝政府通过派遣间谍等形式,积极地搜集和研究日本情报,藉以把握战争形势,谋求战略上的主动权.这些情报关乎战局的进退和战争的胜负,时这场战争产生了重大影响.     

“朝鲜问题”与19世纪后期东北亚国际关系

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大门后,地处东北亚战略要冲的朝鲜半岛便成为列强扩张的焦点。为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新兴的日本和美、俄、英等国与作为宗主国的清帝国之间及列强相互之问,进行了激烈的角逐。所谓“朝鲜问题”,其实质是强国对弱国的压迫和强国之间的势力争夺。这种争夺制约着19世纪后期东北亚国际关系的发展和演变。通过日中和日俄战争,日本终于1910年吞并了朝鲜,使“朝鲜问题”告讫。     

俄罗斯在朝鲜核危机中的立场与作用

朝鲜半岛特殊的地缘政治环境决定了其必然要受周边大国的重要影响。19世纪下半叶扩张到太平洋沿岸的沙俄开始了与朝鲜半岛为邻的历史,从沙俄与中国、日本争夺对朝鲜的控制权和影响力到冷战时期苏联与朝鲜的结盟和对韩国的敌视,再到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与两个朝鲜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与平衡发展,俄罗斯与朝鲜半岛各自的命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国家之间的关系也起起伏伏,错综复杂。现在的俄罗斯在实现富民强国的目标时,在朝鲜半岛事务中也越来越起到积极和建设性的作用。     

明治时期日本对朝“外交革新”及其对中朝宗藩关系的冲击

明治初年的"文书问题"引发了日朝之间的外交纠纷,然而日本改革幕藩体制下日朝外交模式的意图并未得到朝鲜方面的回应。日本对日朝外交的革新,在外交一元化的表象之下,也存在着前近代的外交模式与近代外交模式的冲突。日本多次尝试,也无法在事大主义与宗藩关系结构下取得对朝外交的突破。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日本尝试将日朝"外交革新"与中朝宗藩关系对立起来,并最终以条约的形式,在"朝鲜独立之邦"的名义之下,完成了与朝鲜建交。日本的对朝外交革新或可视为近代东亚地区国际政治格局发生颠覆性变化的一个转捩点,中朝间的宗藩关系开始受到冲击。一方面,日本率先导入近代西方主导的国际外交秩序,并利用其为本国利益服务,从而对中朝两国国家利益造成伤害;另一方面,中朝两国相对滞后的对外观及其带来的外交政策的迟滞性,也在客观上阻碍了两国早期现代化的步伐。     

再论《江华条约》与清政府——兼答权赫秀先生

清朝册封朝鲜世子正使实为吉和,而非《德宗实录》记载的志和。吉和、乌拉喜崇阿曾向朝鲜指出防范日本侵略的必要,对日本逼签的开馆通商条约表示忧虑,肯定并赞扬了朝鲜以往在日本书契问题上表现出的坚持中朝传统宗藩关系的态度。并未发现他们对朝鲜有与日本订约的劝告。在朝日谈判期间举行册封闵妃之子李坧为世子的仪式,客观上为主和的闵妃集团加了码。朝鲜高宗和闵妃集团不肯向清使披露朝日会谈的进展及真相,却充分利用清使册封的时机,断然决定与日本议约,造成得到清使支持的假象,以瓦解国内主战派。《申报》报道及日人菊池谦让的记载均非信史。     

论事大主义与朝鲜王朝对明关系

事大主义是儒家一种外交理念 ,是小国保存自身、应对大国的策略。它发端于东周 ,广泛存在于古代的儒家文化圈之内。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王朝中亦存在于分裂时期诸政权之间、周边藩国与中央王朝之间。而在朝鲜半岛与中原王朝交往中尤其重要。朝鲜王朝高举事大主义的大旗 ,诚心事奉明朝。形式上它依从儒家礼仪制度 ,奉行朝贡之策 ;思想上归依中华。朝鲜对明朝行事大之礼 ,明朝则对朝鲜采“字小”之策。维护朝鲜的利益不受侵犯 ,是壬辰战争时期明朝出兵援朝抗倭的原动力。正因为朝鲜对明朝采取慕华、事大之策 ,所以明代中朝关系成为典型的宗藩关系     

19世纪70年代中日之间周边问题及后患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把“征服邻国”作为长期战略。19世纪70年代中日之间周边问题主要针对琉球,另外则通过征韩论觊觎朝鲜。当时清政府官员在琉球交涉问题上有三种意见,它反映出中国在外交方面的处境。日本吞并琉球、入侵台湾所带来的后患是朝鲜、台湾相继被日本占有,接着就是逐步去实现其大陆政策。需要我们反思的还有中国半殖民地化和日本殖民主义化。     

清初中日关系研究

发迹于中国东北的女真人在日益壮大的过程中密切关注东部海疆日本。而后日本丰臣秀吉的两次侵朝战争和后金对朝鲜两次战争使满洲政权进一步了解日本。清国在第二次对朝战争中制定了对日“宗属”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在朝鲜的“倭情报告”政策和日本的抵制下最终流产。这一结果使得清国不得不重新对日本政策进行调整,从此对日采取了消极的政治、外交政策和单向的经济贸易政策。以朝鲜为中介的清初中日关系的变化以及对日政策的最终定位对清国、朝鲜、日本三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一定位将清、日、朝三国的东亚关系固定在一个不变的模式下,并使之保持了近200年。     

清朝与日本之间的情报搜集——以清朝入关前后为中心

明末清初,素有瑜亮情结的中日两国,彼此极力相互搜集对方的情报,以因应急剧变化的地缘政治格局。结合中国、朝鲜以及日本史料,分析清朝入关之前通过朝鲜的对日情报搜集,以及日本基于唐船风说书的对华情报搜集,不仅呈现了明清鼎革之际中日之间情报攻防的实态,而且折射出当时清朝、朝鲜、日本三国之间复杂而诡谲的利益分野和外交博弈。从更长的历史时段来看,前近代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关注,远远高于"自居天朝"的中国对于作为"撮尔蛮夷"的日本的关注。这种相互认知的不对称状况,无疑对于后来日本和中国的世界认识之分野,乃至面临西方势力的冲击所作出的不同反应,有着无可估量的深远影响。需要注意的是,基于"情报"的历史分析,自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至今关于异国情报的研究,在日本学界仍然呈现方兴未艾的迅猛势头。对此中国学者如何予以旨趣不同、立场相异的学术因应,或许才是论文更深层次的意义所在。     

关于朝鲜与明代建州女真关系研究的理性思考

朝鲜与明朝境内东北边疆民族建州女真之间的关系,是朝中两国政治关系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本课题展开专题研究,不仅可以丰富明代朝中关系史的内容,而且对研究朝鲜与中国的关系史具有较大意义,同时对当前处理多边外交问题也有一定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日本大谷探险队所获汉文佛典与龟兹汉风壁画

汉风壁画是龟兹佛教美术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对于当地出土的汉文佛典与现存壁画之间的关系问题学界尚缺乏充分的探讨。本文利用刊布的大谷探险队所获汉文文书,结合汉风壁画的有关材料对此问题进行初步讨论.     

李鸿章对朝鲜的"以夷制夷"政策与《朝美条约》的订立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征台、侵琉、征韩的侵略活动一步步扩大和加深,李鸿章对日本＂为中国患＂的认识也日益深刻,开始从中国地缘安全的切近关系审视朝鲜问题,酝酿实施将中国传统的＂以夷制夷＂策略和近代＂均势政策＂相结合的新的对朝政策。从劝导到主持朝鲜与美国立约通商,李鸿章意在把列强势力引入朝鲜而令其彼此牵制,以杜绝日本势力的进一步扩张,确保晚清中国在朝鲜的优势。     

略论吐鲁番墓葬中出土的天象图

天象图,亦称天文图,是我国古代人们对天文的早期认识和描述。吐鲁番墓葬所见天象图主要出自高昌故城附近的阿斯塔那与哈拉和卓基地。其一出自十六国时期墓葬的壁画和纸画中,主要绘有日、月。如阿斯塔那13号墓所出“墓主人生活图”纸画（图一）,上方两角分别绘出日、月,日内绘金乌,月内绘檐妹,日月之间有北斗星辰,哈拉和卓97、98号墓室壁画上方也绘有太阳和月亮①。图一墓主人生活困（64TAM13）其二见于麴氏高昌和唐代西州时期的墓葬中。这一时期的墓葬出土有大量的伏表女娲图（图二）,图中均绘有日、月、星辰等天象。日中多绘三…     

试论古代中日之间的三次战争

古代中日关系,从有文字记载的东汉算起,至清季,大约有一千八百余年的历史,若依据考古资料,则可追溯更久。在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中日两国的关系,主流是友好的,但也有过三次规模大、影响深的战争。 所谓古代中日间的三次战争,是指:一、663年唐朝与朝鲜新罗的联军与日本军在朝鲜白村江口的战争;二、1274年及1281年元朝忽必烈两次发兵进犯日本;三、1592年     

明代会同馆对朝鲜使臣“门禁”问题研究

明代嘉靖以后,对朝鲜使臣出入会同馆严加限制。究其原因,既有防范朝鲜使臣在京的文化(禁书的购买)、商务(禁物的购买)和军事情报收集等活动的内因,又有牙子与朝鲜通事人员在违禁贸易中相互争利,以及会同馆借机从中"操弄买卖之事"等外因。朝鲜虽然屡次与明交涉,要求解除门禁,但由于朝鲜与明之间的所谓"事大"与"字小"的关系,实为两国间利益相争的关系,因此其交涉以失败告终,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朝鲜通信使眼中的日本器物形象

朝日贸易使日本器物流入朝鲜,朝鲜文人通过日本器物又认识了日本,并形成了对日本的想象.在朝鲜通信使笔下,器物精良的日本形象主要是通过描绘日本的文化器物和工业器物建立起来的.在他们看来,日本大和民族是一个精于工艺、制品精良的民族.因而,他们十分羡慕日本的器物之制,并力主导入日本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工艺手法,以提高朝鲜的生产效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