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世界时的“立场”与“心情”的“标本”

本文以西学东渐中的容闳为背景，在２０世纪中国作家寻求与西方现代文明沟通的整体联系中，分析费孝通访外散文作为文化“标本”的意义与价值，探讨一代知识分子走向世界时的“立场”和“心情”以及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表现出的差异。     

作家的经济状况对创作的影响

作家的创作都是在特定的经济（物质）条件下进行的，但作家所处的经济状况对其创作产生何种影响，什么样的经济条件才有利于作家创作力的保持和提高，过去一直没有引起人们应有的注意。我国古代有“诗穷而后工”的说法。后来不少人依据这种说法，认为搞文学创作的作家，要想取得成就，特别是高度成就，就应当保持经济上的贫穷。因为只有贫穷才能使从事创作的人成为大诗人、大剧作家、出色的小说家。似乎贫穷是成为大作家的必备条件。其实，这是对“诗穷而后工”原意的曲解。“诗穷而后工”出自宋代欧阳修的《梅圣俞诗集序》。原文是这样的：…     

对杨朔散文观的再认识

杨朔“当诗一样写”的散文观招致了今天的非议 ,批评者忽略了它产生的文化背景 ,忽略了它产生的特定的历史情境以及作家自身的生活经历 ,因而有失公允。     

穆木天“纯诗”观的先验性及非纯因子探析

穆木天“纯粹诗歌”的诗学主张,以“先验世界”为其哲学背景,开启了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的理论先河。然而,受文化前在视野及特定历史情境等因素的制约影响,“纯诗”理论隐匿了不少非纯因子,并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被激活、放大、扩散,最终促成了“纯诗”向革命诗歌的转向。     

“以史释诗”的有效性与局限性管窥

“以史释诗”是一种用“史”的眼光将诗与史结合起来,对诗作史的解读与还原,以求回归诗歌创作“原生态”,回归诗章“本义”(meaning)与诗人“本意”(intention)的诗注方法。这种方法,一方面开启了诗的历史化解读,另一方面阐释重心由“诗章之义”转向“诗人之志”,诗人的背景资讯备受瞩目。说诗者在对诗人背景资讯的瞩目与对话中,达到对诗歌的深刻理解与深度阐释,“以史释诗”的有效性大为彰显。然而,背景史料是一把双刃剑,当它与文本信息交互不一时,便又造成了对文本阅读与理解的障碍,“以史释诗”的局限性由此呈现。故说诗者在诗歌阐释活动中不可拘泥于背景阐释,宜多途径对话,多途径阐释。     

论杨朔散文的诗美

杨朔的散文不仅表现为“诗的哲理”的内容,而且通过诗的艺术美来表现作品内容的诗意,使之成为“哲理的诗”.在论述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必须说明的是:诗与散文之间并不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古代文学史上很多作家早已在创作实践     

在文本内外关联修辞与历史——试析“漫长的20世纪”视域下的寓言化批评方法

陈晓明对中国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具体文本研究深入反哺了他关于“漫长的20世纪”的理论建构,其可视作本雅明意义上的“寓言批评”在当代中国的回声。陈晓明从文本细部出发,以“漫长的20世纪”背景下的作家心灵史为中介,将美学与历史深入结合。在对“漫长的20世纪”的经验建构中,陈晓明一方面从特定文本的美学表征出发,阐发作家带有强烈时代症候性的历史意识,另一方面则诉诸作家意识中那些超越了特定时代语境的思想特性,发掘出“自然史”这一内在视点,亦关注作家对革命遗产的价值转化,从中提炼出“漫长的20世纪”经验的中国特质。陈晓明对中国经验的深入辨析,得益于他对1950、1960年代人心灵史的深切体认,他深入文本的复杂层次,发覆一代人心灵史的印痕与褶皱,从生命实感出发捍卫一代人的历史真实,在这个意义上,他亦是阿甘本所说的“同代人”。     

“渐西朝隐 浙派巨子”——论同光体诗人袁昶

对近代重要诗人袁昶,学界一直认为是洋务派作家,通过对其政治派别的考辨,进一步探求其特定政治背景下的“朝隐”心态,能够较全面地重新评价这位曾被视为保守派的诗人,及其诗歌创作内容与风格。     

也说“复关”——兼论春秋庶人婚俗

《诗·卫风·氓》中“复关”一词,历代注家着眼于“氓”,说法各异。结合上下诗意与春秋庶人婚俗,“复关”应是诗中女子用以搪塞他人的隐语,当指“返回的媒人”。春秋时期“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出现于庶人婚姻,是基于消解原始对偶婚影响、巩固一夫一妻制婚姻家庭的特定背景,有其进步意义。庶人婚礼的基本框架是“三礼”。     

《沧浪诗话》与江西诗学

文章就《沧浪诗话》与江西诗学相关的理论与批评作一比对,认为严羽不少诗学思想来自江西诗学,尤其是黄庭坚的诗学思想,诸如师法前人“立志须高”、“参”“悟”之法、“别趣”之说、“收拾贵在出场”等。“别材”与用字拘来历,针对江西“以才学为诗”而发则切中江西诗学病痛,但未能考虑特定的政治背景。批评宋诗“尚理而病于意兴”,实则宋诗尚理而趣在其中。反对宋人和韵酬唱,本自朱熹,当辨证分析。     

诗意与诗译

中国古典诗歌是中华民族文化中的一颗璀璨的明珠。由于英汉两种语言存在极大的差异,加之中国古典诗歌所特有的音韵美、意境美等特点,使得中国古典诗歌英译的道路显得尤为艰难。本文试图从中国古典诗歌的特点出发,借鉴前人研究的理论,对中国古典诗歌的英译方法提出自己的看法。     

论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

学术界经常讨论外国诗歌对中国新诗文体以及创作的影响,却往往忽略了处于二者之间的译诗的中介作用.本文从两个层面论述了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文体的中介;译诗是外国诗歌影响中国新诗创作的中介.在此基础上探讨了中国新诗及创作的发展对译诗的促进作用,由此也突出了诗歌翻译与创作的互动关系.     

"赋诗言志"中的赋诗与答赋

《左传》、《国语》中所载的赋诗言志,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是一种用诗者依据当时普遍认可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采用相似性联想,通过断章取义的吟唱诗章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愿,且需对方揣测意会、双向互动才能完成的复杂而微妙的机制.     

新诗还是应该叫白话诗

新诗,也曾称为白话诗、自由诗。但"新诗"一名不能标明其任何文体特征,"白话诗"古已有之,"自由诗"在格律体新诗出现之后已不能概括全部新诗。人们目前能够想到的命名,如"现代汉诗"、"现代诗"、"语体诗"、"西诗"等,都不大得体。"胡诗"虽然比较传神,却不大可能被普遍接受。故这一诗体,还是叫回它最初的名称"白话诗"为宜。     

藕断丝连：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的相似性

现代白话诗虽然与古典诗歌有巨大的区别,但它从各个方面都受到古典诗歌的影响。其词句语法和写作习惯、意象的选用和特点,以及修辞手法等方面都与古典诗歌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这些现象说明新诗与古典诗歌并非二元对立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现代与传统的关系,最终会决定现代诗歌成就的高低。     

论诗歌的模糊性及其翻译中的模糊处理

诗歌具有模糊性,其模糊语言创造模糊美。模糊美作为诗歌美的一部分在译作中应得到表现,译者的任务是在目的语中找到恰当的语言表达式,即能激发读者想象和联想的语言,再现原诗的模糊美。汉诗英译的模糊处理在翻译中有着特殊的功效。     

“赋诗言志”中的赋诗与答赋

《左传》、《国语》中所载的赋诗言志,是一种独特的传播接受机制,是一种用诗者依据当时普遍认可的伦理观念和价值取向,采用相似性联想,通过断章取义的吟唱诗章委婉含蓄地表达意愿,且需对方揣测意会、双向互动才能完成的复杂而微妙的机制。     

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与新诗范式问题

郭沫若当之无愧是中国新诗的奠基者。论文试图从郭沫若浪漫主义创作的以感情为诗本体、以自由诗为诗体的诗歌,分析中国初期诗人及郭沫若浪漫主义诗歌对诗歌形式、本体的言说方式下的历史功绩和艺术过失。     

韩偓诗歌对词体的影响

韩是晚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其歌诗集《香奁集》多以都市女性生活为题材,内容上呈现出绮艳、“淫靡”的特点,并且采用“男子作闺音”的表现手法,具有典型的词体特色。韩的《香奁集》不仅体现了晚唐的审美风尚,而且成为后代词人借鉴的重要对象,在词体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

英美意象派诗歌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发生发展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诗歌理论不仅直接加速了中国的新诗革命,还参与和影响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理论的建构。论文对英美意象派诗歌理论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影响阶段及特点进行了梳理,以期揭示其与中国现代新诗的不解之缘。